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一篇长篇小说，1967年1月至7月连载于《群像》。它是大江的成熟之作，繁复的结构里交织着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作家最熟悉的“峡谷村庄”的隐喻内涵在这部规模宏大的长篇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作品简述

作者简介

作品目录

故事梗概

万延元年解释

相关评价(作品精神内涵方面 存在主义哲学方面 艺术成就和问题特点 与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比较研究)

作品简述

大江健三郎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小说主人公鹰四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到了美国，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离群索居在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的故事，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与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描画出一幅幅离奇多采的画面，以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乱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排行第三。20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获奖，1957年发表小说＜死者的奢华＞，成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川端康成称赞这篇小说显露了作者“异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正式登上文坛。其重要作品有：＜饲育＞获第39届“芥川文学奖”，＜性的人＞，＜个人的体验＞获新潮文学奖，＜广岛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等。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品目录

01　死者引导我们

02　阖家再会

03　森林的力量

04　看到的和可以看到的一切的“有”，无一不过是梦幻罢了

05　超级市场的天皇

06　一百年以后的足球赛

07　诵经舞的复兴

08　说出真相吧

09　放逐者的自由

10　想象力的暴动

11　苍蝇的力量。

12　在绝望之中死去。

13　复　审

故事梗概

在东京住的根所蜜三郎是位二十七岁的青年，他靠翻译为生。他的妻子生了个白痴儿子后，怕再生傻孩子，不愿同他同房。不久，她患酒精中毒症。蜜三郎的弟弟鹰四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受挫后，便到美国去了。鹰四在美国感到沉沦不安，为了寻根又突然回到日本，同蜜三郎回到山区老家，想把仓库卖给朝鲜人的超级市场，并寻找万延元年农民起义的首领、爷爷的弟弟、二祖父的下落。农民起义时，爷爷是村长，二祖父同他对抗，被他杀害了。鹰四为了掌握村里的青年人，用卖仓库的钱组织了一个足球队。蜜三郎看出鹰四有难言之苦，并且身上有暴力犯罪的因素。鹰四计划组织抢掠失败。他坦白了自己曾使白痴妹妹怀孕被逼自杀的事后，用猎枪自杀了。蜜三郎同妻子商定把白痴儿子接回来，并收养鹰四的孩子。

万延元年解释

万延元年与1860年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基本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万延元年起始于1860年3月18日，而同年3月3日之前的年号则为安政七年。由于当时的幕府迫于坚船利炮的威胁，与1854年与美国签署了 《日美亲善条约》，接着在没有得到天皇赦许的情况下，幕府大老伊井直弼与1858年又于美国签署了包括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在内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由此引发了反对派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掀起倒幕运动，最终于安政七年刺杀了伊井直弼，安政年号至此结束，直到15天后改为万延元年。这个事件导致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大濑暴动也发生在这一年。

而此前的1823年，英格兰小镇格比公学的贵族子弟W.W.埃利斯在游戏中违反约定俗成的规定，把一种原本用脚踢的叫做 Football的皮球抱到怀里直接冲入对方的球门，其他学生便争相模仿，为了便于抱持，甚至让皮匠把原本圆形的球改制成两头尖尖的橄榄形皮球，这就是橄榄球最初的雏形。为了区分其中经纬，1863年全英足球协会成立确定只以腿脚传带的球为足球，稍后于1871年成立的橄榄球协会，则将原先的Football确定为橄榄球。也就是说，在1860年这个时间点上，Football既是可以只用脚踢的皮球，也是便于用手抱持的橄榄形皮球，如同1860年既是安政七年也是万延元年，日本既打算消极开国又准备积极闭关一样。

相关评价

1994年10月1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大江健三郎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后，为其摘去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之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成为了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从1995年至今，11年间共发表了各类关于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研究论文20余篇，这些成果主要从作品的精神内涵、人物形象、艺术成就、问题特点以及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作品精神内涵方面

森林意识

“‘森林峡谷’作为大江健三郎自己少年生活的故乡，是大江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支点”，而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作者也一直延续了这种创作意识。这一点，在研究学界一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并达成了共识。

在这方面有涉及的首先要提到的是何乃英的论文《大江健三郎创作意识论》中，作者指出：大江小说创作的主导意识中，“森林——乌托邦意识”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就表现了作者的乌托邦思想和森林意识。另外，曹巍的论文《寻找失落的家园——大江健三郎“乌托邦--森林意识”小说的主题研究》也认为，大江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乌托邦--森林意识”代表性小说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危机。许延的论文《文学要寻求光明——大江健三郎小说探魅》中指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里“森林”成为主人公“新生”与精神回归的场所。

杜隽在论文《大江健三郎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从大江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出发指出：“森林”常常是作为大江作品人物的再生之地而出现的。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森林”不再是一个宁静的和睦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充满了暴力、通奸、乱伦和仇杀的孽海。蜜三郎与鹰四郎从山村来到现代大都市，当他们正陷入无路的精神危机中时，他们从城市返回故乡的森林山谷，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怀疑和要求回归自然的反现代倾向，然而，现代的森林山村已遭到了现代化生活的冲击，往日的和谐平等不复存在。蜜三郎与鹰四郎企图在故乡森林山村寻找心灵寄托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边缘意识

大江健三郎曾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道德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多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学界研究《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时也成为了论析的关键符码，有部分论文是围绕作品的边缘意识展开的，而另外一些解读性论文中也对其有相关的论述。

首先要提及的是周文斑的论文《为“边缘灵魂”呐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解读》。作者从“我”的角色定位，边缘意识，形象意义三个方面说明 ：“我”（蜜三郎）充分体现了大江文学的“边缘意识”，“我”就是大江“边缘人群落”中的典型。并且作者还总结出“大江表现边缘人，关怀边缘人，是为了在主流社会中传播一下边缘人的声音，为边缘灵魂呐喊，让人们对既定社会秩序多一份理性考问”。其后作者又以设问自答得方式总结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思想内涵是表现边缘文化与日本中央权利的对抗，警示人们对固有道德观念进行复审。

罗帆在论文《边缘人生存境遇及形态表现——大江文学边缘化姿态描写》中，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主人公为例，阐述了 “边缘人生存境遇及表现形态”中的两个方面“疲惫与自我升华”，“自杀与自我超越”。作者指出，菜采嫂作为边缘人之一，也属于那种无法释怀生命之沉重带来的痛苦压力，在焦虑中不得不以一种虚幻的方式（酗酒）来代替真实的自我。其后，作者以鹰四的自杀之路说明“在边缘人的中心话语里，自杀有时是他们信仰崩溃后的悖逆生命而不悖逆人格的自赎行为。

存在主义哲学方面

郑志华的论文《〈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与存在主义哲学》中，作者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因素出发并结合大江在大学期间接受的存在主义出发，总结出；既折射出西法部分文明睿智，又贴近日本传统文化底色的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得到了体现。其后作者又从（1）《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反映了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2）面对生存的孤独、痛苦等危机，存在主义主张”字我“应通过自由选择和创造性来确证自我的存在，赋予存在的意义，（3）《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体现了一种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复杂思想三个方面结合人物的命运、思想内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说明作品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深远。

刘光宇在《大江健三郎小说与存在主义》中指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代表性地体现了大江存在主义小说艺术，即“荒诞中蕴含着真实，离奇中寄托着合理”。

主题说

较早提及关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主题说的是乔桑的《以理论和思想作为支柱 关心政治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评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作者指出：该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四国的山谷、森林为舞台，描写两对矛盾，即都市与乡村的，欧洲与亚洲的文化在这个“舞台”上拼杀，作品集知识、热情、梦、野心于炉，深刻反映了在混乱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

王新新在《发自心底的无声呐喊——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浅析》中，作者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主人公蜜三郎和鹰四的人物命运和个性特点着手，阐述了他提出的“通过与不幸的抗争突现的人的再生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独特主题”这一重要论点。

历史意识新论

与上述综述的观点不同的新发现和新见解当数王新新的论文《历史意识的追究 文化批评的达成——再论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作者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整体结构和小说情节出发指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历史”是在与“现实”结合的过程中复活。其后又重点论述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历史”的样子，以及它如何被“现实”唤起的，并且率先提出了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评论中未曾留意的地方——“根所家的‘暴力’，都与‘亚洲’有关”，最后得出结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侧重的并不是关于事件的种种言说的细节，而是言说的多样性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被这种多样性唤醒的‘历史’的追究。《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大江通过追究充满“暴力”的日本近现代史对其进行文化批评的意识得以达成的标志性作品。

人物形象

任何小说的主题都是通过故事和人物形象来体现和完成的，所以对《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人物形象的分析、理解、探究，也是对这部作品和大江小说创作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论文题目明确表明是研究小说人物形象的只有庞希云的《迈出泥坑的蜜三郎与走不出地狱的鹰四———〈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两个人物》。正如论文题目所表示的,该论比较探讨了大江小说《万延元年足球队》中的两个男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和根所鹰四。文章认为蜜三郎和鹰四有着不同的苦闷,又都有着共同的开拓新生活的理想,但他们的人生观不同,面对现实的态度不一样,便演绎出不同的人生结局:鹰四不敢面对丑恶与肮脏的现实,不敢面对内心的龌龊。在极度的折磨和恐惧中,走上了自杀的绝路,获得了从现实生存里的解脱,却永远也逃不出心灵的地狱;而蜜三郎勇敢地从洞穴中走了出来,作出了抚养残疾儿子,等待并接纳鹰四的婴儿、到动物采集队去做个翻译负责人、开始一种新生活的人生选择。文章认为大江通过蜜三郎和鹰四内心深处的矛盾斗争,以及后来的顿悟,表现了小说的主题:在荒诞的情境中,只有正视现实,积极奋斗,才能超越生存的困境。

与上述庞希云的观点类似的还有杨春艳、汤继华的论文《回避与直面 悖逆与统一——解读〈万延元年足球队〉》。该论以作品中处于困境中的两位主人公之间的思想行为和个体性格结构中的悖逆与统一作为切入点，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我”（蜜三郎）的生命观是悲观虚无的，而鹰四对生命抱有乐观积极的心态，同时，两兄弟在悖逆之中也包含着共性，如他们都是善良人性的时代的叛逆者，都是人格分裂者，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都有回避不敢面对之处。作者最后得出结论：作品通过对蜜三郎和鹰四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内心的痛苦，目的是把“黑暗、混浊、悲惨的东西引到明处来”，帮助人们寻找从绝望中突围的道路。

艺术成就和问题特点

在研究论文中，有很多对《万延元年足球队》的艺术成就、艺术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论述其他问题时也对这一重要的研究点进行了阐述和说明。

首先要提及的重要论文是罗帆的《契约型叙事模式与故事深层语法结构———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看大江文学再生原型文本结构模式》。文章运用叙事学原理,以《万延元年足球队》为例,解析了大江文学的再生原型文本叙事模式,和蕴涵在文本深层的语法结构,进而发掘出大江文学真正的意义内涵。

霍士富的论文《试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艺术手法》则探讨了“缩减模型”、“象征性表现手法”以及“意识流”等手法在大江小说中的运用。文章认为,大江在小说中把4个故事地点(东京、美国、东京机场、四国森林)集中在一个四国森林的峡谷村庄,把100多年的时间跨度压缩在几天之内,这种“缩减模型”手法可以省略很多人物、过程和场景,抓住可以有力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从而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文章认为大江在把现实引入小说的同时,也致力于非现实性的虚构,从而形成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象征性表现手法。与此相关,大江在叙事手法上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显示出极强的张力。

胡志明的论文《“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从〈万延元年足球队〉看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文化内涵》探讨了大江小说《万延元年足球队》的创作方法及其文化内涵。作者认为,大江在《万延元年足球队》这部小说中最早使用了“包含着分歧的重复”的小说方法,并且解释了“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概念的含义:“分歧”是对以东京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和以四国为代表的边缘文化之对抗关系的概括;“重复”则意味着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媾和。他还指出,大江在《万延元年足球队》中在三个不同层面上向我们演绎了“重复”的内在涵义:其一,城市中心文化与山村边缘文化的“重复”;其二,历史传统文化与社会现代文化的“重复”;其三,个人选择与民族文化的“重复”。

麦永雄在论文《论大江健三郎的叙事视角与空间化小说》中以《万延元年足球队》为例阐述了大江空间化小说的艺术表现技巧的一个要素——以空间整合时间，以共时消弥历时。

在王琢的著作《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中，作者也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例，提出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有三个交错的时空在小说结构上起着互动的作用：首先是蜜三郎等主人公所赖以生存的“当代日本”，其次是曾祖父和他的弟弟所生活过的“万延元年的日本”，再次是蜜三郎和妻子所要“开始新的生活”的“未来的日本”。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把百年的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加以置换，在想象力的层面上让灵魂回归乌托邦，这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对当时日本学界关于“现代性”问题讨论的回应。正是想象力在这一大的文化语境中对百年间“灵魂---乌托邦”的显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才具有更为清醇的艺术魅力。

与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比较研究

关于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新课题。在关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研究中，就有几篇与此相关的研究论文。

论文题目中明确表明是关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比较研究的只有一篇论文，即沈小明的论文《万延元年足球队与红高粱家族比较》，作者将大江的《万延元年足球队》与中国作家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作了比较。文章主要比较了三个方面:(1)小说共同的环境背景:无论是大江的森林峡谷还是莫言的红高粱世界,无一不是偏远、闭塞、落后、动荡;(2)小说共同的主题倾向:在描绘家族苦难的同时倾注了对人生和未来的追求;(3)小说共同的艺术氛围:在追求真实、写实的同时,又充满神秘的神话色彩,富有象征性和魔幻色彩。

其次，麦勇雄的论文《诺贝尔文学领域中的大江健三郎与莫言》中，作者以大江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莫言的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背景的“红高粱系列”和《丰乳肥臀》等主要作品为例，总结出“大江与莫言都分别在‘森林峡谷村庄’和‘高密东北乡’为中心背景的小说里展示出了边缘文化的野性、浪漫与疯狂，展示出其生气勃勃的丰富性和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