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被当年明月称为“不懂政治，敢于顶撞皇帝”，由于万历皇帝昏庸，而且万历年间因为“争国本”言官闹得很凶，所以许国、申时行、王锡爵等人都采取“和稀泥”的方法，即给言官面子，给皇帝面子，当年明月称之为“你好我好大家好”，敢于皇帝顶撞者唯有张居正和王家屏，王家屏明摆着“支持言官直谏”，皇帝龙颜大怒，却拿他一点儿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内阁首辅，辞退以后就没人愿意帮他“干事”，奈何不得。另外传世名作《金瓶梅》却有言论为王家屏所写，现尚不清楚。

个人简介

个人履历

有关事件(为人正直，行止端庄 恪尽职守，秉公执法 解救于仁)

进谏之法

辞官回乡

《金瓶梅》作者之谜(《金瓶梅》的社会价值 猜测一 另一种猜测 对《金瓶梅》的评价)

明史记载

个人简介

王家屏（公元1535年——1603年）字忠伯，号对南，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河阳堡人，万历十九年九月至二十年三月（1591年－1592年）任内阁首辅。曾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予机务，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致仕归里。所以，在广大雁北地区民间以“王阁老”相称。

从小受过正统的伦理纲常教育，十三岁名列秀才，二十几岁得中举人。三十三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十二年(1584)十二月由日讲官提升为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万历十八年(1590)秋七月，王家屏升任礼部尚书、文源阁大学士，任首辅之职半年，万历二十年(1 5 9 2)三月致仕(退休)归里。

王家屏天赋聪颖，才思敏捷，智力过人。据说：“凡为文，不属草，含毫沿吟，一挥而就，闭门散帙，不闻诵读声，过目辄不忘。”无论大小著作均出人意表，即“谈吐巧捷，四座尽倾。”万历皇帝钦佩他的宏深经术和端庄的气质，常常在左右面前称他为“端人”。御题“责难陈善”字以赐。

家屏为人正直，不畏权贵。-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一直担任首辅，神宗和皇太后十分器重，凡议事多能言听计从，当时举朝文武莫不对之阿谀奉承，而家屏却秉公相待。张居正患病，朝内大臣无不奔走于祠庙之间为他祈祷阳寿，而唯家屏不为。但在张居正离开人世不到两年，群臣就发泄对张的积怨，纷纷上书皇帝，谴责张居正，首先剥夺了张三个儿子的官职，继而撤销了张居正本人生前所得的太师头衔。万历十三年(1 5 8 5)九月，皇帝以“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的罪名将张居正黜免，并公布天下。这时家屏却给侍御写信，为张家后代解脱。

王家屏在阁数年，推诚秉公，不植私交，正色立朝，得到朝野的肯定。明朝延续到万历年间，国尽民贫，一片荒凉。皇帝疏于朝政，嗜酒、恋色、贪财，崇尚道教。家屏作为辅相常常“进谏”，特别是在争“国本”(立太子)问题上，尤为突出。万历二十年(1 5 9 2)，皇长子常洛年已十一岁，尚未入学，朝臣们疑虑，如此下去，常络将是个愚昧无知的君主，怎样主持国家大事呢?同时对神宗的用心也产生了怀疑。于是以李献可为代表，不少人联合向神宗皇帝上疏，恳请让太子接受教育一。神宗以“违旨诲君”的罪名，将李献可降职外调，其余伙同者夺俸半年。此御批下到内阁，家屏拒不执行，将“御批”封还。神宗严厉斥责王家屏“迳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王家屏却说：“所以敢激聒敢封还者正恃皇上之圣明，无一言不纳；皇上之宽大，无一物不容也。”绝妙地嘲讽了心地狭窄的万历帝。万历十八年，王家屏因神宗政事不亲，储位不立，摈斥忠谋为理由，连上两疏请求辞职，万历帝不允。后又上两疏恳请，才准奏去职返乡。万历三十年(1603)，家屏与世长辞。葬入河阳畔御修坟内。卒后，先赠少保，后赠太保，并谥“文瑞”。现存著作有《复宿山房集》和《王文瑞公诗集》。

个人履历

王家屏出生于一个家道衰落、只能且耕且读的农民知识分子家庭。他天赋聪颖，才思敏捷，智力过人，13岁为秀才，29岁中举，明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他33岁时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在史官予修《世宗实录》时，权臣高拱的兄长高捷任职右副都都御史，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王家屏不顾一些老朋友的劝阻，不怕得罪权贵 ，秉笔直书 ，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初年，王家屏担任修选，充日讲官，后升为待讲学士。

有关事件

为人正直，行止端庄

明代中叶以后，皇帝的朝讲经筵多流于形式，神宗皇帝对于这种典礼更待以儿戏。但是，每当王家屏开讲，“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万历帝钦佩他的博学多才和端庄气质，在众人面前称他为“端人”。王家屏的为人正直，行止端庄，还表现在他对宰臣张居正的态度上。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到十年，一直担任首辅，神宗非常器重，权倾朝野，谁要想得到高官，必先得居正垂青。就是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王家屏也能秉公相待。张居正生病时，朝内大臣都去看望，有的还到寺院祈祷，奉迎至极，唯独王家屏没有前去。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群臣对他一反常态，倒张的浪潮甚嚣尘上，神宗也撤销了他生前的太师头衔，籍没其家产。但是，在这墙倒众人推、迎合上心的倒张浪潮中，而王家屏又能够秉公持法，对张居正给以正确的评价。

恪尽职守，秉公执法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王家屏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为吏部左侍郎兼东图大学土，辅助朝政。王家屏执阁六年，时间虽短，但给当时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 《 明史 》卷217）；他恪尽职守，秉公执法，“每议事秉政持法，不亢不随”；他注意处理同内阁诸臣关系，与同僚们和睦相处。

解救于仁

王家屏辅政之时，皇帝就是出名的昏君明神宗朱翊钧。朱翊钧深居简出，成天沉溺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大臣们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当时，官僚腐败至极，财政危机非常严重，军备弛懈，土气积弱，加之战争频繁，天灾不断，明王朝正经历着由强盛转入衰亡的时刻。在此多事之秋，家屏步入仕途，纵有天大本领，也挽救不了明王朝潜在的危机。况且，朱翊钧又是个恣意妄为、刚愎自用的人。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名隹）于仁向他上了“四箴”疏，说他“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论理，这“四箴”疏正切中了朱翊钧的毛病，但他容不得大臣们对他说三道四，震怒不已，非治其于死罪不可。当此之时，王家屏挺身而出，要代替于仁“伏罪”。他说：“思之于仁庶官也，于皇上之愆违尚能谏之，臣职亲于庶官，任专于辅导乃尚有所不知不谏。夫不知失职也，知之而不谏，失职也。安可独罪于仁哉？”（《复宿山房全集》卷四）在以王家屏为首的几个人营救下，于仁虽然被罢了官，总还是保住了脑袋。

进谏之法

根据明神宗的脾气特点，王家屏总结了一条“委曲已开导之，尽力以扶持之，至诚以感动之。其有不从，然后可以强谏力争”的进谏之路。他针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置国尽民贫于不顾，反而想方设法搜刮民财，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生活的情况，在给皇帝的奏疏中直言不讳地说：“纵欲败度其源在上”。他针对神宗皇帝不临朝讲，不做典礼，不发章奏、政事皆废的情况，上了“请御朝讲发章疏疏”，认为“堂陛之交所恃以存礼貌者惟有朝讲，军国之政所恃以集其谋议者惟有章疏”。他针对“武备积弛，士气积衰”的状况，提出了“治之以不治，款之以不款”的方略，主张“置其顺者，剿其逆者，去者不追，来者必拒”的战术。

辞官回乡

王家屏一心想重振朝纲，但是，他的“犯颜触讳、抗争偾事”，深深触怒了皇帝。为了明哲保身，王家屏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要求辞官回乡，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三月得到朱翊钧允许，告老回乡。晚年，他花了大量时间，收录整理自己写过的文稿，起名为《复宿山房文集》，一直留传至今。

摘自《朔州史话》，书海出版社，1995，武喜荣编著

《金瓶梅》作者之谜

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文学界诞生了一部最为引人争议的百回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由于书中大量自然主义的色情描写，使得几百年来，对此书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毁誉不一。

《金瓶梅》的社会价值

不过，与《金瓶梅》露骨的淫秽描写和低级趣味的刻画相比，它取得的艺术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尤其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一反过去小说中历史英雄传奇题材，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现实社会及家庭生活和世态风情，给小说的创作开拓了一条新路子。对后世特别是《红楼梦》的诞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连鲁迅先生也认为，它是开了“人情小说”的先河。

猜测一

由于《金瓶梅》这部小说与众不同，因而有关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自然也就一直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热门话题。1931年，在山西介休发现了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本《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的“序”介绍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化名为“兰陵笑笑生”的山东人。尽管这个“兰陵笑笑生”使人生疑，但总算有了作者的化名。至少，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个版本，为研究《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提供了另一种的说道。

另一种猜测

在明代，凡是见过或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是不想知道或没有注意作者的情况。而是他们绞尽脑汁也只能记载一些关于作者的捕风捉影的传说，却无法得知其详确情形 。只是在这样的传闻中 ，谁也不曾提到过有这么一位“兰陵笑笑生”。可见，这个“兰陵笑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的丁巳版本中的突然出现，只能使人想到，它是由刊刻者强加上去的，而那个所谓的“序”，则更可能是伪托。

众说纷坛之际，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出现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山西省的《金瓶梅》研究专家马永胜先生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山西省山阴县人王家屏。

从情理上讲，《金瓶梅》是以山东为背景写的，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按照人们“ 家丑不可外扬” 的习惯，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女人写成淫妇，恐怕有悖情理。谁都愿意以家乡的英雄为荣，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所以说，就是再愚蠢的作者，也会来一个伪托，不写自己的出生地。而《金瓶梅》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一个促使恶人死亡。《金瓶梅》这种贬鲁人，褒晋人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

从地理上看，《金瓶梅》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金瓶梅》100 回中，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却由于作者的笔误，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风格；甚至就连骂人的话，“毛司的砖儿 —— 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人的歇后话，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毛司”。另外，《金瓶梅》中的衣着，一般都有雁北特点，如皮袄、毡帽等，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腰子”，这种衣着即便是在山西省的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

王家屏虽然祖籍太原，但近祖几辈都住在山阴。王家屏本人则更是土出土长的山阴人。山阴人当然熟悉山阴话。这种作者语态反映到书中，自然也就使得《金瓶梅》的方言语系成为山阴方言语系。

另外，《金瓶梅》中，有许多写作质量很高的奏疏，没有做过内阁官员的人，是很难以写出如此规范、地道行文的。王家屏的经历，则恰恰是在明穆宗隆庆二年中了进士，当日封官，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及内阁首辅。在他著述的《复宿山房全集》中就有很多奏疏。皇帝常叫他代写册文，他也常为他人代写奏疏。可见王家屏对官僚机构的行文规范是了如指掌，运用娴熟的。

这样看来，许多确凿的事实都说明，除了王家屏，别人是没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部巨著的。近年，在应县召开的山西省首届《金瓶梅》研讨会上，中国金瓶梅学会会长刘辉教授和许多省内外专家、学者，对马永胜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于全面深入地探寻《金瓶梅》艺术成就的潜在价值，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推动作用。

对《金瓶梅》的评价

《金瓶梅）》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全书地方色彩很浓，方言、歇后语、谚语在书中时常出现，导致了人们的很多误解。有的猜测说是“山东土白”，有的分析说是苏州、扬州的“吴语”，但举出的例子却多欠说服力。

实际上，《金瓶梅》的方言，纯属山西雁北方言。从全书中被摘出的 3000 多条雁北方言，经过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偏重山阴和应县两地方言，而有些方言则纯属山阴独有。比如第76回，应伯爵与几位女子互相戏骂，他骂道：“我把你这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这句话，直到现在，金学家们还都不敢妄加标点，当然就更无从知道它的意思了。

用其它办法解释，也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可是若用山阴方言一解，这句话就通了。

其实，这是作者用山阴方言，采取拆字法、谐音法、藏头法来骂人的一句话：“女又十撇”拆字“奴才”；“鸦胡”，谐音“夜壶”；“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藏头“石朵了”即谐音“拾掇了”。人所共知，夜壶，是起夜小解的用具，而把女性比喻为像夜壶一样为男性服务，可谓歹毒。“拾掇了”，是山阴方言，指收拾了，即把女性奸耍了。

由此例可见，《金瓶梅》一书，山西山阴方言是一大特色，而书中的诸多难解之处，如用山阴方言予以旁释，很容易即可贯通。

明史记载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阴人。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高拱兄捷前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遗赵文华，家屏直书之，时拱方柄国，嘱稍讳，家屏执不可。万历初，进修撰，充日讲官。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称为端士。张居正寝疾，词臣率奔走祷祈，独家屏不往。再迁侍讲学士。十二年，擢礼部右侍郎，改吏部。甫逾月，命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去史官二年即辅政，前此未有也。

申时行当国，许国、王锡爵次之，家屏居末。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越二年，遭继母忧。诏赐银币，驰传，行人护行。服甫阕，诏进礼部尚书，遣行人召还。抵京师，三月未得见。家屏以为言，请因圣节御殿受贺，毕发留中章奏，举行册立皇太子礼。不报。复偕同官疏请。帝乃于万寿节强一临御焉。俄遣中官谕家屏，奖以忠爱。家屏疏谢，复请帝勤视朝。居数日，帝为一御门延见，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评事雒于仁进四箴，帝将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节，耳目心志之娱，庶官不及知、不敢谏者，辅弼之臣得先知而预谏之，故能防欲于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备位密勿，反缄默苟容，上亏圣明之誉，下陷庶僚蒙不测之威，臣罪大矣，尚可一日立于圣世哉！”帝不怿，留中，而于仁得善去。

十八年，以久旱乞罢，言：“迩年以来，天鸣地震，星陨风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疠札瘥，调燮之难，莫甚今日。况套贼跳梁于陕右，土蛮猖獗于辽西，贡市属国复鸱张虎视于宣、大。虚内事外，内已竭而外患未休；剥民供军，民已穷而军食未裕。且议论纷纭，罕持大体；簿书凌杂，只饰靡文。纲维纵弛，忄妻玩之习成；名实混淆，侥幸之风启。陛下又深居静摄，朝讲希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今骄阳烁石，小民愁苦之声殷天震地，而独未彻九阍。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饮食俱废，不能自已者也。乞赐罢归，用避贤路。”不报。

时储位未定，廷臣交章请册立。其年十月，阁臣合疏以去就争。帝不悦，传谕数百言，切责廷臣沽名激扰，指为悖逆。时行等相顾错愕，各具疏再争，杜门乞去。独家屏在阁，复请速决大计。帝乃遣内侍传语，期以明年春夏，廷臣无所奏扰，即于冬间议行，否则待逾十五岁。家屏以口敕难据，欲帝特颁诏谕，立具草进。帝不用，复谕二十年春举行。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欢然。而帝意实犹豫，闻家屏宣示，弗善也，传谕诘责。时行等合词谢，乃已。明年秋，工部主事张有德以册立仪注请。帝复以为激扰，命止其事。国执争去，时行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锡爵先以省亲归，家屏遂为首辅。以国谏疏己列名，不当独留，再疏乞罢。不允，乃视事。家屏制行端严，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挠。性忠谠，好直谏。册立期数更，中外议论纷然。家屏深忧之，力请践大信，以塞口语，消宫闱衅。不报。

二十年春，给事中李献可等请豫教，帝黜之。家屏封还御批力谏。帝益怒，谴谪者相属。家屏遂引疾求罢，上言：

汉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臾承意陷主于不义乎！”每感斯言，惕然内愧。顷年以来，九阍重闭，宴安怀毒，郊庙不飨，堂陛不交。天灾物怪，罔彻宸聪；国计民生，莫关圣虑。臣备员辅弼，旷职鳏官，久当退避。今数月间，请朝讲，请庙飨，请元旦受贺，请大计临朝，悉寝不报。臣犬马微诚，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见矣。至豫教皇储，自宣早计，奈何厌闻直言，概加贬谪。臣诚不忍明主蒙咈谏之名，熙朝有横施之罚，故冒死屡陈。若依违保禄，淟涊苟容，汲黯所谓“陷主不义”者，臣死不敢出此，愿赐骸骨还田里。

帝得奏不下。次辅赵志皋亦为家屏具揭。帝遂责家屏希名托疾。家屏复奏，言：

名非臣所敢弃，顾臣所希者，陛下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则名垂千载，没有余荣。若徒犯颜触忌，抗争偾事，被谴罢归，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将使臣身处高官，家享厚禄，主愆莫正，政乱莫匡，可谓不希名之臣矣，国家奚赖焉？更使臣弃名不顾，逢迎为悦，阿谀取容，许敬宗、李林甫之奸佞，无不可为，九庙神灵必阴殛臣，岂特得罪于李献可诸臣已哉！

疏入，帝益不悦。遣内侍至邸，责以径驳御批，故激主怒，且托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亲，不宜有怒。事关典礼，不宜有怒。臣与诸臣但知为宗社大计，尽言效忠而已，岂意激皇上之怒哉？”于是求去益力。或劝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为者，由大臣持禄，小臣畏罪，有轻群下心。吾意大臣不爱爵禄，小臣不畏刑诛，事庶有济耳。”遂复两疏恳请。诏驰传归。家屏柄国止半载，又强半杜门，以戆直去国，朝野惜焉。阅八年，储位始定。遣官赍敕存问，赉金币羊酒。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赠少保，谥文端。熹宗立，再赠太保，任一子尚宝丞。

家屏家居时，朝鲜用兵。贻书经略顾养谦曰：“昔卫为狄灭，齐桓率诸侯城楚丘，《春秋》高其义；未闻遂与狄仇，连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会稽之耻，激厉朝鲜，以城楚丘之功，奖率将吏，无为主而为客，则善矣。”养谦不能用，朝鲜兵数年无功。其深识有谋，皆此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