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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西方正典
释义

基本信息

书名: 西方正典

作者: [美] 哈罗德·布鲁姆

副标题: 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原作名: The Western Canon

isbn: 7806578617

页数: 461

译者: 江宁康

定价: 34.80元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5-4

作者简介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7月11日生于纽约,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

哈罗德·布鲁姆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六十年代布鲁姆通过对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深入研究,动摇了对T·S·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义批评在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代前期转向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与德·曼、哈特曼和米勒并称耶鲁四大批评家,以诗歌误解和影响的焦虑理论更新了对文学传统的认识。九十年代以后又转向《圣经》和宗教研究。

1973年推出《影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在美国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江晓原:《西方正典》对文学很悲观

好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评论《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的文章,那时我读的是台湾繁体字版,高志仁的中译本。此后,我不止一次对媒体和出版界的朋友感叹,这么一本不错的书,大陆出版社怎么就不出呢?如今此书的简体字版终于问世了———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是另外一个中译本。

以莎士比亚为标尺选择正典

所谓“正典”(canon),在西方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意。本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被作者认定的大师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串讲、赏析和评论。这26位大师是: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约翰逊、歌德、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卡夫卡、博尔赫斯(阿根廷)、聂鲁达(智利)、佩索阿(葡萄牙)和贝克特(爱尔兰)。

本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是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美国学术院院士。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有关学说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就是他那本著名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构成了一切正典的标尺。本书所选26人中的乔叟和但丁在莎士比亚之前,但此两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们对莎士比亚的影响而确立的。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呢?换句话说,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也得以进入“正典”之列呢?答案是某种“陌生性”(strangeness,其实还是台湾译本的译法“疏异性”更准确)。陌生性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在莎士比亚的巨大阴影之下,不竭力抗争,不强行疏远和变异,就将无以自立。

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对文学的悲观情绪

本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布鲁姆的“正典”和“疏异性”理论,而是布鲁姆对文学极度悲观的态度。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悲观情绪,这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第一章的标题是“经典悲歌”,末章标题则是“哀伤的结语”。布鲁姆认为现今的状况是“低劣”的,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今日的学术界“已经变得走火入魔了”,他抱怨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法德理论的克隆,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这使他感到文学研究的分崩离析已经不可避免。而时尚的MTV、饶舌乐、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注意本书初版于1994年,那时这些空间形态还很初级)等“声像文化”,当然也让布鲁姆十分厌恶,只有当想象到约翰逊博士或乔治·艾略特如果见到这些玩意儿时必会“加以嘲笑和拒绝”,才能给他一点安慰。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由知名教授接受媒体提问的聚会,主题是书籍与阅读。我发现弥漫在那个聚会上的气氛,倒是与布鲁姆的悲观情绪十分合拍。教授们纷纷哀叹如今的年轻人不肯读书了,至少是不肯读经典了,他们只读那些“拜金和媚俗”的垃圾书籍,只肯“读图”,要他们用“兰”字组词都不会,等等。看来这种对世风日下的哀叹,本身就是相当时尚的,而且是“与国际接轨”的。

不过,悲观与否,取决于个人的性情和立场,并非完全听从理性。乔治·艾略特若生活在今日,面对流行艺术与网络世界,未必真的会像布鲁姆所希望的那样“加以嘲笑和拒绝”,说不定还会乐此不疲呢。

布鲁姆只能告诉读者:我读了些什么,以及哪些书籍值得去重读

学者固不能媚俗,但也不能反过来“媚雅”。雅俗之间,学者的立场,不妨借用孟子所说的“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即学者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操守治学,是雅是俗,时尚与否,皆非我所虑也。有一天时尚忽与所治之学合拍,不妨听之;又一天时尚忽与所治之学远离,依然听之。也就是类似于庄子所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因此,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结束时说,“要告诉你们的,既不是读什么也不是怎样读,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读了些什么,并且哪些书籍值得去重读”,也还算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布鲁姆告诫说“经由阅读而面对伟大,是一种私密而费时的过程,也无法融入批评的时尚。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时”,虽然抱怨“过时”还是有些意气用事,但也不无道理。在如今这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时代,要静下心来进行真正的“面对伟大”的阅读,有几人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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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4 0:1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