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吴敬琏 |
| 释义 |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中文名：吴敬琏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南京 出生日期：1930年1月24日 职业：著名经济学家 毕业院校：金陵大学，复旦大学 主要成就：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代表作品：《转轨中国》，《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 简介吴敬琏：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明星黄圣依的表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人物简介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武进人，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1948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1950年入金陵大学（金陵大学1952年被并入南京大学）经济系，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1955年到1956年跟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年到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硕的时期。1983年至1984年7月一度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调查研究。 现工作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为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人民网》专栏作家、专家。2011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殊荣。 “言论”与业界评论吴敬琏曾经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在2007年3月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从反对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到主张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等等，他的评论引发了很大争议。 曾经被指责为美国间谍，透露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CPI，（西方国家每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包括消费者信心指数都在政府网站公布），后来该指责被澄清。 吴敬琏以“敢言”著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年逾八旬仍行走在乡村之间，由他所带头成立的富民基金（乐平公益基金）为广大农户的生活带来生机。 现任职务主要任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改革》杂志主编， 个人履历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79——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79年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1984年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 198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5年至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2年起《改革》杂志主编 1994年 美国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6年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9年 匈牙利 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 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现代公司治理 主要成就中国市场经济学方面 2005年3月，吴敬琏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奖理由如下：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一、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 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2000年，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二、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以吴敬琏为首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三、国有经济调整与国企改革 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93～2004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倡导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1988年，他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六、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984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除理论活动外，吴敬琏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教育以及经济学信息和知识传播方面的卓著成绩也为各方面人士所称道。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他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孙冶方奖；他的学术著作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全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2003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主要著作《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90（俄文版）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周小川、楼继伟等合作)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与胡季等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吴敬琏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与刘吉瑞合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 日本THE SIMUL PRESS INC. 1995 日文版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合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7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合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北京三联书店2001 《十年纷纭话股市》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吴敬琏专集》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首届中国经济杰出贡献奖获奖者丛书）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修订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 部分言论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演讲时说，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高尚的人。 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了他的观点。他回忆，在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真正对他现在工作和做人最有影响的一段日子，就是他于1941年到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的日子 当时，这个学校被称为贵族学校，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父母都有钱，消费也很高，而是贵族(N0BLE)——高尚的人。如今象周光召这样的国内许多知名人士都出自这个学校，粗略算一下，这个学校光出院士就有40多个。 当年，学校的创始人师出北洋水师学堂，亲历了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他意识到了依靠买船训练海军根本没用，只有人才才是中国的希望，因此立志办学，并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开始抓起，并在所有教学楼前立一面镜子，上面的箴言包括了各种礼仪校训。几十年过去了，50年代，当中国向国外派遣第一批大使时，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周恩来总理还能背出这些箴言。 最后，吴敬琏教授指出，目前，大学生正在集中系统地学习上一代的宝贵知识时期，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在学校的培养下，成为一个“贵族”，一个21世纪的有用人才。(完) 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宁夏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要一分为二看待“教育产业”。 他说，看“教育产业”，要先了解产业的定义，中国政府按照联合国分类，将产业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从自然直接生产产品，农业即是第一产业，加工是第二产业，除第一、第二业以外，都叫第三产业，教育自然属于第三产业。按照这个分类，教育就是产业，要产业化。另外一个含义是针对性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一定都是产业，它有其特殊性，必须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关于“教育产业”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争论，就是说社会的效益和本身的效益不一定一致，凡是这种东西不可能变成一个市场的导向性。教育这个产业，有些社会效益和单位效益是一致的，比如说，会计技能和软件技能的社会效益和本身效益基本一致，可以变成产业。可是，人文学科、义务教育有很大外部性，不能变成产业。所以，他不赞成把所有教育都变成赢利性。 他还说，研究甲骨文，是几代人的劳动，发现二项式定理也一样，这种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社会效益，大家都用却没有人会去买的。如果这些都变成赢利性的，要不了多少年，我们的社会只知道钱，什么文化都没有，这样一个民族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分门别类。另外，管理教育可以变成赢利性的，可以把管理学放到一个综合的学科上。文化教养属于人文学科，有巨大的社会性，它的东西卖不掉，所以不能作产业。 他最后强调，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开门一定要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有，让他先过，你再关门，这是一个素质问题。如果这种简单的文化教养要都卖钱，全面的教育和全面的培养就会有问题。 我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过关”了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已经“过关”了，但任重道远；其他许多没有“过关”的地区和企业还需要努力。 他说，历史不象走路，而象抽刀断水，不能明确划分界限。2000年2月，国有企业几乎支配了国民经济，可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真正进入改革渠道，于是，他提出了中国没有“过大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经过了近两年时间，他发现，中国出现了两种变化可以表明部分地区经济大关是过了。首先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比如浙江、苏南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开始形成，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有进有退。在苏南地区，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先从乡镇企业变成一般股份企业，然后再变成比较好的股份制企业并上了市。其次是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走出了旧模式，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做到的。 但是，中国还有至少75%的地区和企业还很落后，比如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这些地方的企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继续努力。不过这些地方潜力很大，一旦发展起来，将是中国经济的新亮点。 同时，他也强调，即使是“过关”的地方，也只是基本实现早期市场经济，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健全“法治”，否则容易滑进“裙带资本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前苏联就是反面典型。(完) 落后地区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近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在宁夏接受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会见时提出，落后地区的“三项制度”建立应该靠后，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他说，西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有效建立，入世后，根本无法有效参与市场竞争，更别谈“三项制度”的确立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强调“三项制度”，陕西还提出了“砸三铁”，结果是无法进行了。 去年，国家14个部委搞了一项研究，最终的结论是：当企业所有者不在位时，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三项制度”根本无法进行。所以，要有个轻重缓急，建立好现代企业制度，再建立“三项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所有者进行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宁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 他说，15年来，在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老板”的事情一直是“打工者”来干的，也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打工者”进行的，结果是干了许多事，开了许多会，就是干不成。 十四届五中全会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在上市公司建立有效法人，结果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首先是一股独大，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一般至少是66%，大股东的股权具有绝对权威性，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表面上，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开的，实际上许多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上层领导人是一批人，许多事情就有这些人说了算，然后就出现了“春都事件”等一系列母公司占用子公司资产的事件。其次是内部人控制，当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由“老板”建立的，而是由企业经理等“打工者”设计方案，这些“打工者”就会强化经营权，可一旦到了60岁，控制权没有了，他就会在此之前挖国有股墙角，就出现了59岁现象。 他也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对于在创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给一些股权，比如现在飞速发展的联想集团就是一个正面典型；其次可以适当放松对“打工者”的限制，以利于这些“打工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重要论文吴敬琏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2009年第5期上发表重要论文《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人民网2010年1月26日转载。下面是其中的最后一部分文字。 （节选） 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更何况在近几年“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党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此外，还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因此，最近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冲破不适合于现代化发展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社会共识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其次，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不少见。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必须加快。 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需要着重指出，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首先是党政领导干部要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就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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