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文献中，参差不齐地载有红山东侧断崖的摩崖碑刻共有七通。它们分别是：“功垂百代”摩崖碑 、“安藏碑记”摩崖碑、“恩泽藏峙”摩崖碑、“用昭万世”摩崖碑、“异域流芳”摩崖碑 、“雍正七年”摩崖碑、新见的两通摩崖碑。

政治文化(概述)

规格碑文

民族团结永恒不变的主题

政治文化

概述

红山东侧断崖的山势地形大致呈一梯状石坡，长有各种杂草、矮丛植被，许多岩石裸露，由路面自下而上共有四级台地，再往上就是布达拉宫的白宫外围墙了，第四级台地距城市路面约高有20米左右。

摩崖碑刻

在各种文献中，参差不齐地载有红山东侧断崖的摩崖碑刻共有七通。它们分别是：

“功垂百代”，摩崖碑

位于第四级台地上，记载了康熙五十九年清出兵征剿侵扰西藏的准噶尔部，由李麟率领的中路清军征战情况；

“安藏碑记”摩崖碑

与“功垂百代”摩崖碑相邻，位于第四级台地上，碑文中见有“抚远大将军王，驻节西宁……和“平逆将军……专征……”等字样，款铭有“大清康熙五十九年……”字样；

“恩泽藏峙”摩崖碑

也在第四级台地上，位于“安藏碑记”摩崖碑南侧稍许，碑文中见有“钦差协理西藏军务……”及“驻防……大多四川省东川营……步队……”和“……等公立”字样；

“用昭万世”摩崖碑

位于第一级台地西壁，高出路面近2米，记载了清为驱逐准噶尔部出藏，康熙五十九年用兵西藏，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的南路清军征战情况；

“异域流芳”摩崖碑

与“用昭万世”摩崖碑紧连，也位于第一级台地西壁，内容基本是南路将士和驻守西藏官兵的记名，款铭见有“大清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仲春月吉日驻藏各蒙古四川云南伍千名兵丁公立”字样；“雍正六年”摩崖碑，位于第二级台地稍偏南绝壁上，记载了雍正五年西藏发生内乱，翌年清兵进藏安抚的情况，为钦差吏部尚书查朗阿等人所制；

“雍正七年”摩崖碑

与“雍正六年”摩崖碑刻于同一绝壁岩面，只是位置在上，主要是一首四句四言赋，款铭“……钦命料理藏务陕西永昌副将锡三马纪师题并书”字样。

新见的两通摩崖碑

新见的两通摩崖碑，皆位于第三级台地上，距地面高约15米左右，辨识研读得知碑题名称分别为“流芳百世”摩崖碑和“永戴千龝（秋）”摩崖碑，相邻同刻于坐西向东的一石壁面上，碑帽、碑身边沿阴刻线清晰，基本具备“碑”的形制。碑题“流芳百世”与“永戴千龝（秋）”字形较大，书刻方向从右向左，皆为阴刻汉文楷书横列。现两碑被一大幅莲花生阴刻摩崖造像基本覆盖，施以黄、绿等重彩油漆，远视、近观或乍看，皆只见莲花生大师端坐结印呈法态，由于重彩逐年不断施加，油漆厚重，石壁面坑凹裂纹几乎都被填平，滑亮反光，但深压在下的大、小阴刻汉字，仍可隐约识出，但大多数模糊不清。

规格碑文

面向该二通摩崖碑所在石壁，

“流芳百世”

“流芳百世”摩崖碑位右，通高176．5厘米；碑帽最高处35厘米，最宽处91．5厘米；碑身高141．5厘米，宽84．5厘米；碑题“流芳百世”四字高依次各为9．4厘米、13．5厘米、11．2厘米、11．2厘米；宽依次各为13厘米、11．6厘米、9．8厘米、13．8厘米。碑身部分从右向左分别在6竖行不同的位置上，可辨识研读出一些字的偏旁和字句，它们是“…彳（偏旁）……张……”；“……郎口（偏旁）……”；“……景麟（开）化……”；“……感戴……”；“……地方军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德政碑”；“大清康熙六十年季春月……”字样。

“永戴千龝（秋）”

“永戴千龝（秋）”摩崖碑位左，通高178厘米；碑帽最高处36厘米，最宽处91．5厘米；碑身高142厘米、宽84．5厘米；碑题“永戴千龝（秋）”四字高依次各为13．2厘米、13厘米、13．4厘米、10．2厘米；宽依次为10．5厘米、10．1厘米、10．5厘米、12．3厘米。碑身部分从右向左分别在3竖行不同的位置上，可辨识研读出一些字句，它们是“巡抚云南福建……兵……副都御史记录三次杨（尽信？）德政碑”；“……向……”；“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季春月吉日立浙江省八旗五百名……”字样。

谁刻留的摩崖碑

专家认为新见的这两通摩崖碑是进入拉萨为驱逐准噶尔部的清朝军兵所刻留。

首先，尽管新见的这二通摩崖碑上目前能识读出的内容尚极其有限，但从款铭可得知，其分别刻造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农历三月（“季春月”）和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农历三月（“季春月”），这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为驱逐准噶尔而第二次出兵西藏，在时间上没有什么冲突。另外，同处红山东侧断崖第一级台地上的另一摩崖碑“异域流芳”摩崖碑的款铭也明示刻造于“大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岁次辛丑仲春月吉日”，这与“流芳百世”摩崖碑款铭示明的“大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季春月……”，在年份上相比较，同属一年刻造。

其次，从碑文所能识读出的内容上，新见“流芳百世”摩崖碑的碑身中部以大号汉字楷体由上而下见有“……地方军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德政碑”字样，而在“异域流芳”摩崖碑的碑身中部也以大号汉字楷体由上而下见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四川军务兼理巡抚事加三级记录三次大老爷年德政碑”字样，从“字种”（汉字）、“字号”（大号）、“字形”（楷体）、“字位”（碑身中部）。“字序”（由上而下），特别是这一串字符都以“德政碑”三个字结束，相互比较，无论刻款样式、言词内容，还是用语风格都基本一致，为同一时期刻造当无疑。

再次，新见的这二通摩崖碑，与另五通摩崖碑（“功垂白代”、“安藏碑记”、“恩泽藏峙”、“用昭万世”、“异域流芳”）共处红山东侧断崖处，在刻造地点的选择及手法上皆为寻找山石岩体较为宽大平整处，稍加以修理就造形刻文，皆为依山势石形而造的摩崖碑制。另外，这七通摩崖碑在碑的造型风格、书写形制方面也如出一辙。通碑除内容外，包括碑帽、碑身。其阴刻外围轮廓线、碑帽呈近半圆形，而左右两边，均匀对称宽大于碑身两侧的竖向轮廓线的交点呈直角。碑题位于碑帽中部，碑面由右向左大号汉字繁体书刻，字距适宜，遒劲有力，刻法谙练，刀锋明显。碑身呈长方形，碑文内容皆由上而下从右向左书刻，款式有序，字号大小不一，字形楷、隶、行体分布，皆相间相宜，整个形制布局、内容安排、刻文风格均相一致。对这些视觉共性特征进行比较，推论分析，这七通碑刻应属同一时期作品。而上列五通摩崖碑已被考证公认为康熙年间为抗击蒙古准噶尔部侵藏，清廷第二次用兵西藏时的清军官兵所刻留。这样，上述另两通新发现的摩崖碑，理应也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产物，同样是中央王朝抗击侵略，恢复边地，安定西藏的历史见证，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

红山新见的二通摩崖碑与已有文献载录的另五通摩崖碑，把我们拉回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用兵西藏的那场战事中，也就联想到了清廷“驱准安藏”政策及其对西藏的经营主导思想。

17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西藏地方发生了几起作乱边疆、破坏国家统一的事件。这是与准噶尔部叛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清朝代表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即彻底实现国家的统一，一举平定准噶尔部的作乱，打击了同准噶尔上层合流的西藏地方反动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捍卫了祖国的统一。这是清前期“驱准安藏”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清中央历代经营西藏的主导思想之一。

1677年，准噶尔部噶尔丹自立为汗，四处剽掠。时在西藏出任“第巴”的桑吉嘉措力图扩张权力，图谋驱逐和硕特固始汗子孙出西藏，便加紧同噶尔丹勾结。

1688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部请求朝廷保护，清朝派员进藏，要五世达赖派代表劝说噶尔丹罢兵。桑吉嘉措假借已故达赖名义让济隆喇嘛前往，而此人阳为调解，暗则唆使噶尔丹扩大叛乱。①不久，噶尔丹推进到内蒙古地区，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

噶尔丹在乌兰巴托溃败后，1690年，桑吉嘉措用达赖领衔偕同噶尔丹等人给康熙帝上尊号。

1693年又以五世达赖名义要求清朝封他本人为“土伯特国王”。

1695年噶尔丹进据巴颜乌兰，再燃战火。

1696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兵败自杀。噶尔丹军中有西藏人参与作战，康熙帝第二次亲征时，从俘虏的西藏人口中始知五世达赖已死多年，康熙帝敕书桑吉嘉措，严厉警告。

1705年初，桑吉嘉措欲将拉藏汗赶出西藏，后败死。清中央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以肯定他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噶尔丹、桑吉嘉措相继败死后，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夺得准噶尔汗位，桑吉嘉措旧部前往乞援，西藏又生乱事。

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派策零敦多布率兵由藏北纳木湖突入西藏腹地，12月，入拉萨杀拉藏汗，准噶尔军队“茶毒生灵，肆行猖獗 ,蹂躏藏地”，②边疆大乱。

康熙帝于1718年、1720年先后两次调军“驱准安藏”。第一次用兵全军覆灭。③消息传到北京，朝野上下大为震动。但这次失败却促使清朝对进军西藏下了更大的决心，④隶熙皇帝斥责了“藏地险远，不宜进兵”的奏议，同时也在军事上进行了规模更大的准备，命第十四皇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任全军统帅，坐镇青海，居中指挥，调兵三路平叛。⑤一路进抵乌鲁木齐一线，牵制准噶尔援藏；其他分南北两路。南路从四川进兵，康熙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驻守打箭炉（康定），备足粮草。

1719年，满族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军先进驻理塘、巴塘一带，为大规模进军西藏作好准备，4月开始进兵，8月23日兵不血刃，进抵拉萨。北路则由青海进兵，由平逆将军延信率领，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力，同时另负有从塔尔寺护送七世达赖进藏坐床的重要使命。从这一安排来看，清朝对在西藏建立新秩序和恢复统治已有了初步考虑。北路军在青海打败准噶尔叛军，又在黑河（那曲）击溃其主力，策零敦多布率残部逃回伊利，北路军随后进驻拉萨。

清军进入拉萨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始在西藏重建政治组织工作。先建立由延信为首的临时军政府，⑥并消除和清算准噶尔人在西藏的影响，公开处决了在准噶尔军占领期间担任第巴并同准噶尔人合作的达孜巴和另两名噶伦，将被拘留在甲波日寺的六世达赖意希嘉措解送北京。这是为防止可能发生的阴谋所采取的预防之策。同时，还对拉萨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中的准噶尔喇嘛进行清除，对其中的五名加以斩首，其余尽行监禁。⑦

1720年9月，清朝为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这样，自废仓央嘉措以来长达14年围绕真假达赖的争执宣告结束，格桑嘉措在清朝支持下取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

1721年春，清朝组建了新的西藏地方政府。为了改变以往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废除了第巴一职，而改设几名噶伦，共同理政。由清朝一手组建并直接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建立起来了。之后，清军留3000人驻守拉萨，其主力逐由南路撤回。在巴塘、理塘、昌都和洛隆等处留有少量的驻军。同时，清廷还在西藏通往准噶尔的各要道严设关卡，每年夏季组织藏车巡逻防范。这样，清朝便结束了自固始汗入藏以来蒙古对西藏长达80年的占领和统治。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转移清朝，是清中央在政治和军事上对蒙古取得支配地位的结果，这符合当时西藏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清军入藏和组建噶伦制政权，并非清中央强加于西藏的行动，而是西藏在遭受准噶尔蹂躏以及达赖转世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清廷为捍卫疆域，安定西藏而采取的行动。

1727年和1750年，西藏又发生了由阿尔布巴和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发起的两起乱事，但由于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不断壮大，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平息了。

平定噶尔丹叛乱后，1709年清朝派员进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平定策妄阿拉布坦骚扰西藏后，清廷暂留军队驻藏，安定西藏地方局势，加强西南边防；平息阿尔布巴事件后，1728年（雍正五年）清中央在西藏设立办事机构，派遣驻藏大臣行使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加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管理；戡平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进藏处理善后事宜的四川总督策楞偕驻藏大臣班第、兆惠、舒泰等齐禀《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并得到清廷核准。此章程规定，西藏地方的重大事务“务须遵旨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西藏官吏的任免应“共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俟奉有达赖喇嘛并钦差大臣印信文书遵行”；⑧改革西藏政体，取消郡王制，正式设立噶厦政府，设噶伦四人，“噶伦办理事务，应在公所”，“噶厦事务，不可一人专行”。⑨这个章程包含安定西藏地方、巩固西南边疆，增强祖国统一的积极意义。

清中央在平定西藏割据势力勾结准噶尔作乱的斗争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治藏措施，无疑是“驱准安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清朝积极经营西藏，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康熙首次出兵受挫，而他力排众议，主张再次出兵，务必消灭盘踞西藏的准噶尔武力。他说：“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不但指出西藏对保卫边疆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他心目中的大敌是准噶尔。因为准噶尔雄踞西北，驰突千里，曾横扫喀尔喀蒙古，接近满洲门户，并且他们与分布于从青海到四川、云南和西藏接境的高原上的和硕特部是同属厄鲁特的分支，虽有矛盾，但毕竟是同宗，所以准噶尔能以少数兵力，袭杀拉藏汗于西藏，同青海和硕特诸部维持和好有关。如果准噶尔一朝据有西藏，黄教势力落入其手，再与和硕特联成一片，整个西北、西南的形势将随之改观，这是清朝统治者绝对不容许出现的局面。

清代“驱准安藏”对西藏治理的加强，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起了促进作用，体现了西藏和祖国增强统一的必然趋势，是受西藏同祖国不断增强统一这个历史发展规律所制约的。全面评价“驱准安藏”，是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规律的应有肯定。

维护国家统一是西藏人民、祖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驱准安藏”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与支持。以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骚扰来说，青海少数民族首领“皆同心协力，情愿派兵随往”，⑩“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随大兵……入藏，军容甚盛”；[11]川藏一线藏族“土司头人，各率所部民兵作为先锋”，[12]“工布之第巴等亲身前来……带领工布兵二千名，于工布伽木达地方下营，一同效力”；[13]清军进抵拉萨后，僧俗人民“得复见天日，纷纷欢悦”，[14]拉萨街头“欢声震天”，“共祝……河山巩固”。[15]“驱准安藏”取得胜利，西藏地方才得到安定、发展。清朝政府的“驱准安藏”政策，客观上体现了西藏人民、祖国各族人民维护边疆安定、国家统一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分裂叛乱，人民是反对的。历史记载，准部割据叛乱使我国西北部、北部广大边疆地区生产凋敝，民不聊生。各族人民，包括准部人民“不堪其扰”，纷纷走向内地，许多上层贵族也率领整个部落内迁。策妄阿拉布坦骚扰西藏时全藏大乱，西藏人民“俱不心服”，[16]被准军驱逐到黑河与清军作战的藏军纷纷逃散，策零敦多布“援散食绝，力竭势穷，狼奔鼠窜”。[17]全面评价“驱准安藏”，是对人民推动国家统一历史的应有肯定。

清代的“驱准安藏”，虽是统治者推行的国家统一政策，“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它平定了民族分裂势力，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仍然是进步的战争”。[18]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给予历史的肯定。

民族团结永恒不变的主题

对新发现的此二通摩崖碑刻同其他同型碑刻进行特征类比，并结合相关历史事件的发生时空，从而可确认新见二通碑刻刻留的时间，刻留的人、事主体及刻留的原由。在此基础上推想到和新见碑刻直接相关的清朝“驱准安藏”政策指导下的军事行动及一系列政治措施，导出有清一代治藏思想的主题内容，从而给“驱准安藏”政策一个全面、客观、合理的历史评价。对这一政策的评价与否，或作何评价都直接牵涉到对另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如何看待问题。更涉及到诸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规律”等许多重大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应持的态度与立场。

从此，在已知的西藏碑刻总数上又增加了二通，对学科内容的充实、学术的发展都有益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捍卫国家统一，抗击入侵势力的历史实物见证不应该消逝沉落在时空的长夜中。同时，作为文化遗产、文物古迹也当予以善待而加以保护，允其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