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文化渐进主义 |
释义 | 【名词解释】 文化渐进主义是文化发展理论模型,主要指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文化的发生、发展、繁荣和改良,而达到文化渐进演变,最后形成文化大发展的态势。文化渐近主义是文化学术思想,同时又是文化实践运动。文化渐进主义表现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建筑等多种文化价值上,其文化发展思想表现某固定的文化历史时期,以某种文化大量的产生和发展为主流,最后形成群体化和规模化的文化氛围。这就是文化渐进主义发展的主要过程,它是按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发展的。 文化渐进主义,通过文化自然发展进程,最后形成有固定章法的文化理论模式。文化渐进主义是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主轴,试图通过文化改良而走向渐进发展的局面。在某种文化刚刚兴起的时候,关于文化的走势和样式会出现不同的理解,进而形成不同风格的文化产物和审美标准。在某一文化学科上可能表现出强烈的对立或矛盾,但从整体文化发展上,仍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渐变过程。文化渐进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主要体现在从量变到质变和在矛盾中发展的普适规律。 【文化阐述】 文化渐进主义,是重要的文化学术思想。文化渐进其终极目的是文化大渐进,从广义上讲,在大渐进的发展上,通过运动而达到创新是灵魂核心。小渐进则是大渐进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好比战争,通过若干大战役和小战役完全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最后以绝对的优势战胜敌人,这些能战而胜之的大战役就属于大渐进,克敌制胜的小战役属于小渐进。在文化发展领域,某些文化的发展是以社会文化发展为依据的。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最后形成丰富的文学样式瑰宝。 (1)文体的兴起与演进(以辞赋文学发展为例) 中国文学史源远流长,可以说从苍颉造字开始,文学就伴随着语言的出现而产生了。战国时期,出现了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他用楚辞的文学样式创作了诗体辞赋――《离骚》,而正是由于屈原作品的影响,其后宋玉、景差等人也皆效仿之。屈原是以抒情诗体为主的辞赋语言,而宋玉的作品则有对话结合诗歌的散体辞赋语言,这种体裁的变化就使其文学样式发生略微的变化,这就属于文学体裁的渐变。在每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上都有相应的代表人物出现,他们的作品成为当时的主流。 文化渐进主义,其模式对于某类文学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学是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服务的,每种文学体制也随着朝代更替而有所不同。在汉代,由于经济文化的进步而达到空前的社会繁荣,盛世兴赋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渐进产生。汉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汉大赋的肇兴则与汉赋的代表人物密切相关,正是司马相如、杨雄、贾谊、枚乘等代表人物的出现,出现了汉大赋的兴起和繁荣。汉大赋的特点是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其组成的文赋往往是长篇巨制。 (2)文化渐进与文化多元化 文化渐进发展过程中,各种学说和门派的兴起造就了文化多元化的组成形式。在中国文化史中,儒家学派影响最大,儒家是诸子百家最大的派别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门派学说代表人物。其中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为:《孔子》、《孟子》、《荀子》;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此外还有: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 文化渐进与文化多元化互为依存。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这些情况表明,文化渐进在文化多元化的繁衍下变得丰富和完善。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和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对立中统一,并不矛盾。 (3)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形成 对某个民族文化渐进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民族起源和人文历史,民族文化在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在世界,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各自的风俗习惯和图腾信仰。就以人类起源来说,中国的神话故事讲,女娲娘娘抟土造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西方的《圣经》神话故事中讲,上帝造了伊甸园,又造了亚当和夏娃,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希腊神话对世界起源另有新说:地神盖亚生出了分别代表天空、海洋和山脉的子神。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间,最后被钉在高加索山脉上。 不同地域都有与其相应的文化,如湖湘文化、敦煌文化、潮汕文化、齐鲁文化等。这些不同地域文化成为文化发展共进的因子。物产文化是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以茶文化为例,中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是各国茶文化的摇篮,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与茶文化相类似的,还有酒文化、玉文化、石文化、竹文化、剑文化等。 (4)旅游文化与建筑文化的发展 旅游文化形成有规模的名胜景区,多与人文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旅游业若缺少了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便失去了特色,不能反映出本民族独有的精神内涵,也便失去了强大的吸引力。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其要吸引和激发起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就必须具有魅力无穷、独具特色的民族、地方文化内涵,满足人们对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不同需求。因此,旅游的文化本质特征必然要求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优先发展旅游文化。 与旅游相关的就是人文景观建筑,而这些建筑反映出设计者所固有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在名山之巅,经常修建佛教的寺庙或道教的观庵,这些宗教的建筑群有其独特的宗教特色,其供奉的雕塑偶像则是其宗教体系的神话人物。做为皇帝、公卿大臣的殿阁楼台,则显示出富丽堂皇的豪门气派。建筑文化形成的建筑群也通过时代的延续而渐进增多起来,这就是文化渐进主义模式在社会的自然反应。人无我有,人有我有,这种思维理念体现在文化上就是渐进和发展的过程。 (5)戏曲文化与影视文化的繁荣 在当代,对于人类生活影响大的是戏曲和影视。中国戏曲文化已经形成了高度综合,包罗万象的气势。中国戏曲用当今流行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信息系统,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结构的整体结构。若干年来,戏曲理论界对戏曲本体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创获。许多论著不仅提示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基本特征,而且进一阐释传统戏曲的深一层的特征,如综合性、节奏性、虚拟性、程式性等。戏曲文化借助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尽情展现出来,形成逐步繁荣的局面。 在戏曲戏剧的发展上,出现了:京剧、评剧、话剧、河北梆子、凤台小戏、内蒙大秧歌、蒙古剧、二人转、吉剧、龙江剧、秦腔、陇剧、青海平弦戏、新疆曲子戏、吕剧、淮剧、黄梅戏、徽剧、沪剧、越剧、赣剧、闽剧、歌仔戏、潮剧、壮剧、苗戏、琼剧、湘剧、楚剧、豫剧、滇剧、黔剧、藏戏等。事实上,构成这些具有地域性的不同剧种风格在于:1、当地风俗习惯不同,装饰打扮有所差异;2、方言对于地方剧种的语音使用影响力强;3、人文历史不同,戏剧里反映的主题内容有所不同。 (6)小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化渐进历史的分析,文化渐进主义是一种文化自然发展模型。当某种文化自然发展的过程开始时,文化渐进表现的是对某种文化内涵的挖掘、积累、延伸。文化渐进主义并不反对大的革新或大的变革,大的渐进会使某种文化异常活跃,在其发展过程中,新的理念与新实践不断推动文化的渐进。最后文化渐进达到一种空前的高度,会使文化运动在渐进中得以升华。 事实上,关于文化渐进的领域还有很多方面,所列举的实例是为了使人充分认识到文化渐进主义模型对于文化的影响。文化渐进主义思维适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在渐进中会出现各种矛盾,通过自然的融合和文化的碰撞,进而产生新的文化气候,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大渐变过程,这符合文化发展的要求。文化激进主义者常采取的是冒险和脱离实际的思维,对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联系现实】 文化渐进主义是文化发展的客观存在的理论模型,其发展要求从事文化行业者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外国文化发展的先进理念和经验。鲁迅提倡“拿来主义”,针对腐败封建王朝的送去主义。鲁迅的拿来主义与五四运动时期的一味模仿不同,他的拿是有选择的拿,为我所用的拿,不亢不卑的拿。“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应该是拿来主义的真实意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拿来主义也未尝不可。 文化理论创新对于文化渐进主义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在国学文化发展的今天,中社学术集团——王泽生、蒋红岩两位辞赋理论家在辞赋理论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完成了具有划时代的《辞赋汉学理论纲要》。在国学文化理论上,王泽生提出新国风的国学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在辞赋技法和诗词技巧方面,蒋红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王蒋二人在诗词歌赋以及国学文化学术领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论创新。文化的发展在有效的理论渐进思维推动下,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政治关联】 在社会生活中,政治的因素对于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如果不以中国文化现实做主要考核参数,而盲目地追求激进运动,最后必然是欲速则不达。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科学等的发展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社会生产总值上不去,人民群众收入低,人民生活物质水平没有提高,科学和文化几乎在文革的若干次运动中停滞不前,这些说明了“文革”的彻底失败。同时也说明,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策上的失误,对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将再次陷入激进盲动主义的错误理念上去。 ◎元老派改革精英的形成与中国变革 作者:萧功秦 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制度转型道路,而不是选择前苏联那种激进的大爆炸(Big Bang)式的“革命模式”?为什么中国选择摆脱平均社会主义旧体制的道路时,采取的是走向“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而不是急剧的西方式的多元民主化?要解释中国采取的变革路径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从哲学或某种抽象的理论推演,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来解释。考察中国变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是研究中国的体制转型的出发点。 以中国而论,中国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对转型模式选择的影响在于,中国在改革以前有一个“文化大革命”,这是激进平均主义理想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异化状态”的产物,极左的平均主义与文化专制相结合的旧体制,以荒诞的方式,从反面深深刺激并从而教育了广大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以及执政精英中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其物极必反的后果就是,加速了人们从这一体制的乌托邦幻觉中摆脱出来的思想解放过程。从人类历史上看,权高位重的上层政治元老精英一般总被认为是传统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与思想保守者,但中国的“文革”灾难,使元老革命家绝大多数均成为被极左体制打击的对象,这些革命元老派的苦难经历,使他们成为体制的受害者并进而大彻大悟,转变坚定的改革者。由于全能主义体制具有的高度集权性,体制内部元老派政治精英的思想转变,对于中国此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以邓小平为首的革命元老人士一旦成为改革精英,他们特有的政治资源,就会有利于形成走向渐进演化的转型路径选择。一方面,革命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家,他们在长期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对任何激进主义思潮都十分敏感,当那些可能对政权构成激进挑战与偏离的种种现象或因素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受到他们有效的抑制,他们也决不会放任任何挑战革命理想的激进“革命”发生。这是中国选择威权主义方式,而不是大爆炸的激进方式走出全能主义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节选《转型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三十年走出全能主义的中国现行体制》,作者:萧功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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