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选（1910~1984），原名韩荣升，山西灵丘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统一战线工作者。政协大同市一至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他出生于灵丘县花塔村贫苦农民之家，其父读过几年私塾，深知没有文化的难处。故而老人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也要供后代读书识字，以求知书达理。他10岁时被家里送到本村国民小学读书，15岁考入本县第三高小。在校期间与志趣相投的同学们组织学习促进会，交流思想、议论时政。毕业后适逢晋奉战争，局势动荡，百姓遭殃，因家贫无力升学，只好回家务农。1929年灵丘县招聘小学教员，他通过考试被录用，先后在独峪、河浙、杨庄、花塔等村任教。通过教书实践，他深感学识有限，常因知识贫乏而力不遂心。于是在备课、代课的同时博览群书，加紧自学，努力提高自己的学问。

1939年抗日高潮中，经他的好友、时任繁寺县三区区长的白耕田启发，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到繁寺县三区担任了教育助理员。同年7月由繁寺县三区区委书记张柱国及郝瑞琇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繁寺县三区、二区、四区区公所助理员，六区区长，繁寺县政府民政科员等职。1942年10月起担任繁寺县委敌工部干事、副部长，县委城工部部长。1947年10月起任雁北地委城工部干事，阳高县委城工部部长。1949年1月任大同市南分会主任。长期的城工工作，他对敌情了然在胸。1949年人民解放军围攻大同时，他带领一个工作队到南分会工作。大同解放后，他出任口泉区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担任一区区委书记。1953年4月起担任中共大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3月兼任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秘书长。1956年4月在政协大同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

当年他初到统战部工作时，大同市的各民主党派尚未组建，他按照党的统战方针、政策，走访本市各界名人和党外朋友，东奔西跑促成民革、民建、民盟、工商联等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组建市级机构。他对那些曾为人民做过贡献的党外人士关心备至。公私合营前郭子勃开的大甡元，由于货源等原因濒临倒闭。他主动走访了解情况后，与有关部门联系协商，将当时市场供应紧俏的葫麻油让其经营，使该店起死回生度过难关。建国初，许多私营企业绝境逢生，但多数手中资金不足，难以施展。经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搞联合，絮棉厂、恒久铸造厂、中和铁工厂、联合铁工厂、大众浴池等单位都是通过搞联合得以快速发展的。

大同解放初，有些旧知识分子赋闲在家，他负责统战工作后，派出专人查档案、翻资料，从60多名旧职员中，选出40余人，挨门逐户走访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根据他们所学专业、技术特长和本人意愿，在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下，20多位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得到妥善安置。

平时，他与市政协副主席郝绳祖、兰效汤、祁乐天、王缮先生经常在一起研究商量工作，共商国是、大事，为大同市的繁荣献计献策。在生活上对这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则多方关怀照顾。遇到生病期间他总要到医院一一探望、安慰，嘱咐医生尽心治疗，若本市缺药就火速差人赴外地采购。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紧张，许多人得了浮肿，他主动与各部门联系，为这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年老体弱的党外人士实行特供，他吩咐部里的干事将特供证一一分送到手里。每次接到特供证后，大家总是热泪盈眶地感谢党、感谢组织上的关怀。他对少数民族和归国华侨同样关心照顾。每逢中秋、元旦、春节，他总要邀请全市30多位华侨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同时广泛征求大家的建议和意见，想方设法帮着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1957年郭德恒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一度情绪低落。得知情况后他主动找郭谈心，让他放弃包袱。1959年郭先生到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亲自送行，并一再鼓励好好学习。他在民主人士中声望极高，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跟他谈心，他则更乐意为大家解难。

1960年8月，原冀晋区雁北地委敌工部副部长舒宏烈士的遗体由兴国寺移葬田村人民公墓军干区，市民政局为烈士树碑请他题墓志铭，他欣然命笔：“采山苍苍，桑水泱泱，舒宏同志，气节轩昂。比山有高，比水有长，一点鲜血，染红边疆，徘徊瞻仰，永志不忘。”道出了对殉难战友深切的缅怀之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政协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上，他说“运动开始了，这次运动可能涉及到你们，也可能涉及到我，不管涉及到谁，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相信共产党。”这掷地有声的警言，深深印在每个民主人士心中，在被造反派迫害、折磨的艰难岁月里，每每想起这句话，就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运动中他被错误地定为“大同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典型”，扣上“裴多菲俱乐部”主谋的帽子最先被推出批斗并遭到非法逮捕。面对造反派的胡作非为，他宁可受刑，也要恪守原则，表现了一位党培养多年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坚强意志。

1972年，他恢复工作后，出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当时有人借城市交通拥挤，提议将已有600年历史的鼓楼拆去，他据理力争，才得以保住。他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情有独钟，对零散文物留意保管，一次在人民公园散步时，发现一通清顺治十三年（1656）《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被当作石桌在公园供游人休息，他如获至宝，立即通知博物馆运回，妥善保管。后经专家认定此碑乃是考证大同清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此后他在大同一中院内、军分区院里又相继发现两通李白的“壮观”碑，都运回博物馆保存，这样才使得当今人们还能够有缘饱览这些稀世珍宝、名家之作。

1973年秋，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云冈参观后，指示要三年修好云冈石窟。作为市文管会主任他责无旁贷。当时他已年过花甲，每天上下班往返于云冈——市区约60公里的路程，组织参与修缮方案的设计与工程的监理。寒暑三载不负人，云冈石窟终于按期修葺完成，荣获国家科技一等奖。他为保护云冈石窟等人类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1年他再度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两年以后他办理了离休手续，仍坚持写作，撰写文史资料和回忆文章。1984年11月他因病逝世后，群众送的挽幛中有“与鼓楼长存”五个大字，这是对他保护文物古迹最切意的评价和赞许。（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大同市志》李大宏 李大钧\\文，不得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