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经验（Taoyuan Experience；Peach garden experience ），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刘少奇指导王光美主抓的桃园经验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先例。

主要内容

中央肯定

经验背景

修改十条

少奇巡视

中央电话

主席指示

形成文件

形成文字

代拟批语

主席审批

历史秘闻

影响历史

主要内容

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中央肯定

中共中央随即批示进行了肯定，“桃园经验”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值得向全国推广。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经验背景

《王光美访谈录》：关于“桃园经验”

黄峥：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后来影响比较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王光美：1964年五一节前我回到北京。在乡下5个月确实比较辛苦，自我感觉身体有点差，我想休整一段时间再说。要不要再去参加一期“四清”？下一期到哪里？当时都没有具体打算，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总结一个“桃园经验”。之所以后来形成一个“桃园经验”，并且产生那样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64年开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督促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由试点转向全面铺开，成了全党全国的一项中心政治工作。各省、各中央机关都动起来了，派出了大量工作队。各级领导亲自带头，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要我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这样，我在中直机关党委召集的干部会上，讲了桃园大队“四清”的做法和体会。不久，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

修改十条

少奇同志1963年一直忙于国际事务和反修斗争方面的事，对“四清”运动没太管。1964年以后，他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到“四清”运动上来。1964年5月至6月，中央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上进一步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在会上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少奇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成立全国“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少奇同志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这样，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少奇同志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6月中央工作会议快结束的时候，6月15、16日，毛主席、少奇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附近，观看了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的大比武表演。毛主席兴致很高，对比武表演很赞赏。主席还说，全军要普及“尖子”经验，部队要学会游泳。当晚，主席、少奇同志还一起畅游十三陵水库。罗瑞卿总参谋长负责安排并陪着游。我和郝治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夫人）也下去了，我俩在一起游。下乡后，我的身体差了，体力不行了，游不过郝治平。

少奇巡视

为了解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准备修改《后十条》，少奇同志决定到一些省市巡视。正好这段时间，各地都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964年6月底，我陪他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河北省委正在那里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抚宁县桃园大队是河北省“四清”的一个试点单位，刘子厚、林铁同志便要我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7月5日，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讲了一次。这次比在北京讲得详细，讲了两个半天。7月6日，我们离开天津到济南。山东省委也在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省委的同志已经听说，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报告，便要我在他们的会上也讲一讲。这样，我在山东又讲了一次。讲过之后，当时会上就反映强烈，要求印发书面材料，组织学习。与会同志说是几个没想到：没想到我这样的人能下去，能真正蹲点，能讲出这么一些经验。

中央电话

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铺开，但工作队下去之后，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我的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省委的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要组织传达学习我的报告。这样，少奇同志就让我给河北省委打个电话，请肖风同志帮忙，将我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离开山东，我们继续南下，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在上海，突然接到中央电话，说毛主席让少奇同志回北京开会。我们赶紧往回走。回去途经郑州停了一下。河南省委的同志也要我讲一讲。于是，我留下作报告，少奇同志先回北京。

主席指示

少奇回北京后，不知怎么中央没有开会。毛主席对少奇说：“大热天你们坐火车一站站跑干吗？不如坐飞机，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在北京待了几天，8月5日少奇同志和我又再次南下。这回去了湖北、湖南、广东。在广州住的时间比较长，8月11日到，20日离开。离开广东以后又去了广西、云南。这接连两次南下，少奇同志主要是和各地的领导同志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阅当地这方面的会议简报、材料，并且在一些省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四清”、“五反”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报告。少奇同志在广州停留，主要是为修改《后十条》。真正具体动手修改的，是田家英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他们俩把初稿写出来之后，交给少奇同志。少奇又修改了一遍，加写了一些话。8月16日，少奇同志让田家英同志把《后十条》修改稿带回北京，呈报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核。

形成文件

黄峥：这时各大区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正在北京开会。田家英同志将修改稿拿到北京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让大家讨论提意见，然后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审阅修改。最后形成正式文件，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来习惯称这个文件为《后十条修正草案》。

形成文字

光美同志，“桃园经验”是不是也在这期间形成文字的？

王光美：是的。自从我在河北、山东介绍了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经验以后，南下的一路上每个地方都提出要我讲一讲。结果只有在湖北武汉没有讲。王任重同志对我说：“天气太热，饶了你吧！让大家听录音。”不少地方还要求印发书面材料。陈伯达几次找来，极力主张发出这个材料，说现在下面特别需要这样的经验介绍。我说：“这是口头讲话，没有文字推敲，当文件发出不行。”他说：“就这样好，口语化。”在这之前，周恩来同志看到了我在全国妇联介绍桃园大队“四清”的讲话记录。他给少奇同志写来一个条子，建议把这个讲话记录转发下去。少奇在边上批了一下，说已经有人建议发全文，这个稿子就不要发了。少奇同志同意把桃园大队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要我再认真修改一下。这样，在广州的那几天，我就关在房间里改这个记录稿。

代拟批语

一天晚饭后我在外面散步，赵紫阳、田家英同志截住我，要我参加他们一起修改《后十条》。我说：“不行不行，我也在忙着改稿子呢！”我把讲话稿改出来后，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去也改了一遍。8月19日，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少奇同志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是这样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忧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主席审批

少奇同志将这套材料报送毛主席审批。8月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桃园大队的“经验总结”。关于“桃园经验”形成的前后经过，大体上就是这样。

历史秘闻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点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搞“四清”的经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从这次会后,在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四清运动。这个运动是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运动,既是为了整顿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秩序”,也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大跃进”以来的群众运动建设方式,使经济范围内出现了混乱现象。在宏观经济中表现为一些人倒买倒卖国家紧俏物资;在微观经济中,则表现为管理混乱,多数企业、社队财产账目不清,干部多吃多占很严重。通过行政手段治理这种混乱现象,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四清运动是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重大行动。关于这种政治目的,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有明确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为了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的,也由于对基层干部的问题估计得较为严重,四清运动采取了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不同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运动的领导,不是由原单位、原地区的领导人负责的,而是由上而下派遣工作团(队)全权负责;在工作方式上,则采取了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做法,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而在此基础上“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再进行清查和“夺权”斗争。固然,从清查经济问题来说,由上而下是必要且正常的,否则自己查自己,自难有结果。但一开始就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对待基层干部,不免会扩大打击面。

四清运动不仅在方式上“左”的色彩很浓,在内容上,也完全受已经形成的“左”的理论的支配,将阶级斗争突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理论上极力强调阶级斗争在运动的各项具体内容中的中心地位和重大意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强调:“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则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运动的实际内容上,则把展开阶级斗争和“夺权”作为中心内容。

而作为全国“夺权”典型的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所谓“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冤假错案,即产生于以上背景中的社教运动。

1963年夏天,河北省委已经在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蒲蓝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同年冬,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这个工作队是由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带领的。工作队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联,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工作队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在该地订的初步计划是3个月,可是进村后“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搞了5个月。

进村以前,公社向工作队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有”。“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200块钱的问题”。进村以后,支部书记给工作队介绍情况:“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现在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200块钱,到现在只退了100元,那100元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

工作队决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首先发动群众,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370多人。群众开始有顾虑,工作队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但群众还是有顾虑,工作队就先组织少数“根子”(积极分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根据群众要求,又搞了意见箱。

经过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开始感到有了压力,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工作队认为这里的干部有几类:一是真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二是出身也还好,就是不敢讲,受人控制如袁秀英、卢彦来。三是对工作队表面嘻嘻哈哈,实际上抵触很大,如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

于是工作队认为“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清’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工作队开始“选根子”,支部提了26个“根子”,工作队只选用了14个,又自行发展了11个。经过半个多月,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工作队宣布“四清”正式开始。工作队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账、边查证的办法,同时让基层干部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

“四清”开始时工作队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而后让桃园大队干部“洗澡”,也互相“搓澡”。但工作队觉得吴臣“不老实”,“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给工作队“制造麻烦,混淆是非”。

经过3次放“包袱”高潮,本来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吴臣被无限上纲:“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由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打着共产党员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可笑的是一直到工作队撤出,承认“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即使是这样,依然咬定“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最后,公社党委批准把吴臣清除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

以上冤假错案却形成了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其“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只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刘少奇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是这样的: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忧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刘少奇将这套材料报送毛泽东审批。8月27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

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将其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政治部转发,并作了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桃园大队的经验……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自此,“桃园经验”风靡全国。

在大背景下产生的桃园大队的冤假错案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义矛盾的,是大量的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在1963年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中国社会矛盾的状况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况,而不是那种夸大情况的“左”的估计。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冤假错案(如桃园大队“夺权”典型、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夺权”斗争经验等等)。据《抚宁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统计,四清运动使抚宁县1939名党员、干部受错误处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被错误管制,1014户被错划地主、富农。

1967年4月23日,抚宁县转达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园“造反派”名义,在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召开抚宁县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区各县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光美。同时,会上为原桃园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平反,宣布摘掉“四清”为其戴的坏分子帽子,恢复党籍。5月6日,《解放军报》点名原桃园大队大队长关景东为“党内走资派”。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戏剧性的一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78年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政策,经历年复查,改变了原处分决定,还为4924名地、富、反、坏分子摘掉了帽子,为6339名地、富子女改变了本人成分,改变地富出身的7810名,解放了一大批受株连的家属和亲友。

影响历史

在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尚未结束政治运动，那就是“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在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得“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其次，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燕飞”的广发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