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即南曲戏文，它与北曲杂剧相对而言。南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戏剧。它大约诞生于北宋末年。据明代祝允明的（猬谈）记载：“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当时称之为“温州杂剧”。

而徐谓《南词叙录》则云：“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两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可知南戏产生于南北宋之交，温州是它的故乡。 温州在北宋时经济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南渡之后，北方人口更是大举南移，商品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农村生活比较富裕，民间的歌舞技世演出十分活跃,为南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农民们在闲暇时,自编自演一些带有简单情节的民间歌舞小戏，唱的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里巷歌谣。民间的土壤滋润了这种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从农村进入城市，由业余戏班成为职业剧团。

宋代温州是东南沿海繁荣的港口城市，为适宜城市小市民的胃口，进城以后的南戏，吸收了市民阶层中流行的一些民歌小调，从当时正在勾栏瓦肆中取悦观众的歌舞、诸宫调、杂剧里获取养料，结合各种艺术的长处，逐渐形成一种戏曲形式。特别是南戏流行到临安以后，繁盛的人口、众多的娱乐场所，为南戏提供了良好的演出条件，从汴梁进来的各种北方技艺也为南戏提供了许多可供吸收的东西。南戏剧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建立和形成，如表演、音乐唱腔、歌、舞、介、白诸种因素的综合，并建立了以生、旦为主的脚色体制。

南戏来自民间，创作者多系民间艺人，即“书会才人”。他们熟悉广大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组成诸如“九山书会”、“永嘉书会”等团体，编写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特别富有现实性。有时甚至成为人民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南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别集》中记述了一段温州人民用南戏来与官府、恶霸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轶事

宋亡后，温州乐清有一个恶霸和尚祖杰了勾结官府，横行乡里。他强占了一个美貌女子，为避入耳目，他强令庙中一个俞姓和尚的儿子娶女子为妻，并继续胡作非为。俞的儿子不堪忍受邻人嘲弄，携妻出逃。祖杰竟将俞家斩尽杀绝。人民纷纷为受害得鸣不平,要官府秉公而断,而官府却层层受贿,不予理睬。人民“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由于人民将这事编成南戏,到处上演,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官府不得不将祖杰上死在狱中。故称其剧目为《祖杰工文》。

它说明了南戏在它的诞生地，一开始便有人民性、斗争性和社会意义

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

现存的南戏早期剧本收入《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中之一《张协状元》是南宋时的作品，它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早期南戏的基本面貌。

作品写书生张协在进京赶考途中遭劫受受，为贫女王氏所救，并结为夫妻。王贫女筹足盘费，让张协再度赶考。张协一举成名，高中状元，便想抛弃王贫女。宰相王德用想招他为婿，也被拒绝。使得宰相之女胜花含差羞郁闷而死。王贫女进京寻夫，被张协赶出大门，只好行乞回家。王宰相恨张协不识抬举，气死自己的女儿，要为女雪耻。当张协被任命为梓州金判别后，王德用便请求皇帝任命自己为梓州刺史。张协在赴任途中遇到王贫女以剑刺之，幸而被人所救，王贫女未死。后遇王德用和夫人，他们发现王贫女与自己死去的女儿长得像，便收为义女，一同赴任。在梓州，王宰相拒绝张协参谒，张协只得认罪，请求宽恕，结果仍将王贫女嫁给张协。

《张协状元》一剧，从思想内容来看，应该予以肯定，它批判了宝贵易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不少戏曲史上难是的资料，使我们能较全面地了解早期南戏的戏剧结构，音乐形式和演出情况。

从戏剧结构上看，早期南戏不分“折”，也不分“出”。从头一直演到结束。舞台上没有幕布，时间和空间的转换靠赏的唱、念和舞蹈来体现。作品的语言通俗，口语化，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作品把张协高中负心和贫女的不幸遭遇，予以交错对比的描写，生、旦与净、丑互相穿插、独唱、对唱、合唱、宾白、科介等多种表现手段结合运用，故事围绕中心而贯串始终，矛盾冲突此伏彼起，和宋金杂剧相比，已完全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征。

南戏的代表作

南戏发展到元代，吸取了北方传来的杂剧的长处，特别是加以北曲的充实，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已取得统治剧坛的地位。现存二百多种南戏剧目，绝大部分是元代的作品。元末明初流行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被称为四大南戏。是南戏在元末明初的代表作品。

《荆钗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元朝人柯丹邱。王季思先生认为“从现存明刊本《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看，文字比较俚俗，又保留了不少温州坊巷旧名和方言土语，当出宋元间永嘉书会才人的手笔。”柯丹邱可能是最后的编写者。作品写王十朋家贫，以荆钗聘娶钱玉莲，婚后两人感情笃深。后王十朋赴京考试中状元，万俟宰相要招他为婿，王十朋以家中已有妻室为由予以拒绝。万俟将其改调到边元的潮州做官，钱玉莲在家，因其继母逼其改嫁土豪孙汝权，钱不从而投江。幸为福建安抚钱载和所救，收为义女。后万俟宰相被劾倒台,王十朋升任吉安知府,回家接母,钱载和想将义女嫁给他,王十朋不从，后荆钗重现，夫妻方才团圆。

《荆钗记》歌颂了富贵不忘糟糠妻的封建社会正直的知识分子，也刻画了劳动妇女宁死不屈的形象，情节感人。语言通俗，曲白自然，深受人民喜爱。数百年来一直在各地剧种上演。

《白兔记》，作者已不可考，原题“无名氏作”。1967年，在上海嘉定宣氏墓中发现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北京永顺堂刻本《刘知元还乡白兔记》，内有“亏了永嘉书会才人，在此灯窗之下，磨得墨浓，蘸得笔饱，编成此一本孝义故事”等语，可知此戏文也是温州人写的。作品写刘知远和李三娘的悲欢离合故事。刘知远是五代时的汉高祖，由军卒发迹而成为皇帝，具有传奇色彩，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剧本描写刘知远少年无靠，李大公招其为婿。李大公死后，刘知远与妻李三娘嫂强迫李三娘改嫁有钱人家，三娘不从而被罚入磨房推磨 咬脐郎，托人送入军中。十六年后，咬脐郎出猎，追赶一只白兔，在井边巧遇母亲，终于合家团圆。李三娘是编剧着意刻划的人物形象，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妇女的优秀品质和坚强性格。在艺术上具有民间创作质朴自然的特色，吕天成《曲品》评云：“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

“荆、刘、拜、杀”四大传奇都具有质朴自然的民间创作特色，在戏剧发展史上影响很大,由于它来自民间,人物个怀鲜明，爱憎分明,深受市民群众喜爱,在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在明清时期,戏班能否演出这几个戏,被作为评价戏班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