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王鼎墓志 |
释义 | 简介王鼎墓志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篆盖,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卓秉恬撰文,户部尚书祁隽藻书丹,全文共两千余字。志石共两副:一副为正方形石刻,有篆盖,随棺柩埋入墓穴(墓在“文革”时被平毁);一副则刻于四块条石,嵌于王鼎家祠享殿墙壁(祠堂在城内达仁巷东头路北,今已失去原貌)。方形墓志尚未出土,四块条石墓志,在十年动乱中被挖出抛弃。后来仅找到两块,现收藏于县博物馆石刻室,每块大小为107公分X 35公分。另外,博物馆还收藏一部王鼎墓志全文拓本,字迹十分清晰。 王鼎墓志解读王鼎墓志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又是研究王鼎历史的重要资料。今天,通过墓志的介绍,想探讨一下人们关心的几个问题:墓志为什么不谈“尸谏”?穆彰阿为什么为墓志作篆盖?墓志的实际撰文人是谁? 穆彰阿为王鼎墓志篆盖的意图穆彰阿是满州贵族,道光时任首席军机大臣,是鸦片战争时期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王鼎就是因为反对穆彰阿、力保林则徐而自杀“尸谏”的。清末改良主义政论家薛福成所著《庸庵笔记》记“蒲城王文恪公尸谏”一段中写道:“……河决祥符,上命大学士蒲城王文恪公(鼎)临塞决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见林公,倾诚结纳,且言还朝必力荐之。及大工合龙,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还朝,力荐林公之贤。上不听。是时,蒲城与穆相同为军机大臣,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穆相笑而避之。或两人同时召见,复于上前盛气诘责之,斥之秦桧、严嵩,穆相默然不与辩。上笑视蒲城日:“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上怒,拂袖而起,蒲城牵裾,终不获伸其说,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其夕,自缢薨……”。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王鼎》词目中介绍说:“王鼎……鸦片战争时,极力主战抗英。后和议将成,林则徐又遭谴谪,愤甚。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 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 根据有关资料,王鼎尸谏发生在北京郊外的圆明园,而家属皆居城内,当时无一人在侧,王鼎的遗疏被穆的亲信盗走,呈送给穆,很快换了个没有什么内容的“临终谢恩”折呈送皇帝。穆为了掩人耳目,抓紧时间为王鼎蒙理后事,当日即颁恤典,赐给治丧费银一千五百两,晋赐查保,派成郡亲王载锐,带领侍卫十员前往祭奠,穆为王鼎墓志篆盖,实际上是为掩盖他与王鼎的矛盾。 王鼎的儿子王沆,当时任翰林院编修,闻讣赶到园邸,恤典已下,根本没有看到其父遗疏。后来虽有所闻,但没有实物作证,也无法申辩,所以为其父作“行述”时:也就不提“尸谏”了。墓志系据“行述”而作,我们只能看到“薨于位”的记述。 王鼎两个卒年所折射的问题墓志的撰文是卓秉恬署名,实际上是翰林院编修冯孳芬代撰的。冯桂芬后来把王鼎墓志全文,收入他的《显志堂集》中。但墓志刻石却与冯稿在文字上有不少出入。有两处须特别辨明:一是墓志刻石写明王鼎卒年为“道光二十二年四月戊申晦”这是没有问题的。而《显志堂集》和据此编印的《续碑传集》均误刊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晦”。因此,近年一些出版物依据冯稿,将王鼎卒年错写为1844年,对研究王鼎“尸谏”问题,产生了不利影响。二是冯稿写王鼎去世时的原文是“公自河上还朝仅逾月,谒假不视事,养疴园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而墓志刻石上却将“行愈矣”三字删去。《林则徐传》的作者夏门大学教授杨国桢,给蒲城中学历史教师刘仲兴的来信,就此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兹摘抄一段,作为参考:“王鼎之死是否“尸谏”,论者各执一说,都无确凿的证据,可以肯定的是“尸谏”说在当时朝野中是相当流行的。林则徐从友人来信中得知的正是这种说法,他是深信无疑的,有挽诗可证。铭文作者冯桂芬似乎也是相信“尸谏”一说的……‘谒假不视事,养疴园邸,行愈矣,卒以不起’,倒是说王鼎病体行将康复,却突然去世,这是否冯桂芬在写作铭文时,就已知王鼎并非病死,当时慑于淫威,不得不按官方宣布,作违心之语”。 王鼎其人王鼎,字宣九,号省崖,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终年七十五岁。他在嘉庆元年中二甲第三名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礼、户、吏、工、刑等部侍郎、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他是蒲城历史人物中职位最高的封建官吏。他是清道光时期改革派和抵抗派在中枢的代表人物。他既有忠君思想,也有爱国思想,因支持林则徐等抵御外侮,反对屈辱投降,向道光帝进行“尸谏”,以身殉国,归葬蒲城西南乡忽家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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