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王大纯 |
释义 | 王大纯,教授。直隶(今河北)丰润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教授、水文及工程地质系主任,中国地质及工程地质研究所副所长。专于水文地质学,提出地下水按孔隙、裂隙及溶洞分类的方法:在地下水资源评价、孔隙承压水的补级来源、半隔水层的释水机制与地面沉降关系等方面有较深的研究。著有《普通水文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基础》。 学生文章简介张人权:至情至性大纯师 这篇文章是王大纯先生的学生,现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张人权写的。怀念恩师之情溢于言表。 1954年春,我从东北地质学院地质矿产勘查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读研究生,导师是克雷洛夫和王大纯。 时光流转如水,半个世纪过去了,迎来了大纯师九十华诞,往事历历,思绪万千,竟不知从何说起。 上世纪50年代,大纯师是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教研室主任,还指导着7个研究生,事务繁忙,我与他接触并不多。 编写1959年开始,王先生主持编写《普通水文地质学》,参与的有张咸恭、郭竹第,还有我。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王先生让我参加。那时,我以右派分子戴罪之身,作为反面教员留校,干些绘图之类的杂活,我想,也许是让我绘制书中的图件吧。后来,事情似乎并不如我所想,王先生不但让我参与内容的讨论,甚至叫我编写某些章节。别的地方不知道,至少在北京地质学院,让戴帽右派参与编写教科书,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有一次,王先生去宿舍找我不遇,给我留了一个条,抬头写的是,人权:……。王先生不会不明白,“张人权”与“人权”两者,有泾渭之分,界限之别;也许他想到了,不过,他恐怕根本想也没想,在他看来,我无非是一个少不更事的晚辈而已。这张小小的字条,对于当时的我,却是一缕阳光,一份温暖。王先生,以及其他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人,经意和不经意的善意,使我始终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历经坎坷,看尽诡谲而不变。 我是一个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往往脱离现实而寻求“完美”。编写《普通水文地质学》时,总觉得王先生得出的地下水分类“不够整齐”。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他反问我:“为什么非得整齐,难道自然界就是那么整齐吗?”。在编书时,我总想把一切说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王先生告诉我一句话:不要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这句平平常常的话,我牢记至今。 迫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王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我这个“五类分子”,一起进了“学习班”,成了“同学”。记得那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患有气管炎的王先生,总是包裹在严严实实的棉袄和特别宽大的围巾之中,参与“学习”。到了收尾阶段,只要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先生就可以“解放”了,但是他始终想不通。在运动经历方面,我的“资历”比他深,觉得他不妨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就此下楼。于是,我引经据典“开导”他,但是他一直没有“开窍”。至于他后来是如何“解放”的,正如我如何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样,至今对我仍是一个谜 评价在我的心目中,王先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教育,对他来说,并非任务,而是与生俱来的偏好。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说到教学,一说到学生,他的精神就来了;与学生们相聚,看看这个,听听那个,是他最快活的时候。他很少正襟危坐地讲大道理,往往以他不经意的言行,给你终生难忘的教益。 理念王先生的教育理念,体现在他所主编的教科书之中。1960年,王大纯主编的《普通水文地质学》问世,1964年修订再版,1980年更名为《水文地质学基础》重新出版,1986年、1995年修订再版。这本书在35年内出了5个版本,内容不断更新和扩充,字数却始终保持在23万至24万之间,在高校专业基础课教材中,恐怕是最薄的一本。王先生认为,教科书的作用,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与掌握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分析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深入浅出,以少胜多,寓深邃于平实,是《水文地质学基础》的一贯特色。读过这本教材的学生都有一种感觉,这本书很容易读,却又常读常新。这种评价,用在王先生自己身上,倒也颇为贴切。 学术务实求真,是王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研究和讨论问题,他讨厌故弄玄虚,从不拿架子,绝不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他总是瞄准关键性实际问题,厘清概念,深究机理,庖丁解牛,直奔主题;往往在众说纷纭之际,一语破的。1973年,王先生对河北深层地下水资源的结论是——“基本上一潭死水”。1980年前后,天津市请王先生咨询地面沉降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小采小降,大采大降,不采不降”。当时的河北省委,主张大力开发深层水,“基本上一潭死水”的说法,与省委“对着干”,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当时的天津市政府,迫切希望能够找到既开发深层水而又不引起地面沉降的办法,“小采小降,大采大降,不采不降”的说法,显然是十分扫兴的。但是,王先生就是这样“不合时宜”,实话直说。有时,我们这些弟子也挺着急,心想,您老先生就不能包装一番,说得更“学术”、更委婉吗?不过,从来没敢跟他提,因为他肯定会大眼一瞪:“用得着吗?!” 1970年,地质学院水文地质系部分老师到河南虞城“开门办学”,教地方水利员如何“点井找水”。王先生负责讲授平原找水的基础知识——第四纪地质。为了让只有初中和小学程度的水利员学懂会用,王先生煞费脑筋,编写了语言通俗、内容严谨、图文并茂的讲义。那时还没有复印机,要用透明纸画好后蓝晒成图,虞城没有晒图设备,王先生和我,早出晚归,到商丘晒图。用的是最原始的日光晒图板,将晒图纸和透明图贴紧,对着阳光,等着一张张显影成图。有时,出门时阳光明媚,要晒图了,太阳却躲进云里不出来,半天晒不成一张。前后用了几天时间,才算大功告成。看着满腹经纶的大教授,认认真真地做着文盲都能干的活,我倒是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真谛,有了些许领悟。 去商丘晒图有个意外收获,发现一家饭店的鸡蛋面格外鲜美,于是,第二天还去,还要鸡蛋面。等面下锅,闲极无聊,王先生和我探讨起鸡蛋面鲜美的原因。我提出的假设是,一个新来的伙计,一不留神搁了一大勺味精。对于这个假设,王先生将信将疑。于是,他跟我一起认真地观察厨师的每个动作,下面的不是原来那个伙计(不妙!),伸进瓶子的小勺,盛满味精(大有希望!),却又抖了一下才倒进面里(坏了!)。经过舌头的检验,鸡蛋面的味道的确大为减色。类似这样的小事还有不少,从中可以窥见王先生未泯的童心。 王先生望之也严,接之也温。除了教学和学术的探讨,他还喜欢和弟子们谈论种种无关宏旨的东西。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八仙过海,我连哪八位都数不过来,王先生却一一道来,如数家珍。类似的事例,使我领略了他的博闻强记。王先生还多次说起自己惊人的力气和饭量,可惜我现在只记得“很大”和“很多”了。他踢过足球,说起足球场上种种骗过裁判耳目而又十分有用的 “小动作”,细致入微,神采飞扬,显然他曾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搞科学研究,王先生是举重若轻。谈论起小事,有时他却举轻若重。如果觉得你讲得不对,他不会“大人不计小人过”,轻轻放过;他必定先道个“不!”,然后引经据典,对你说个明白。在与许多长者的交往中,我觉得王先生的这种做法,算得上“另类”。 爱好大家都知道,王先生喜欢下围棋、打桥牌;在他的熏陶下,他的“老”弟子也多半有此喜好。打桥牌,我怕记牌;下围棋,我怕算子;因此,棋牌都臭。记得有一次,与水平高出我一大截的对手下围棋,王先生观棋有语,旁敲侧击,我这个臭棋篓子居然大获全胜;“扶弱抑强”的王先生,喜笑颜开,比我还要得意。 1985年,王先生在武汉欢度七旬华诞,与弟子们同游重建的黄鹤楼。我向王先生戏言:“如此盛典,不可无诗。”不料,第二天一大早,王先生即示以七律一首: 黄鹤重来忆旧游,冲宵层楼飞檐流。凝翠瞰川分左右,白塔铜炉前后留。 云梦巨泽奔眼底,涌日大江劈神州。四八年前啜茗处,旧友新朋共聚首。 诗中提及的“凝翠”、“瞰川”,是黄鹤楼主楼前的配套建筑,连同“白塔”、“铜炉”,均为往昔大纯师过眼的旧景。此律情景交融,意真词切,我再次领略了王先生的旧学根底。“云梦巨泽奔眼底,涌日大江劈神州”一联中,“奔”、“劈”两字,随手拈来,痛快淋漓,大气磅礴,道出了他胸中丘壑。 大纯师人如其名,纯真,大气,乃是性情中人。学生愚钝,心向往之,而未能得其之什一。挂一漏万,写此小文,略表对师长景仰之情,并愿与诸后学共勉。 个人说明此文载入地质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山高水长—王大纯教授九十华诞贺文集”。2005年春写于武汉,同年秋在杭州书成册页,10月14日下午于北京大纯师寓所敬奉先生。书写册页时,前有颂词: 大哉吾师 纯真朴实 百年齐眉 岁月永驻 后有跋记: 多年未握毛笔作书,心慌手颤,笔僵墨涩,书成为之不怡。思及大纯师语“不要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为之释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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