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生是人名，同名的有烈士王益生、漫画家王益生。

烈士王益生(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漫画家王益生

烈士王益生

人物简介

王益生烈士（1917-1941），江苏阜宁人。1937年入党，曾任中共余姚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余姚县副特派员等职。1941年6月25日，在临山组织武装时牺牲。

人物生平

王益生，江苏阜宁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诸暨县政工队副区队长，枫桥区委委员兼枫桥直属支部书记、诸暨政工队干事长和中共党团书记、中共余姚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余姚县副特派员等职。1941年6月25日在临山遇难牺牲。

王益生，原名赵树屏，生于1917年。早年丧父，家里仅有他和母亲、兄长三人。家庭经济尚称优越。自幼读书成绩很好，1937年毕业于江苏淮安中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9月，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就读。

“七·七”抗战爆发，11月5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12日上海沦陷，杭城遭到严重威胁，浙江大学内迁。学校南迁至建德县时，部分学生在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提出要离开

学校，奔赴延安抗日。中共浙南特工委闻讯，即派工委成员、原浙大学生会主席施平，从金华去建德，传达中共浙江省委的意见，动员他们留在浙南打游击；后来有20多人留下来参加浙南党组织举办的抗日游击战争训练班，其中就有王益生。学员们在那里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等四门课程。还常去附近农村开展群众工作。王益生就在训练班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训练结束，王益生等留在浙南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十大纲领》，发动农民开展“二五”减租。当时浙东萧山、诸暨一带，是抗日前哨。诸暨县长邓訒主张抗日，他曾要求我党派一批进步青年去诸暨帮助工作。6月，王益生被派到诸暨，先在诸暨县警察局当指导员。7月，由党安排，调到诸暨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并成为破坏浙赣铁路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虽是大学生，但不摆知识分子架子，那时正值炎夏，他脚穿草鞋，头戴草帽，汗流浃背，夜以继日地奔走于破路区段，组织指挥民工突击奋战，把思想工作做到破路斗争现场。

1938年8月王益生调枫桥区，公开职务为区署区员，任政工队枫桥区队副队长。1939年1月任中共枫桥特支支部书记。他深入农村、山区，与农民促膝谈心，广交朋友。他又善于唱歌，用抗日救亡歌曲激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组织抗日义勇队(不脱产的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组织)，枫桥区的抗日义勇队队员达三千多人，为全县之首。

王益生关心群众，爱护群众骨干，关心维护群众利益。枫桥回村为了筹集救济灾民经费，砍倒祖上遗留下来的坟山大树，引起了豪绅地主的仇恨。由劣绅陈季侃、周志豪为首，纠集村里的封建势力，利用枫桥自卫中队，将砍树的发起人、农民领袖周洪法(即周迪道)逮捕，准备第二天解赴诸暨县城治罪。王益生闻讯，连夜赶赴诸暨县城，到县府据理力争，说明救济灾民，对发动农民抗日、争取抗战胜利意义重大；揭露顽固的亲日分子借刀杀人、扼煞抗日力量的图谋。他为营救周洪法，通宵达旦，由县城至枫桥往返多次，终于使周洪法获释。

王益生在枫桥期间，对自己同一代的青年十分关心，能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当时枫桥有一所战时中学，一些青年学生，男男女女都喜欢到政工队区队部和王益生的住处走走，他抓住机会，教育青年学生走革命道路。一天，有位姓何的学生，带了一位叫王敏琴的女同学前去，向他介绍说：这位女同学是诸暨1931年牺牲的中共诸暨县委书记何达人烈士的外甥女。王益生当场鼓励她继承舅父的革命遗志，抗日救国。不久，她就参加了由政工队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参加了政工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来浙江视察，路过诸暨。3月31日在枫桥大庙举行的欢迎会上，王益生担任大会记录。他肩负党的重托，将周恩来同志团结抗战的宏论，认真记录，整理印发，分发到广大党员和各界人士，有力地推动了诸暨的抗日救亡工作，打击了破坏团结抗战的一小撮顽固的反动势力。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限共”“反共”具体政策，实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诸暨县一小撮顽固派，也企图由县党部接管政工队。此计不成，又派其代理人宋XX和沈XX来担任队长和干事长。王益生和其他同志一起，一面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一面发动和依靠群众，终于赶走了宋、沈，争取了中间力量，在政工队中牢固地树立了进步力量的优势。8月，王益生被推举为政工队队本部干事长，调任县政府科员，党内任政工队党团书记。9月，中共诸暨中心县委成立，王益生任中心县委统战委员会负责人。1940年，对诸暨政工队影响最大的郦咸明同志调离诸暨以后，王益生任县政工队副队长，对县长夏高阳、枫桥区长祝更生，政工队长宣季荪，和以后的干训班教育长郑重为等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40年4月间，诸暨县府在嵩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王益生被县府调去做政治工作，担任游击训练班指导员。在这个三百余人的训练班内，斗争非常尖锐，学员中虽然中共党员、进步的政工队员和政工队培养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占多数，但顽固势力很不甘心，他们特地调遣了数十名国民党党徒，经过县党部预先培训，派到干训班充当学员，进行特务活动。王益生针锋相对地宣传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得到学员的赞同。但是，他的面目也越来越红，要暗杀他的流言传开来了。因此党组织决定立即把王益生调出诸暨。为了保守党的机密，王益生毅然与恋人不告而别。在当地地下党员的陪同下，经诸暨西面山区，绕道嵊县，辗转到达余姚。到余姚后改名为王益生。

1940年8月，形势逆转，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纷纷外调离开余姚或转入农村隐蔽。当时，余姚中心县委只留下书记朱学勉一人，根据上级指示，充实了县委，王益生担任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40夏—1941．3)，并分工抓盐区和姚西的党务工作。秋天，王益生的爱人王敏琴在组织上的协助下，也来到余姚，代替王益生在熊家街小学任教。王益生日夜在姚北平原上奔波，当时虽然环境十分恶劣，由原来的公开工作转入地下的秘密工作，但他很快熟悉了余姚，不仅熟悉余姚的地理环境，还了解余姚的历史与掌故。11月中旬，天元地下党支部成立，他在会上说：周巷东边的化龙堰到浒山西首的鸣山堰，中间的河道主流，古称中河，天元、长河、历山、朝界一带，均属中河。为了隐蔽，我们这个支部就利用这“中河”的谐音取名“中和”吧。一位刚来的外地人，能对余姚的历史、地理了解得如此清楚，真使在座的同志钦佩。以后，在建立根据地时，曾把这一带称作“中和”区。

他知识丰富，对马列主义理论、史地、文学都有研究，又写得一手魏碑体，经常借用墨迹教育鼓励党员。还集印刷、出版、发行于一身，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办起了一份面向全县的秘密小报——《星火》，用蜡纸刻印，排版新颖，每月一期，每期四版内容有党中央的声音，党的建设，党的基本知识等，成为地下党重要的教育材料。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王益生内心非常沉重，他曾多次指出：“顽固派的这种丧心病狂的行动，不是说明他们力量的强大，而是说明我党我军的力量在抗战中迅速成长，是顽固派惧怕我抗战力量的一种表现!”他这种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激励了不少周围的共产党员。

皖南事变以后，绍属特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把党组的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领导，而且干部又作了较大的调整。中共诸暨县委书记张光(陈松春)调余姚任特派员，王益生、赵汝翰(又名张云，肖张，从诸暨调来)为副特派员。原余姚中心县委书记杨寿明调诸暨(易名朱学勉)，其他原委员大部分调离，个别就地隐蔽，党的活动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针。在这期间，王益生基本上隐蔽在庵东盐区沈一民同志家里。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王益生很有远见地鼓励沈一民在社会任职，当保队附，当壮丁训练班教练员，以便接触上层，广交朋友，为今后组织抗日武装创造条件。由于王益生关心、爱护并指导党员，与党员同甘共苦，心系一起，盐区的党组织，未受到影响和损失。

1941年4月23日，余姚沦陷，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5月初，余姚地下党的三位领导，在一时接不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召开了一个紧急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地方抗日武装。但由于埋藏的枪支被国民党部队缴去，余姚地下党第一次组织抗日武装计划落空，王益生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

正当第一次组织武装失败的时候，庵东开来了国民党三十四师残部，头头孙彦龙，声称要找共产党。党组织了解情况以后，决定把这支旧部队改造为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并指示由王益生负责这一工作。王益生接受任务以后，带了陈小平、黄庆云等同志去孙部。孙部到庵东后，庵东缉私营(盐警)也加入了孙部，扩展到300余人。下辖三个连队，配有3挺轻机枪，孙彦龙任大队长，原盐警李天成为大队附，王益生为指导员，陈小平为参谋。并寻找到一批散居在各地的原政工队员和战时社会服务团的积极分子，组成一个随军服务队，担任部队政治工作。由于盐警的加入，特别是大队附李天成思想反动，使部队情况十分复杂，战士思想混乱，王益生的工作十分艰巨。他日夜操劳，双眼布满血丝，脸上略现浮肿，喉咙沙哑。以后根据特派员张光建议，成立了一个警卫连，人员从各连抽调，黄庆云任副连长(无正连长)负责保卫指挥部。部队打算在姚西打下基础以后，再向姚东逍林地区发展。王益生已派地下党员去那里组织力量，与一些地方势力搞好统战关系，力图使这支部队成为强大的地方抗日武装。

6月24日，部队准备宴请姚西的乡、镇、保长，地方士绅等，以联络感情，求得支持。临山镇镇长陶园，原系政工队员，到过陕北，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940年形势逆转时被国民党逮捕，后登报自首脱党。当时国民党在临山搞八乡联防，所以，部队要在姚西立足，陶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必须请到。为此，他就亲自出马，带了陆葛、熊飞(均为党员)和孙彦龙的一名警卫员洪云宝(绰号小阿弟)，一行四人，前去临山镇，请镇长陶园赴宴。他们在戚家板桥找到了陶园，谈了几句，陶即欲避去，王益生前去拉他。此时，警卫员洪云宝即拔枪欲胁陶园顺从，不料，枪走了火，误中了王益生同志腹部。洪见情况已至此，就挟持陶园出临山东门，经黄泥岭向部队驻地跑回。陆葛、熊飞两同志找来一块门板当担架，护送王益生同志回部队。刚出临山东门，就遇上了临山镇赶来的镇警备班，他们朝陆、熊等开枪射击，王益生和陆葛、熊飞三位同志当场牺牲。部队移驻到湖堤乡，处决了陶园,并为王益生等三同志开了追悼会,将遗体安葬在该乡娘娘庙山里。

王益生烈士墓，在解放后几经迁移，最后修筑在临山镇南门山上。

漫画家王益生

王益生 (1929.11—2008.3.8) 漫画家。江苏吴县人。 1951年开始自学漫画， 历任上海《劳动报》美术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业务室主任、上海漫画学会会长。王益生长期从事漫画创作和组织工作，代表作品有《责任不在我》《伯乐不乐》《全凭一张嘴》《永在心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