| 词条 | 西夏文 |
| 释义 | 西夏文是西夏仿汉字创制的。汇编字书12卷，定为“国书”，上自佛经诏令，下至民间书信，均用西夏文书写。为方便人们学习西夏文，还印行了字典。西夏于1227年亡于蒙古帝国，西夏文也随之逐渐湮灭无闻。如今，这些字典以及一批佛教经卷和手书作品，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多有发现。西夏文的创立虽然字形与汉字相仿，但避免与汉字的雷同，也就避免了汉字及本身文字的混乱。西夏文属汉藏语系的羌语支，西夏人的语言已失传，跟现代的羌语和木雅语关系最密切。 简单介绍中国古代西夏党项羌族使用的文字。11世纪西夏主李元昊称帝﹐在广运三年(1036)颁布西夏文﹐并命野利仁荣加以演绎﹐曾在西夏境内与汉文同时流行。西夏国灭亡(1227)后﹐西夏党项后裔仍有人使用。元代居庸关刻石和明代中叶保定出土的石幢上有西夏文﹐距创始时已有500余年。此后逐渐湮没﹐成为一种死文字。 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属表意体系。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1036），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称为蕃书或蕃文。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用点、横、竖、撇、捺、拐、拐钩等组字，斜笔较多，没有竖钩。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两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部分，如上部、下部、左部、右部、中部、大部，有时也用一个字的全部。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分别类似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部分译音字由其反切上下字的各一部分合成，类似拼音字。有的字以另一字的左右或上下两部分互换构成。两字多为同义字。象形字和指示字极少。书体有楷、行、草、篆，楷书多用于刻印，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手写。 创建始末西夏文字的创立历史上有多种说法，相传为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大夏国主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费时三年而成。 西夏文创制后，尊为西夏国字，下令推行，用于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应用范围很广。还特设蕃字、汉字二院。汉字院掌管与宋朝的表奏，中书汉字，旁列西夏文；蕃字院掌管与其他王朝的文字往来，用西夏文书写，附以该王朝使用的文字。 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继续使用。元代称为河西字，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经，并有活字印本。元至正五年（1345），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内的六体文字石刻中，西夏文是其中一种。明初曾刻印西夏文经卷，保定出土的两座刻有西夏文的石幢，建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表明西夏文至少使用了四五百年。随着党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西夏文也成为无人可识的文字。 《宋史》把西夏文字的创造归公于元昊，说“元昊自制番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辽史》记载为“李绩迁……子德明，制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则把西夏文字的发明归功于德明；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则认为：“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番书，独局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说西夏字是由野利遇乞创造的。这三种说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把西夏文字说成是某一个人的创造，这些说法和把汉字的发明归功于仓颉一样，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认为西夏文字是党项族劳动人民在长期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结构创制而成的。 基本结构语法结构西夏语有它独特的语法结构。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而形容词有时则放在名词之前，有时则置于名词之后。经过国内外学者近八十年的研究，对西夏语言的规律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字形结构西夏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文字，初看与汉字相似，因为它是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创制的。它的基本笔画，也有与汉字相同的点、横、竖、撇、捺、左拐、右提，但没有汉字常见的竖钩，对撇捺等斜笔运用较多。由于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认记、书写都有一定难度，就连汉字中书写最为简单的数字，到了西夏文里笔画也相当繁杂。 西夏文字仿照汉字创制，汉字书法有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真书即楷书。传世西夏文献中已发现篆、楷、行、草四种书体，而未见西夏文隶书。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创建方法在西夏文中，除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直接采用文字元素创字外，绝大部分是合成造字。包括会意、音意、对称、互换、反切、长音等六种合成法。如： 会意合成法：西夏文“水”字中的一部分+“土”字合成（泥） 音意合成法：读音为“令”的西夏文的一部分+西夏文“绢”字的一部分，合成西夏文“ ” 互换合成法：（指）——（趾）（逃）——（服） 对称合成法：（双）（唇）（中）（分） 反切合成法：读音为“妻”的西夏字的一部分+读音为“因”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合成汉族“秦”姓的西夏字。 长音合成法：读音为“阿”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含意为“长”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合成阿长音。 与汉语的关系西夏文作为党项族的语言和文字，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在归附唐朝以前，党项族曾一度为吐蕃族所统治，曾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写语言。西夏语言和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与彝、傈僳族、纳西等族同属一种语族。 西夏文字是党项族劳动人民在长期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结构创制而成的。元昊称帝时，令野利任荣造番书，不过是把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和推行。西夏文公布以后，汉文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大量的事物表明，不仅劳动人民，就是在统治阶级中，也往往两种文字同时并用，汉文在西夏文化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西夏文书籍书籍全览目前已发现的文献十分丰富。其中包括法律著作《天盛年改定新律》、《猪年新法》和卷子式西夏官阶表。历史著作有《太祖继迁文》。官私应用文书如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二年（1069～1070）的瓜州审案记录、天盛二十一年（1169）卖地契、天庆元年（1194）会款单、光定元年（1211）谷物借贷文书、乾定二年（1224）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辞典字书如《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义同一类》、《五音切韵》及《杂字》数种。此外还有大批金石碑刻和汉文典籍以及大量的佛经译本。 详细介绍西夏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并有许多论著。据出土的刊本和写本，西夏人编撰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五音切韵》等有关语言文字的著作多种。《音同》刊印于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成书的时间则可能还要早些。收集六千一百多字。它仿《切韵》的分类，以每个字第一个子音的次序排列。子音又分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牙音、喉音等九类。每一类中又将含有相同发音系数的字，依次归纳成同一小类，所以在同一类中，只要知道其中某各字的读音，其余各字的音也就可以随之读出。《文海杂类》排列方法和《音同》按韵排列的方法相似。每字下有三部分注释。一是分析字形，二是解释字义，三为反切注音。《文海》残缺很多，今 只存有三千字左右，依韵排列，也分字形、字义和字声三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乾佑庚戌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它是一部汉文和西夏文对音的字典。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说，这本书供西夏人学汉文、汉人学西夏文用，以达到互通语言，增进党项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情谊。全书按内容分为天、地、人三大类，每类又分成列，每列四行。右数第一行为西夏字的汉字注音，第二行为西夏本字，第三行为西夏字的汉文意义，第四行则为释意汉字的西夏对音。这部字书，为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此外，又有名为《杂字》的书，收集的字分类排列，有天、地、人三大部，以下再分小类，如男子衣服、妇女服饰、树木、蔬菜、草、五谷、西夏姓氏、器具等。解释字义用小字，并注明其汉字，如西夏字“琵琶”下注曰“汉名琵琶”。可能是作为启蒙教育的杂字课本。 直至19世纪末才有人开始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学。由于西夏文解读的进展，西夏语的秘密也逐渐被揭开，它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目前国内外对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在逐步深入。西夏文及其文献的研究成果为文字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文献和文物由于西夏时期大力推行用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史典籍及佛经，所以西夏文字在一部分党项贵族的影响。西夏灭亡以后，元朝的统治阶级曾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余卷，分施与原西夏统治的主要地区，继续利用佛教来加强对党项民族的统治。考古材料证明，西夏文在个别地方还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河北省保定市近年还出土了晚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字雕写的石经幢。 国内保存西夏文文献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宁夏、甘肃、陕西、天津、上海、内蒙古等地的文博单位也有一些藏品。不少珍品流失于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瑞典等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入藏最多，是20世纪初，沙俄的柯兹洛夫从中国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掠去的。参考书目史金波、白滨：《西夏文及其文献》，《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 教育教学西夏人所著的西夏文字音韵书和幼学书主要有﹕《番汉合时掌中珠》﹐骨勒茂才着﹐西夏干佑二十一年(1190)刊。为研究西夏文字和语言最重要的文献。《同音》﹐分新﹑旧两种版本。旧本为正德六年(1132)修订。新本内容和分组同于《文海》﹐当与其同时或略晚。《文海》﹐西夏文韵书﹐12世纪中叶刊本。 仿汉文《广韵》体制。每字按著者观点解释西夏文字的构造和意义。另有《文海杂类》残卷﹐解释文字的方法与《文海》相同。《五音切韵》﹐干佑四年(1173)写本。尚有其他写本。《圣立义海》﹐用西夏格言注释的辞书。干佑十四年(1183)刊。《同义一类》﹕西夏干佑二十年(1189)刊。《三才杂字》﹐干定年间(1223～1226)刊。 现存西夏文译的汉文典籍和藏文佛经等﹐文物有文书﹑碑刻﹑官印﹑禁牌﹑钱币等。西夏帝李元昊于1037年设国字院。西夏文的创制与使用对西夏国统治的确立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现代研究其言已逝 其学不绝近千年前出现的西夏文，伴随着党项族的兴衰荣辱而起落变化，明代之后黯然灭绝，成为一种“死文字”。而现代，随着西夏文献的出土和学术研究的展开，西夏文正逐渐褪去神秘光晕，成为解读西夏乃至一段中国历史的钥匙。 寻访西夏文物质遗存的同时，记者走访了北京、银川等地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访问工作在西夏研究第一线的学者，了解西夏文研究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契机。 “前些年，一般认为国内懂西夏文的不超过十个人;现在，估计已超过十个人。”在北京协和医院候诊室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这样告诉记者。 薪火四代 砥砺向前自1804年《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重现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夏文字，张澍、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等都曾在该领域筚路蓝缕。1932年，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推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这期专号为这份《馆刊》的第4卷3号，汇集了聂历山、罗福成、周叔迦等中外著名学者的相关文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是中国学者了解西夏文字、佛教等的重要资料之一。 目前，西夏文的研究者主要集中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其中以北京和银川两地为重心。 银川是京外的西夏研究重镇。1997年，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李范文出版了《夏汉字典》，为首部采用四角号码查字的西夏文—汉文字典。为了完成这部字典，他历尽艰辛，在荒凉的西夏王陵“闭关”多年。他遇到了拟音的困难后，最终采用了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龚煌城的拟音方案。他希望这能成为一段海峡两岸学者合作的“佳话”。记者在李范文家中，看到了他正进行的一项工作的草稿。李范文从修订《夏汉字典》后计划出版该书的精简版，保留拟音、释义、四角号码等，让更多读者能够由此进入西夏文字的世界。 真正取得国际关注的研究成果是从著名西夏学专家王静如开始的。1929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王静如于1932年至1933年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他的研究曾得到陈寅恪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中赞誉。1936年，他荣获著名的法国儒莲奖。 西夏文献“归国路”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达成协议，合作编辑、出版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献。从当年起，史金波、白滨和聂鸿音等赴圣彼得堡整理、研究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汉文部分，这项工作逐渐扩展到西夏文文献部分。目前，西夏文文献部分已出版了7卷，第14、15两卷也将于近期出版。 从黑水城文献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开始，大量重要西夏文献流失海外，保存于俄、英、法等国的研究机构或图书馆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西夏文献在海外、中国学人反倒要受制的情况发生了显著转变。 在诸多文献刊布时，另一重要事务也被提上日程。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位于文科楼8层的办公室，院长杜建录告诉记者，他们计划通过一个科研项目，由研究院牵头，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专家合作，在定题、缀合和叙录三方面开展工作，彻底摸清黑水城文献的“家底”，给中国乃至世界的西夏研究一个交代。杜建录还告诉记者，研究院有一个西夏文献数字化项目，将西夏文献全部文本化，制成电子版，再扫描成图像，纳入数据库，加以精确核校，可以通过检索调出。这或许为研究带来取得突破的可能：“过去学者抄卡片，检索不方便;而能够搜索，再加上链接，可能带来划时代的变革，使研究从手工迈入电子化时代。” 此外，在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束锡红的主持下，《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先后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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