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烈（1880-1953)，字希哲，沈阳人。,近代东北书法篆刻第一大家。为"关东三才子"之一。("关东三才子"指游国臣、荣孟枚、王光烈). 其生平著述甚丰，著有<<篆刻百举>>、<<篆刻漫谈>>、<<印学今义>>、<<古泉文集联>>、<<希哲庐藏印>>、<<希哲庐印谱>>、<<夫椒山民印存>>等。他和吴昌硕、齐白石等书画大师都有唱酬，互换字画。王光烈不但以诗文见长，且精于篆刻（金石），擅长各种书体，如大篆、小篆、钟鼎、彝器、古泉，碑版，无不精通，对各种印石也颇有研究。

民国年间，曾任沈阳“金石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会长，沈阳大、小公报主笔。 “九·一八”事变后，迁居长春，曾任伪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新满洲》的编辑，在伪满美术“国展”中，多次担任第4部(书法篆刻部分)审查委员，其作品在历届伪满美术“国展”中均入选或获奖。其平生著述甚丰，著有《篆刻百举》、《篆刻漫谈》、《印学今义》、《古泉文集联》(共2册)、《希哲庐藏印》(共3册)、《希哲庐印谱》、《夫椒山民印存》等。此外，他还将平生收藏的名人书画付梓印行，书名《时贤书画集》，共3册。王光烈的书法、篆刻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著作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地，受到欢迎，还吸引了京、沪书画名家前来东北办作品展，交流书法、绘画技法。他对促进东北书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王光烈在解放初期逝世。

人物传记:

早年毕业北京大学堂师范馆，例授举人衔。卒业后，复归沈阳担任教职；后主《东北三省公报》（日刊）文艺版笔政，曾刻『十五年讲师十年记者』一印以自况，恒用『石隐』笔名，著文谈论金石篆刻，提倡印学。精诗文。工四体书法，正书在苏东坡、翁松禅之间，与刘石庵风格相近；篆书稍拟吴缶翁，而平正不为奇肆之姿，有『东北四才子』之目。日寇既占沈阳，原《东北三省公报》被归并於伪《大同报》，仍任编务，及后始获机缘隐退於家，专事艺术。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尽携所藏玺印等文物移居北京，生计无依，藏品遂多以易米。平素患深度近视，以读书治印耗目力过度，晚年眼水乾枯，疗治罔效，卒致双目失明，镇日坐於收音机旁，聆听广播以消永日，五十年代病逝，年近八旬，具体年份待考。

辽东印学，远逊江南，不唯资料苦缺，即切磋亦乏同好。希哲十余岁即嗜印艺，初拟西泠八家，尤喜陈曼生、赵之琛用刀之斧凿，后渐弃去；又於赵之谦、吴让之及吴昌硕三家深致倾慕，尝镌『私淑一赵服膺二吴』—章以志所好。辽阳鞍山偶出古币一坛，皆列国之方首尖足布，至为难得，竭力罗致，获文曰『王氏』、『长子』、『晋阳』之与姓氏、行序、别号相合者以归，诸布多文同而离合变化绝不相类，於篆刻之章法安排，启发颇大。由是进—步广为搜罗有裨於篆刻艺术之甲骨、刀布、镜铭、瓦当，尤注意购藏古玺及秦汉以来古印，晨夕摩挲，体会益伙。又以远居关外，见闻孤陋，遂与四方同好交流所见所藏，以冀多所进益，若镇江方药雨、苏硕人，杭州程云岑，广东蔡哲夫，及上海之黄蔼农、叶洪渔、童大年先生等，皆神交好友。寿石工一度游幕辽沈，与希哲论交，『九一八』事变后，甚以其安危为念，有诗咏之：『闲话辽东希哲庐，文章雕镂最推渠。十年不见低回甚，渴望兵间一纸书。』希哲於时亦寄诗其门人王益知海上：『离索难忘金石交，音书不断鲤迢迢。年来避地双栖稳，石印为镌海燕巢。』『地北天南系我思，淞江眠食可相宜?敝庐玺印增欣赏，赖有搜罗王益知。』益知先生语人，诗之着眼处在—『稳』字，盖剧羡可以安居沪上，从容治艺，而彼则身陷严城，无地可避，唯一可以略减愁苦者，乃把玩旧得玺印耳。

余曾得《希哲庐印存》凡四册，一九一五年辑，裒集十余岁至三十余岁所为印，面貌虽多，而未称精审，其自题诗云：『不嗤篆刻雕虫技，风雨研精二十年。瓦甓金泥斯道在，文何以外得真传。』『莫向人间问巧媸，乱头粗服自饶姿。心摹手奏沾沾喜，覆瓿名山两不知。』『雪渔已渺龙泓去，皖浙方圜自主持。独向微茫寻古拙，追摹秦汉有余师。』『派别藩篱摆脱来，千秋—夕此胚胎。竟编朱墨琳琅甚，留与他年作骂材。』晚岁所作，别辟町畦，而不拘—格，最饶古趣。所藏古玺印逾两千方，先后编成《昔则庐小玺选》、《古玺精华》、《古铜印谱一集》、《古铜印谱二集》等谱。又有《夫椒山民印谱》、《续古泉文集联》之作。

印学著作有二：一为一九一八年所撰之《印学今义》，分宗主、旁通、名式、派别、弃取、选材、著墨、配置、运刀、功力、宏博、款识、补助、润色等十四篇予以论述，条分缕析，远胜前人之说；一为一九三五年所撰之《古今篆刻漫谈》，乃补前著之未及者，胜义尤多。其中，《治印篆刻二者并重说兰云：『治印家，又名之为篆刻家，即因治印须篆刻两者并重。能篆而不能刻，能刻而不能篆，均於篆刻名义不副。前此之有宋元派印家，多不精於篆书，故刻来有拼凑之弊，甚至板重无异於匠人。浙派刀法颇好，其篆法增减，每有不合於六书者，即在於平常不精习篆书所致。一般江湖者流，不谙此义，至以不篆而刻二不其奇异，以致支离怪诞，贻笑方家。邓完白精於篆，故其所为印，有笔有墨。吴让之赵悲庵亦然。吴缶庐以石鼓文入印，其见长之处，在於长於篆法，其刻用钝刀浅入，工夫较其作篆为浅，故古拙有余，而精能不足也。即以吾人制印之经验言之，亦以篆刻并重为是。欲治一石，先书写以求其篆法章法，反写之石，然后奏刀，於奏刀时，即其不合意者，随刻随改正之，然后其印始臻完善。倘不於刻时加以改正，仅就所篆得之笔墨，一丝不错，则反板滞而无生气。可知作篆奏刀两顷，工夫均须作到。彼不篆而妄行奏刀，固觉粗野。若只就篆得如何，而不能於奏刀加以改正，非江湖，即匠气，均不得语於刻印之列者也。』非探骊得珠，何能有此精诣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