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爱泼斯坦 |
| 释义 |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物简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犹太裔中国人，中文名艾培，记者、作家。 爱泼斯坦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人士，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被中国官方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杂志（原《中国建设》）名誉总编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理事等职。 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以及30余万字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见证中国》。 爱泼斯坦与宋庆龄 爱泼斯坦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经历，是宋最信赖的朋友之一。因此，宋生前曾谢绝了许多人为她作传的请求，而独将作传之事授权于他。 相关连接：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见我就笑了。他说，你的文章我读了，很好，但是开篇的那一段里描写的头戴黑礼帽、身穿系着长带子黑长袍的犹太人，是凭想像写的，那样装束的犹太人只是一个教派，人很少，我在天津18年，18年里从未看见过。他还指着配文发表的天津第一饭店的照片说，这个地方我也住过，1937年我帮助邓颖超同志去延安，她也在这里住过一夜。 这位86岁高龄的新闻前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他所说的“你的文章”，是指去年发表的《寻访二战犹太难民在天津的足迹》一文，而他，是我迄今为止找到的惟一一位天津犹太人。 个人经历中国从不“排犹”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租界马可·波罗路，搬来了一户姓爱泼斯坦的犹太人。这家人人口很简单，一对年轻夫妇，一个独生子。父亲拉沙尔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母亲松亚是位助产士，自生了儿子小爱泼斯坦之后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里料理家务。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年才刚刚5岁。这一家人虽然人口简单，但迁徙之路却充满艰难困苦。他们原来生活在波兰华沙，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残酷统治，拉沙尔坐过沙皇的监狱，松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德军逼近华沙，松亚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尔万里寻夫，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乘船跨海到达日本。两年以后，一家人迁居中国的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他们仍然没能逃脱沙俄反犹主义的魔掌。那时，沙皇的白俄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打败，大批逃往哈尔滨，也把排犹的恐怖活动波及到哈尔滨。青天白日之下，一个犹太青年记者在哈尔滨街头被白俄军官追赶射杀；法国犹太族钢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绑架，凶手将他的耳朵割下来送到他有钱的父亲那里勒索赎金。爱泼斯坦一家只得南下，离开哈尔滨来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1992年。时隔72年之后，爱泼斯坦出席了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这位在中国生活了近80年并已加入中国国籍的犹太人对世界说：“在犹太人的经历中，像中国这样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以及犹太问题的国家，是不多见的。” 伊斯雷尔在天津长大后来爱泼斯坦一家从意租界搬入旧德租界，住在武昌路的一栋公寓里。父亲拉沙尔开了一家小洋行，做进出口生意，但他不善经营，他的家就不能像那些有钱的外国人那样买别墅、雇中国保姆带孩子。伊斯雷尔7岁时，父母送他进入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在马场道，上学下学很方便。伊斯雷尔的中学时代是在英国人办的文法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二十中学）度过的。小学、中学进行的都是英语教育，这一点他与所有在天津生活的外国孩子一样。那时，天津的犹太社会有三千人左右，但只有一个孩子在中国的学校里读书。对于中国文化，父亲拉沙尔持积极交流的态度，他认为在西方生活的第二代犹太移民都学会了他新祖国的语言，并为那里的文化做出了贡献，也创造了当地的犹太文化，而在中国的犹太人仍却生活在“欧洲文化废料”中。他曾经措词激烈地说道：“中国人会因为缺少文化交流而迷失吗？不会。但在这里长期生活的犹太人会的。他们没有任何当地的生活背景，他们在可能永远生活的土壤上没有任何根基，他们的子女也会如此。” 伊斯雷尔从小就接受了父母关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亲拉沙尔对中国民众充满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学术上的朋友告诉爱泼斯坦，说当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密销的文件中有一份报告，说拉沙尔·爱泼斯坦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活动以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这项活动受到了一些人的敌视。那时，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犹太人等于布尔什维克”。父母经常告诫小伊斯雷尔：“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决不能再歧视任何人。”10岁时，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几个外国小孩在殴打一个中国孩子，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帮助那个受欺负的中国孩子。 1931年，伊斯雷尔15岁了，长成了一个富有正义感、同情心的翩翩美少年。他中学毕业后便进入京津泰晤士报社当了一名记者。 天津犹太人的昔日生活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上，爱泼斯坦这样描述1920年至1937年的天津犹太人生活： “天津犹太人基本的经济来源是做皮毛及肠衣生意。犹太采购员为犹太公司从乡下中国批发商那里买来产品，再由公司将产品出口到纽约、伦敦和莱比锡。还有一些犹太小零售商为采购员寻找货源，以此来赚取微薄的佣金。做这些国际贸易的犹太商人，资产雄厚的通过外资银行往来货款，小商人就直接通过犹太人开办的小储蓄信贷所。犹太人受雇于西方大企业，这些企业只当他们为当地雇员，而不是本国雇员，做同样的工作，他们拿到的钱只有西方雇员的四分之三，回家探亲也没有任何资助。 “天津的俄国犹太人最常去的聚会场所是犹太俱乐部（坐落于和平区曲阜道，原建筑已拆除），在那里能够阅读到图书馆订阅的数十种当地和国外报纸。当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犹太人聚在一起收听一台短波收音机，到公告栏浏览一天两次更新的路透社新闻。俱乐部大厅用来庆祝节日，开音乐会，上演歌剧和公众讨论。犹太人在俱乐部吃喝、交谈、玩牌和下象棋，还能够上不同的短期培训班。我就曾经在那里听过一位以前在莫斯科州立大学做讲师的犹太人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来天津的犹太人当中，只有很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读过大学。他们大多是学医的。因为在沙皇俄国，歧视性的配额限制了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天津犹太青年除少数家庭有经济能力能够被送到英美求学外，一般上完中学以后都会找份工作，在天津从业。上了年纪的犹太人，甚至没上过大学的，通常都比他们能讲两种语言的子女受教育要强。” 京津泰晤士报馆坐落于现在的解放路，利顺德饭店以北，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楼，地下室作印刷厂，上边是编辑部。这家英国人办的报纸是当年天津三家英文报纸之一，日出20版，在京津两地发行。报馆人手很少，爱泼斯坦从打字、校对、采访、编辑到写社论、拼版，样样都要干，小小年纪就锻炼成了一个全能报人。 1933年末或1934年初，报社将一本书交给爱泼斯坦，要他写一篇评论发表出来?书名叫《远东战线》，作者是埃德加·斯诺。读着读着，爱泼斯坦被该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深深打动了。他打听到斯诺住在北京，就在一个周末乘火车去拜访。那时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住在海淀的一所四合院里。爱泼斯坦只有18岁，比斯诺夫妇整整小10岁，但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这种周末的拜访成了爱泼斯坦天津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内容，许多时候，他会在京津之间的火车上度过。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秘密采访红军，10月以后的几个月里，西北之行是他们之间最热烈的话题。斯诺给爱泼斯坦看了许多他拍回的照片，爱泼斯坦还阅读了《西行漫记》的手稿，这些照片和手稿后来轰动了世界。与斯诺的交往，决定了爱泼斯坦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随战局变化，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 爱泼斯坦与斯诺一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到根据地去。斯诺有时到天津来找爱泼斯坦，让他协助寻找安全的住处并将他们转移出去。1937年5月，邓颖超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邓颖超以李太太的身份进城，住在地下党员张小梅家里。不久，斯诺亲自护送她来到已经沦陷了的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返回西安。爱泼斯坦安排她住进有些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买了到烟台的船票，走海路从烟台上岸，安全抵达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邓颖超与爱泼斯坦笑谈那次天津之行，时隔44年，邓大姐对初见爱泼斯坦的情景记忆犹新。 爱泼斯坦是著名记者、作家，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等许多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新闻报道和专著。他对中国人民有真挚的感情，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为增进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保盟共事宋庆龄1938年9月，爱泼斯坦在广州爱国游行队伍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久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这是宋庆龄邀请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主要从事战时的医疗救济工作和国际传播。爱泼斯坦在保盟中央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 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这年5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多年封锁访问陕北。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写了十几篇通讯，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致力传播新中国1945年至1951年初，爱泼斯坦在美国担任《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妻子邱茉莉主办进步月刊《聚焦远东》。他们夫妇不顾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积极投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的进步活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1年他们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了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今更名为《今日中国》），为执行编辑。后于1979年被任命为杂志社的总编辑，至今还是刊物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来，《今日中国》已发展成为有中、英、法、西、阿等多语种文版的综合性月刊，他为这本杂志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文革”动乱期间，也蒙受过冤屈，被囚禁狱中五年，但他没有动摇过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1973年初，获平反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作为记者，他仍然追踪与记录新中国和世界的变迁。 中国就是我的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参与了参政议政活动。他珍重友谊，积极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活动。特别是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他更致力于传承宋庆龄的精神与事业，热情支持中国福利会（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及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他受宋庆龄生前的嘱托，于1992年完成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1985年4月20日，为祝贺爱泼斯坦70大寿和在中国工作半个世纪，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亲临祝贺。1995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也亲临祝贺他80寿辰。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亲切地问候他。 2004年，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勤奋与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他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2005年4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爱泼斯坦的家中看望他 。同年5月26日，爱泼斯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夫人：邱茉莉（已故），黄浣碧。有两个养子，女儿艾颂雅，儿子艾颂平。 电影导演，早期电影理论家让·爱泼斯坦生平概述让·爱泼斯坦（Jean Epstein,1897年3月25日，华沙-1953年4月2日，巴黎），电影导演，早期电影理论家。1897出生于波兰华沙，先后在瑞士和法国接受教育。他曾在里昂学医，后出于热爱投身电影和文学。他1921年出版了第一部文学作品，1922年拍摄了处女作巴斯德（Pasteur）。 爱泼斯坦在早期现代主义杂志L'Esprit Nouveau（新精神）上发表过很多评论。拍摄手法上，让·爱泼斯坦起初受到了2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在拍摄布列塔尼岛的纪录片时找到了自己的手法。他的《爱的香颂》是史上第一部布列塔尼语电影。 2005年8月，他的电影《三面镜》（1927）和《风暴》（1947）修复后重发行，收入DVD《二三十年代早期实验电影》（Avant-Garde: Experimental Cinema of the 1920s and 1930s）。 1953年，爱泼斯坦因脑出血逝世于巴黎。 相关介绍让·爱泼斯坦属于二十世纪20年代受格里菲斯、卓别林和英斯的影响进入电影界的法国电影人。受惠于早聪，爱泼斯坦很早就对文学发生兴趣。1922年，他年仅25岁就拍摄了纪录片《巴斯德》（而在此之前，他已有大量文学、哲学和电影论著问世。）次年又拍摄了三部剧情片，其中有著名的《忠实的心》，该片被评论界认为可媲美阿贝尔·冈斯和马塞尔·莱尔比耶（Marcel L’Herbier）的作品，把他推向了法国先锋电影制作的前沿。 在1925，1926两年间，爱泼斯坦为俄国人emigré Alexandre Kamenka的电影公司Albatros 摄制了四部影片，其中两部，L'Affiche 和Le Double Amour，的剧本是他妹妹玛丽·爱泼斯坦（Marie Epstein）写的。史诗片Le Lion des Mogols 的剧本是该片主演，大明星Ivan Mosjoukine 写的，非常荒唐可笑。Les Aventures de Robert Macaire 则改编自卡尔内《天国的孩子》里Fredéric Lemaître 的滑稽戏剧。这四部电影都不是爱泼斯坦最好的作品，但却在围绕《忠实的心》展开的论争结束后，确立了他的导演地位，并且也使他得以在1926年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公司。 爱泼斯坦以制片兼导演的方式拍了很多作品。他首先拍摄了两部兼顾艺术追求和商业流行的电影。其中一部改编自George Sand的小说 Mauprat，是他幼年读过的作品。另一部Six et demi onze，又是他妹妹写的剧本。最后的两部电影则是完全的独立作品。短片《三面镜》以其形式构成驰名，它所追求的电影叙述结构实验，在三十年后还在复现在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里，依旧惊人。《厄舍古厦的倒塌》是爱泼斯坦对艾德加·爱伦·坡的黑暗世界的招魂，其表演和拍摄手法更为复杂，叙述方式也十分迷人。爱泼斯坦以绝妙的风格讲述了这个关于爱、艺术和疯狂的故事，大量使用了慢动作和多重叠印。正如片中的男主角，拒不接受生与死的分离，通过意志力，召回他通过艺术创作杀死的女人，爱泼斯坦的电影也创造了一个宇宙，在那里，古堡和森林，内部与外部互相渗透。 这部精巧的电影是对北方想象力的召唤，可以比肩德莱叶的《吸血鬼》，也是对爱泼斯坦波兰血统的提醒。拍完该片后，爱泼斯坦基本退出了巴黎电影界，只是偶尔拍点商业电影，而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对布列塔尼乡下和海滨风物的半纪录片拍摄，其中有1929年的Finis terrae 和1947年的Le Tempestaire 。 爱泼斯坦是一个复杂而强硬的电影人物，他电影拍摄手法受到持续的理论关注。虽然他30年代的论著La photogénie 里的核心概念还是不明确的也是无法明确的，他所依赖的“电影本质上是神秘的”的观念在当时也是应者了了，他的理论还是引起了广泛兴趣。在1974－75，随着全集Ecrits sur le cinéma 的再版，人们再次认识到他在观众和银幕关系的探索上的现代性和持久兴趣。 作品目录Pasteur 巴斯德 (1922) Les Vendanges (1922) La Montagne infidèle (1923) Coeur fidèle 忠实的心 (1923) La Belle nivernaise (1923) L'Auberge rouge 红色客栈 (1923) Le Lion des Mogols (1924) La Goutte de sang (1924) L'Affiche (1924) Les Aventures de Robert Macaire (1925)Mauprat (1926) Au pays de G. Sand (1926) Le Double amour (1926) Six et demi onze (1927) La Glace à trois faces 三面镜 (1927) La Chute de la maison Usher 厄舍厦的倒塌 (1928) Finis terrae (1929) Sa tête (1929) Le Pas de la mule (1930) Notre-Dame de Paris (1931) Mor vran (1931) L'Or des mers (1932) L'Homme à l'hispano (1933) La Châtelaine du Liban (1934) Chanson d'Armor (1934) La Vie d'un grand journal (1934) Cuor di vagabondo (1936) La Bourgogne (1936) La Bretagne (1936) Vive la vie (1937) La Femme du bout du monde (1937) Les Bâtisseurs (1938) Eau vive (1938) La Relève (1938) Artères de France (1939) Le Tempestaire 风暴 (1947) Les Feux de la mer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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