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于1906年发表《文化偏至论》，文化偏至论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间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②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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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哲学与文化偏至论的对比

立人的思想(概述 立人思想的提出 鲁迅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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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思想家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思想前言后语般地说个清楚。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思想家的思想，往往包含在他的片语只言中。当然，体察一种思想，必须体察一个思想家所有的言论。也许这样还不够，还要包括行为。

对于鲁迅也是一样的。批评鲁迅的人常常说鲁迅的思想没有系统，只是零散的火花。我倒觉得，不能埋怨鲁迅的零散，而应该反过来考虑一下，我们对鲁迅的思想又掌握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不是还有一种也看是很有道理的言论吗，每个人都是思想家。宽容的人允许没个人成为思想家，却不能容忍鲁迅成为思想家。

比如，我们对《文化偏至论》的理解，远远地，距离着它所反映的思想核心。从《文化偏至论》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是先成为思想家，然后才成为文学家的。

再加几句题外话。鲁迅是什么家呢？也许鲁迅不一定同意，后人给他加了三顶帽子：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对于鲁迅是合适的，恰如其分的。我想说的是，一个文学家，必须是思想家。一个好的作家，必须还应该是一个学者。用文字说话的人，如果能把事情说清楚了，问题说明白了，就算好的了，姑且叫作家。但是一个作家能够到了文学家的程度并不容易，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也是要独立的，缺了这些，我想一个人很难成为文学家。退一步讲，即便只是一个作家，也还要兼有学者的气质和学识。学者就是做学问，先是掌握学问，继而研究学问，再就是创新学问。很多作家开始的时候写了很好的作品，后来却无论如何无法超越了，也有很多人，一辈子皇皇几十卷，却是充满了水分的泡沫。如果给他一个病理，应该是学问的问题吧。

我们看看鲁迅，如果鲁迅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如果鲁迅不是一个学者，他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批评家，甚至还是一个书法家，如果没有深厚的学问根底，鲁迅是无法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使命的。所以我说，文学不是急功近利，更不能哗众取宠。偏偏，很多颇赋才华的人毁在了这上边。

尼采哲学与文化偏至论的对比

接着说《文化偏至论》。

尼采哲学

　几千年的封建束缚之后，中国现代作家其实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个性自由的解放创造。在众多思想和主义中，鲁迅选择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其实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选择。郭沫若的早期，对尼采哲学的关注不亚于鲁迅，郁达夫、茅盾、“沉钟社”、“狂飙社”等作家都受着尼采的影响。所以，当有人责备鲁迅“个人主义”的时候，应该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中去看。

很多人学习尼采，只有鲁迅从尼采走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立人。从这一点说来，鲁迅其实是中国近代唯一的思想家。回头看看，还有谁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尼采哲学的全部内容是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态度。在他看来，哲学使命乃是投一光束于人的内心，促使每个人去发现他的真实的自我，去独立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因此尼采的哲学总是以对于生命的热情思考为核心去发现生命的内涵，正是这种生命精神，构筑了他的哲学体系，提出了“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这最基本的生命哲学思想。何为“酒神精神”呢？“酒神精神”就是“一个如此解放了的精神，怀着喜悦和信赖的宿命立于天地之间，深信仅有身体被遗弃，在整体中万物都被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但一个这样的信念是一切可能信念中最高的，我名之为‘酒神精神’。”“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劳尽而欢欣鼓舞--我谓这为‘酒神精神’。”尼采还一再强调，酒神精神达到了肯定的极限，它肯定万物的生成和毁灭，肯定矛盾和斗争，甚至肯定受苦和罪恶，肯定生命中一切可疑可怕的事物。总之，肯定一切生命的整体。由此看来，酒神精神的本义是肯定生命包括生命所涵有的痛苦，要想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在尼采笔下的人显然是一个生命本能健全、且有强力意志的人，这个人看到了生命进程中的痛苦和罪恶，看到了人世间的苦难和肮脏，但是他并未被这种痛苦和苦难所压倒，而是把痛苦看作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要用强力意志精神去正视和接受痛苦，进而战胜这种痛苦，在“痛苦”的战胜过程中享受生命力增强的欢乐。由此看来，尼采从生命本能的要求出发，把道德善恶看作是生命本身以内的事情，而不是脱离于生命之外的内容，否定了以往的所有理性规范。柏格森毫无疑问沿着尼采的思想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了“生命冲动”的学说，“生命冲动”在柏格森的哲学中既被当作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又被当作一种创造世界万物的宇宙意志，它永远在变化运动和创造中，没有终止的时刻，因此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这种无体无止的创造过程中，在这里，人的不息的生命创造精神也同样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尼采和柏格森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质，把生命的创造精神和强力的意志追求看作是人的生存目的，那么弗洛伊德则对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性”内涵试图进行科学的分析，把无意识的生命冲动看作是人类创造的动力，为人类揭开了通往自身的认识道路，如上简略论述，我们看到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质，以实现生命本能力量的要求，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把生命从传统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创造精神，除了生命自身价值的实现之外别无他物。

立人的思想

概述

从尼采的哲学态度来比照，我们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中国现代作家对他的热情。要从几千年封建伦理的束缚和封建道德的奴役中走出来，没有比张扬着个性色彩的尼采哲学更有力的了。但是，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思想也都不是另一种思想的复制。鲁迅走来了。他从尼采哲学中抽去了对中国更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在中国文化的培育下，提出了“立人”的思想。

立人思想的提出

更多的，鲁迅是从重个人、反传统、启蒙国民觉醒、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角度去认识尼采哲学的。一言以蔽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中国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立人”，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屹然独立于天下”。这种思想的文化基础则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说“别立新宗”，事实上，“立人”的思想就是“新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的正宗。抛开一些故意的刁难和肆意的诬蔑，如果我们平静地走进中国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立人”的思想，其实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核心。

一百年后，鲁迅一个叫吴国群的同乡充满感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是鲁迅最早从现代意义上对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前无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解剖和否定，并以辛亥革命后“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内骨依旧”的血的教训，警告人们认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全部复杂性与艰巨性；是鲁迅兼用自己的杂文和小说，鞭辟入里地解剖了在长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迫害和毒害下形成的“国民劣根性”，让人们从自身精神重建内省到“沙聚之邦，由是转达为人国”的启蒙自新之途；又是鲁迅，率先透过笼罩在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论争上的迷云，将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核心拨正到理应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人”身上，以深重的忧患理性和民族情感提出了“首立在人”的人本文化观，指明了由立“人”到立“国”的革新自强之路；是鲁迅最早从“旧垒”走向开放的前沿，“睁了眼看”世界，在万马齐喑的上一个世纪之交，明确倡导“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改革开放原则；又是鲁迅，早在中国因被迫开放而面临社会和文化重建双重变革的关键时刻，真正以民族理性的眼光审视西方文化，既看穿西方列强“攻弱小以逞欲”的文化霸权主义用心，又敢于正视中国本土文化的危机，敢于抹去笼罩在“中华文化中心主义”之上的“至高、至上、至美”的灵光，击破民族自大的幻梦；既能指出西方强大“多缘科学之进步”而“根柢在人”，又发现了“欧美之强”的“文化偏至”，从而超前提醒急欲救亡图存的中国人避开“物质至上”和“科技至上”的歧途，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重建的并举，倡导“汉唐气魄”和“拿来主义”。

鲁迅的立场

鲁迅曾说，“我是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自然招来了一群人的狂轰乱炸，说鲁迅蔑视民族文化，甚至蔑视民族。怎么说呢，这些人在抨击鲁迅的时候，自觉地露出了自己不学无术的本质，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正义”。在鲁迅的核心思想中，“立人”是要以“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为基础的。恬舌可以闭嘴了。

鲁迅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深厚的人，并且传统文化影响到了他的思想，也正是如此，在“尊个性而张精 神”的时候，让鲁迅非常痛苦。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

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呀！他不是天神的逆子，他如此热爱这个民族，却又不得不拿起斧头，向它砍去。

他知道“尊个性而张精神”必然带来的副作用，更何况他本身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的战士，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些束缚着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些滋养着他。所以，极力鼓吹“个性”他却又非常矛盾，但他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就不足以砸烂束缚的镣铐。

反映在“立人”思想上，一方面，他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奉。一方面，他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西方政治制度的毛病；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用道家的狂放不羁来抵抗新的压迫。这是鲁迅的片面，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推论，鲁迅没有明白的是，所谓民主，其实是“坏人”的平分。民主制度其实是“坏人”为“坏人”制定的制度，而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则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让别人自由，决不是为了别人的自由而让自己自由。应该说，这是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很大的对立，鲁迅没有充分认识到。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比较也只是在理论上成立，事实上，鲁迅的这种“立人”思想在中国却是最正确的，行得通的。为什么理论上有漏洞的东西却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因为他找准了中国的实际，针对了当时中国的现实。

我们不难发现，更多的时候，鲁迅的思想不是靠理论来建立的，而是他的直觉，天才的直觉，当然，这天才同样来源于他的深厚和敏锐。鲁迅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速朽”二字中，有鲁迅自己的谦虚，更有鲁迅的期望和祈祷。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读出来，读懂。

也许，先生的文章有一天真的会“速朽”的，他的思想也会落于时代之后，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此文中关于尼采哲学的论述参考并直接引用了多本著作所述，不一一列举。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