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新罗战争(670～676年)，是唐朝联合新罗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后，两国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而爆发的战争。

背景

战争爆发

新罗夺取熊津都督府

石门之战与新罗请罪

唐朝讨逆与新罗请罪

唐朝两府内迁

唐朝以西北局势为重及对朝鲜半岛的退守政策

唐罗战争后7世纪末东北亚政治新格局(唐朝与新罗关系 新罗与日本关系 唐朝与日本关系)

唐与新罗的战争：唐帝国弃守熊津都督府

背景

660年和668年，在唐朝联合新罗灭亡百济与高句丽之后，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其地为鸡林州都督府。唐朝意图在高句丽和百济故地实行羁縻统治政策，新罗则意图争夺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由其直接统治。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新罗战争爆发。唐朝由于受西北吐蕃局势的影响而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唐朝新罗最终以大同江为界划分势力范围。唐朝巩固了大同江以北、特别是辽东地区的统治；新罗实现对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的统治，进入统一新罗时代，东北亚也进入了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战争爆发

670 年3月，新罗派薛乌儒与高句丽旧将高延武各率精兵1万渡过鸭绿江，进至乌骨城(今丹东凤凰山东麓)，由此拉开了唐朝新罗战争的序幕。新罗联合高句丽残余力量进军所至的乌骨城，乃是连接辽东和平壤的交通要道，占领这里既可对驻守朝鲜半岛的唐军进行围攻，也可阻止唐军从辽东方面的增援。另外，新罗军队在高句丽故地的活动，还可以把唐朝的视线转移到辽东，使其无暇应对新罗对百济故地的争夺。

新罗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其原因首先是新罗对唐朝外交努力的失败。669 年，新罗文武王遣钦纯和良图入唐谢罪，但是第二年1 月唐高宗“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由此来看，当时唐朝扣留的新罗使者似乎不止良图，而且钦纯带回的唐高宗的诏令是“百济旧地，总令割还”，直接表明了唐朝不再容忍新罗继续占领百济故地的态度。这样新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取得唐朝对其攻取百济故地行为谅解的努力就失败了。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唐朝受西北局势的影响，不得不调集驻守高句丽的兵力与吐蕃开战。《新唐书·吐蕃传》记载，670 年吐蕃“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由此与之相邻的吐谷浑、鄯善、且末之地也正式为吐蕃所据。西北局势的危急，使唐朝不得不调任刚刚在高句丽战场获胜的薛仁贵前往西北战场。4月，唐朝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5 万出击吐蕃。这表明薛仁贵最迟在669 年底就离开了高句丽，也必然会带走部分兵力，而且同年唐朝还“徙高丽民3 万于江淮、山南”，而“留其贫弱者，使受守安东”，这样此前留驻于高句丽故地的2万唐兵恐怕为数已是很少了。唐朝军事力量的削弱也给新罗发动战争提供了时机。

4 月，唐朝遣兵来援，新罗便退保白城。此时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唐高宗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

新罗夺取熊津都督府

新罗一面扶植和利用高句丽残余势力与唐朝对抗，一面大肆夺取百济故地。670年，新罗接纳高句丽遗臣安胜，将其安置于金马渚，封高句丽王，以此来招纳高句丽遗民与唐安东都护府抗衡。与此同时，新罗还攻取了百济故地众多城池。

670 年7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新罗将军“品日、文忠、众臣、义官、天官等取城六十三，徙其人于内地；天存、竹旨等取城七，斩首二千；军官、文颖取城十二，击狄兵，斩首七千级，获战马兵械甚多”，共取城82 座，几乎占了百济原有城的一半。

671 年1 月，新罗发兵攻打百济，战于熊津南，6月兵临百济加林城，与唐兵战于石门，取得了“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的战绩。不过被新罗所俘虏的六名唐果毅其实都是百济人，唐军灭亡百济后，一方面，在百济设置都督府，任命当地的百济人担任各种官职，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另一方面，又从百济迁走了一部分人口，安置到唐朝，例如，据《三国史记》记载，显庆五年（公元660年）9月唐军灭亡百济后，“<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 百姓一万二千人, 自<泗沘>乘船回<唐>”，《资治通鉴》仪凤元年也提到，唐朝曾把部分百济人迁到徐州和兖州等地。

迁入唐朝的部分百济人即被授予一些折冲府的官职。例如，据百济人黑齿常之的墓志铭记载，黑齿常之“与其主扶余隆俱入朝，隶为万年县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又如，据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铭记载，祢军入唐后，“圣上嘉叹，擢以荣班，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

据此推测，很可能有一些百济人被编为唐人，并被授予果毅都尉的官职，后又返回百济。这些人，与留在百济故地的百济人是有区别的，可以被认为是唐人。当这些人，身着唐军制服被俘的时候，新罗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是唐人。

由此新罗已控制了百济故地大部分地区，逼近了位于熊津、泗沘等唐朝在百济的统治中心地区。

百济局势的日益紧迫，使唐朝再次起用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来讨新罗。新罗王金法敏一面致书薛仁贵申述其伐百济理由，一面置所夫里州，表明了不放弃夺取百济故地的态度。9月，唐将高侃率蕃兵4万到平壤，新罗则于10月击唐漕船70余艘，断绝唐援熊津都督府道路，从而延缓了唐军的行动。利用此间隙新罗则继续攻击百济古省城、加林城等地，薛仁贵、黑齿常之力战不敌退回唐朝，新罗夺取熊津都督府。

咸亨元年（670）七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9]，唐罗战争正式爆发。此战熊津都督府方面损失惨重，这与熊津都督府实力较弱有关。熊津都督府是在原百济旧地上建立起来的，而原百济军队在显庆五年至龙朔三年（660—663）的战争中损失极大，“僵尸如莽”[10]，所剩兵力十分有限，估计不会超过数万。熊津都督为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但从史料上看扶余隆在咸亨元年似不在熊津都督府任职[11]。另外自刘仁愿罢职后，在百济似乎已经没有汉将起实际领导作用。在672年的所谓唐罗战争实际上就是新罗与唐朝扶持的百济人得战争

石门之战与新罗请罪

672年7月，唐将高侃与李谨行屯兵4万于平壤，8月攻破韩始城、马邑城，并在石门打败新罗与高句丽联兵。石门之战使新罗蒙受了重大损失，其将领大阿餐晓川、沙餐义文、山世、阿餐能申、都善、一吉餐安那含、良臣等战死，不得不在汉山州筑昼长城加以防御，而且新罗“是岁，谷贵人饥”。

9月，新罗王遣使谢罪，同时释放所有俘虏，“遣级餐原川、奈麻边山及所留兵船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烈州长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马祢军、曾山司马法聪，军士一百七十人，上表乞罪”，并献上金、银、铜、牛黄等贡品。唐朝接受了新罗的谢罪，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新罗很善于军事与外交并用，在战场胶着时，它常常会为自己入侵高句丽、百济旧地向唐上表请罪，还主动遣送俘虏的唐朝将领，这些举动似乎暗含有通好罢兵的意味，可是实际当中又不断地攻城略地，扩张势力。

673 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馀众皆奔新罗”，至此平高句丽叛军战斗结束。借此战胜的余威，唐兵联合靺鞨、契丹兵攻打新罗北边，并攻入新罗腹地的买肖城

唐朝讨逆与新罗请罪

674年1月，唐高宗因新罗王金法敏“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而大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大将军临海公金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为鸡林到大总管，衙尉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穷讨”。但是，刘仁轨所部并没有立即开赴朝鲜半岛战场，这一年两国之间没有战事，处于战争准备阶段。

675 年2 月，刘仁轨挥军渡瓠卢河(在庆州西)，大破新罗兵于七重城(金城北)，其后又以靺鞨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斩获甚众。随后，刘仁轨撤军回朝，唐又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于买肖城(今仁川附近)并三胜新罗军。此时，新罗考虑到军事上的失败以及“金仁问回国可能导致的内部混乱”，文武王再次遣使入贡，并请罪。而唐朝遂诏“复王官爵，金仁问中路而还，改封临海郡公”，并承认了新罗“多取百济故地，遂抵高句丽南境为州郡”的事实。

唐朝两府内迁

咸亨元年（670）三月，在新罗支持下，高句丽余众开始了大规模复兴运动。唐廷对此大为震怒，派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和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率军讨伐。

《三国史记》 曾两次提到他们二人的兵力情况：“（671）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③；（672）秋七月，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④ 而根据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当时唐军每道行军总管大约率兵 2 万左右。 双方的记载互相印证，基本可以判定，高侃与李谨行共有兵力 4 万左右，这也是唐军在新罗北线的主力部队。此后，上元元年（674），唐廷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讨伐新罗，似乎是增加了一些兵力，但新增唐兵七重城之战后，便跟随刘仁轨班师回朝，转赴西线对吐蕃作战。待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时候，可用之唐兵充其量也就在 4 万人左右。

《三国史记》记李谨行率兵 20 万，明显夸大了唐军的兵力。在《三国史记》中，浮夸性的描述不限于此例，如记述百济复国战争时，载：“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四十万， 至德物岛， 就熊津府城。”⑤ 而据《资治通鉴》记载，孙仁师所部只有 7千人。 据 《通典·食货七》 载，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唐全国户数为 380 万户。以 10 户一兵算，此时唐朝全国的总兵力也不过几十万。 除去各地驻防，以及此刻西北战场的大量兵力，非唐王朝核心地带的海东地区显然不会拥有如此规模的作战部队，《三国史记》的记载殊不可信。

《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缴获战马 30 380 匹。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知，李谨行只有 4 万军队，如果真损失了这么多战马，李谨行部则毫无疑问是全军覆没了。但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李谨行大约就是在上元三年（676）的时候被调任积石道经略大使， 防备吐蕃去了。试问，如果李谨行真与新罗作战全军覆没，唐廷还会将他调到西线， 与当时最为强劲的对手吐蕃作战吗？《新唐书》对唐军的多次败绩如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败、仪凤三年（678）的青海战败等役均有详实记载，若买肖城之战果有如此大败，不可能不见记载。此战过后，李谨行也并无任何受处罚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

《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 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 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⑥ 查《三国史记》对公元 675 年战事的记载， 发生在新罗北线的交战共有 5 次，分别是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阿达城之战和七重城之战是刘仁轨担任鸡林道大总管的时候发生的，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则是由李谨行指挥的。

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重镇七重城，因此战进爵为公。⑦ 在刘仁轨引兵还朝后，唐朝任命原鸡林道行军副大总管李谨行任安东镇抚大使，负责继续讨伐新罗，才有了“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从买肖城的地理位置看，基本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⑧ 也就是说，唐军已向新罗腹地纵深攻击，再打下去，新罗不仅要失去新占领的百济故地，其本土亦恐有失。所以新罗王金法敏才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⑨ 唐朝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 中外史籍均没有记载唐朝具体何时下诏赦免金法敏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三国史记》关于买肖城战役记述的上元二年（675）九月二十九日。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金法敏向唐谢罪之后。 因为只有唐朝诏准金法敏的请罪表后，才有可能命令李谨行撤兵。李谨行所部三败新罗军后，也未再向南攻击，可能也是在看唐朝是否诏准金法敏的请和， 亦或已经接到唐的赦令。考虑到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入唐使团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走一遍至少也需月余。笔者认为，当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七重城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在唐廷关于新罗请罪问题正式批复传达到前方部队及新罗政权前，唐军与新罗军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又进行了三场战斗，战争的结果是唐军获胜，也就是《资治通鉴》所载之“三战皆捷”。

676 年2 月，唐朝“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今辽阳)，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衮等州者，皆置于建安(今辽宁盖州青石关古城) 。”677 年2 月“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于高丽之境”。

至此，唐与新罗的武装冲突基本结束，双方以大同江作为分界线划分了各自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经过这场战争，新罗夺取了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实力有所增强；而唐朝也巩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特别是辽东地区的统治，并得以体面的从朝鲜半岛适度抽身，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吐蕃去了。

唐朝以西北局势为重及对朝鲜半岛的退守政策

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的内迁，表明唐朝放弃了对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南部的统治，转而致力于巩固对辽东地区的羁縻统治。这样，整个百济和高句丽的南部已完全置于新罗统治之下，基本完成了其对平壤以南百济故地的领土追求目标。

唐朝为何不能巩固灭高句丽、百济的胜利成果，作为弱者的新罗又为何能独霸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直为史家所关注，其中西北吐蕃崛起对唐朝东线的战略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唐罗战争时期，唐朝因吐蕃崛起而不得不分兵西北，曾经在朝鲜半岛建功立业的契苾何力、薛仁贵、高侃、李谨行等都曾被调往西北战场，说明当时唐高宗朝对吐蕃扰边的重视程度。670 年7 月，唐军在大非川败北后，吐谷浑等地为吐蕃所并，唐朝失去了与吐蕃对峙的缓冲地带。但此后唐朝并没有放弃恢复西域统治的努力，接连派出了姜恪、萧嗣业继续征讨吐蕃， 取得了一定战果。673 年至674 年， 弓月、疏勒、于阗等重新入朝，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置了疏勒都督府和毗沙都督府。675 年1 月，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上不许”，唐与吐蕃关系进一步恶化。676 年，吐蕃“攻鄯、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乃诏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以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鸿胪卿萧嗣业等军讨之。二王不克行。吐蕃进攻叠州，破密恭、丹岭二县，又攻扶州，败守将。乃高选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久之，无功”。吐蕃对鄯州、叠州等地的进攻直指陇右和剑南地区，进而对唐都城长安也直接构成了威胁。当时吐蕃已是“东与凉、松、茂、隽等州上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677 年“五月，吐蕃寇扶州。八月，刘仁轨为洮河军镇守使，十二月，募关内、河东猛士，以伐吐蕃。是岁，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678 年，唐高宗“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西河镇抚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轨。下诏募勇士，毋限籍役痕负，帝自临遣。又敕益州长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益发剑南、山南士”。唐朝进行的大规模募兵反映了西北局势的危急，也反映了唐朝在与吐蕃的战争中的力不从心，以后西突厥的崛起也成为祸患，更使唐朝西北局势雪上加霜。

不过，从唐朝与新罗战争的进程来看，其对西北战场的重视并不表明对朝鲜半岛战场的无作为。670 年4 月，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时，唐朝也很快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这支军队与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出讨吐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编成的。以后唐朝在西线先后以姜恪、萧嗣业为统帅讨伐吐蕃，在东线则先后任命薛仁贵、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与新罗作战。这表明唐朝实行的是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军事策略，但这样做的结果使唐朝陷入了兵力分散、顾此失彼的困境。

因此，唐朝东线与新罗的战争必然对用兵西线有所影响。新罗欲把唐朝苦心获得的胜利成果拒为己有，这是唐朝所无法容忍的。但是唐朝的处境又使其不能对新罗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而新罗则抓住唐朝难以在朝鲜半岛扩大战果的弱点，继续攻取高句丽、百济故地。而当战争局势于己不利时，新罗便又反复使出遣使入贡的外交手段，为自己赢得了暂时休整的时机。这场战争胶着持续7 年之久，既与唐朝为西北局势所困无法集中打击新罗有关，也与新罗致力夺取高句丽、百济故地而与唐朝进行斗争有关。

676 年，唐朝将安东都护府移至辽东，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同年，吐蕃攻打唐朝鄯州、叠州等地，威胁唐朝内地安危，加之新罗已夺取百济全境以及高句丽以南地区，唐朝难以实施东西两线作战的战略，只能退而求其一，全力应对西北局势。因此，可以说唐朝从朝鲜半岛退守的根本原因是吐蕃崛起而导致的西北局势危急，而其直接原因则是与新罗战争所导致的其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失控。由此，唐朝放弃了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为灭高句丽而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新罗则依靠唐朝的力量先后灭夙敌百济、高句丽，实现了对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统一，不仅以崭新的统一国家形象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而且也改变了东北亚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

唐罗战争后7世纪末东北亚政治新格局

唐朝与新罗关系

战争结束后，唐朝与新罗的关系经历了由相对冷淡到逐步缓和的过程。678 年，虽然唐高宗一度曾想再次起兵讨伐新罗，但侍中张文认为:“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高宗只好作罢。可见，由于唐朝为吐蕃所累，对朝鲜半岛已是有心无力。新罗也停止了攻城略地的行为，转而致力于整顿内政。此后在文武王在位时期，不见有两国使臣来往的记载，这说明两国战后关系的冷淡。

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并未因此断绝。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入唐宿卫的新罗王子金仁问依然还留在唐朝，甚至调露元年(679年) 还被封为镇军大将军、行右武威卫大将军。这表明两国还保持着官方来往。

此外，以往入唐的求法僧、留学生留在唐朝的人数也应不少。如唐罗战争期间，入唐宿卫的大奈麻德福“传学历术还”，新罗此后改用新历法。这些人对唐罗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新罗还依然使用唐朝的年号。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在庆州雁鸭池出土了刻有“调露二年”字样的砖铭，在月城附近的望星里瓦窑遗址发现了“仪凤四年皆土”的铭文板瓦，在庆尚南道蔚山郡的川前里“摩崖石刻”周围发现了“上元二年铭”和“上元四年铭”，高宗朝年号变更频繁，新罗却能及时采取唐年号，可见“双方关系已经恢复，来往已趋频繁”。681 年，新罗文武王驾崩，唐朝虽然没有为之举哀，但还是遣使册立继位的神文王。而神文王时期为了稳固政权实行了一些新的制度，如682 年立国学，687 年赐官僚田，689 年罢内外官禄邑改逐年赐租，而这些举措都可见到唐制的影响。 686 年，神文王“遣使入唐奏请礼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也是新罗吸收唐制的明证。此后至孝昭、圣德之世，新罗遣使入唐不断，揭开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兴盛的序幕。

可见，唐罗关系的改善，其基础在于唐朝对朝鲜半岛所实行的退守政策，以及新罗对唐朝作为东北亚宗主国地位的承认，因此两国能够在朝贡册封体制下恢复国交。而从新罗方面来看，为加强国内体制整备，也需要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另外，两国以往关系密切，人员交流往来频繁，这些也是战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重要因素。

新罗与日本关系

新罗在与唐朝改善关系的同时，7 世纪中后期与日本也保持了密切联系。《日本书纪》记载，668年“秋九月壬午朔癸巳，新罗遣沙椽级餐金东严等进调乙酉，遣小山下道守臣麻吕、吉士小鲔于新罗”。这是新罗自657 年与日本断交以来的首次遣使。对于新罗的来访，日本也表现出了积极回应的态度，不仅赐物给新罗文武王及其权臣金庾信，还旋即派使节回访，由此两国关系迅速得以恢复。当时东北亚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在唐罗联军打击下，高句丽的灭亡已成定局。围绕着对百济故地的统治权，唐罗同盟裂痕本已存在，高句丽的灭亡则使两国丧失合作的基础，其矛盾冲突势成必然。新罗为了避免在未来与唐朝的战争中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就迫切需要改变与日本的关系。唐罗战争期间新罗也不断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持续地向日本派出使臣。

675 年2 月，新罗“遣王子忠元、大监级餐金比苏、大监奈末金天冲、第监大麻朴武摩、第监大舍金洛水等进调”，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日本，表现出新罗对与日本关系的重视。同年7 月，日本遣大伴连国麻吕为大使、三宅吉士入石为副使回访新罗，两国关系密切可见一斑。

唐朝与日本关系

新罗在7 世纪中后期不仅实现了与唐朝、日本的关系改善，而且在唐朝和日本关系断绝时期还起到了沟通两国人员、文物交流的中介作用。支持百济复国运动的日本在白江之战中惨败，为防止唐朝的进攻还曾在其西部设立了重重防线，戒备之心甚重。但是唐朝为了在接下来的对高句丽战争却切断了日本与高句丽的联系，664 年熊津都督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 出使日本，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

第二年，唐朝遂正式遣朝散大夫刘德高在郭务的陪同下率领254 人的使团前往日本，同年日本也派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人出使唐朝，两国关系实现了从紧张对峙到互通使节的转变。唐罗战争时期，唐朝与新罗争夺百济故地矛盾激化，唐朝漕船被新罗拦截，671 年唐朝还派郭务r 到日本，一面巩固与日本的关系，一面采购甲胄、弓矢等军需物资。但是，随着百济故地为新罗所占，唐朝与日本来往的通路也被掐断，674 年以后唐朝与日本断绝了使节来往。而此时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新罗就成了两国交往的中介者。683 年12 月，日本“大唐学生土师宿弥甥、白猪史宝然及百济役时末于大唐者猪使连子首、筑紫三宅连得许，传新罗至。则新罗遣大那末金物儒送甥等于筑紫”。690 年9 月，“大唐学问僧智宗、义德、净愿、军丁从新罗送使大奈末金高训等还至筑紫。”同年11 月，日本便采用了新的历法元嘉历和仪凤历。这样，入唐学问僧、留学生通过经由新罗回到日本，又把唐朝的文化、制度等传播到日本，通过新罗的中介作用，就把7 世纪后期唐朝、新罗、日本三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唐罗战争的结束也宣告了朝鲜半岛长期战乱的结束，此后新罗以统一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为以后朝鲜半岛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7 世纪中后期东北亚政局的力量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唐朝、新罗、日本各据一方的鼎立局面。新罗主动遣使日本，打破了关系僵局，使两国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局面。在与唐朝结束战争后，新罗继续承认唐朝在东北亚的宗主国地位，奉其正朔，用其年号，积极吸收唐朝文化，使两国关系逐渐缓和并最终实现了正常化，为此后东北亚政局200余年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

唐与新罗的战争：唐帝国弃守熊津都督府

公元670年至676年，唐朝与新罗爆发了一场在两国关系史上唯一的一场战争——唐罗战争，唐罗战争中唐朝和新罗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相对而言，新罗损失较大，但他基本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唐朝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唐罗战争，中国方面史料相对缺乏，而韩国方面相对丰富，同时韩国方面研究唐罗战争论著很多，而中国方面研究论著甚少，其中论述详细、研究较深的当推拜根兴的《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本文拟勾稽史料，对唐罗战争的原因背景，始未经过作一探讨。

一、唐罗战争爆发的原因背景

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后，唐朝又相继征服和灭亡了吐谷浑、西域各绿洲国家、薛延陀后，成为了当时东亚及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唐朝政府力图维护其在东亚世界的霸主地位，而当时中国东北的高句丽政权不仅夺取了中原的辽东、乐浪、带方等地，而且对唐朝颇不恭顺，又拒不归还在高句丽的被俘汉人，这都导致了唐朝对高句丽政权不断用兵，为了更好的打击高句丽，唐朝需要联盟当时高句丽南方的百济、新罗帮助他消灭高句丽。然而当时百济、新罗两国互相攻伐，各有胜负，使唐朝的联盟计划难以实践。当时新罗为了取得唐朝支持，积极向唐朝靠拢，并举诉百济、高句丽联兵侵罗，新罗危在旦夕。百济则采取联络高句丽、倭国以防唐朝的策略。唐高宗即位后仍欲灭亡高句丽，但是他改变了太宗由辽东地区单路直攻高句丽的战略，形成了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高句丽的战略方针，而此时百济亲高，新罗亲唐。如果不能使百济臣服，唐朝的这个战略计划将难以实现。因此，唐朝便联合新罗于显庆五年（660）自莱州出发灭亡了百济，同时在百济原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将百济故地纳入唐羁縻府州体系。同时留行左骁卫郎将刘仁愿率兵一万，镇守百济。从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三年（663），百济复国运动兴起，后被唐与新罗联合镇压。为了统合当时百济新罗两国力量合力攻灭高句丽，唐朝强迫新罗与熊津都督（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于麟德二年（665）八月结盟。新罗助唐灭百济的战略目的是灭亡百济，占有其土地、人民，而唐朝却将百济纳入自己的统治并强迫罗、济结盟，这引发新罗的极度不满。但此时唐朝军力强大，且北方强敌高句丽仍存，新罗无力也不能与唐为敌，只能隐忍不发。唐总章元年（668）十一月，唐灭高句丽，在具体做战过程中，新罗做战消极，直到总章元年（668）六月，新罗军队才开始行动，唐朝南北夹击高句丽的计划实际落空，南部战线未起多大作用，唐政府大怒，严责新罗“失军期”，并将唐朝南线百济留守军主帅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事实上不是刘仁愿逗留，而是新罗方面不肯配合，在失去了共同敌人高句丽后，新罗、唐朝矛盾日益激化，唐朝在百济故地建立熊津都督府，纳入唐王朝直接管理，而新罗欲夺取百济土地、人民，双方矛盾不可调和，双方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咸享元年（670），为争夺吐谷浑故地及西域，唐朝与当时我国西部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吐蕃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当年夏四月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五万以击吐蕃”。几乎与此同时，高丽酋长钳牟岑起兵叛乱，以安舜为主。唐朝派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讨伐高丽叛众。这两场战争牵制了大量唐军兵力，当时唐军全国总兵力不过数十万，而仅对吐蕃一战就用兵五万（一说十万），唐军已处于两面作战之不利境地，这些就为新罗发动对唐战争提供了条件。实际上，新罗在高句丽叛乱起时已对安舜表示支持并收留了安舜及其随从百姓，“王处之国西金马渚”。

二、“唐罗战争”始末

本文拟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为界，将唐罗战争划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罗出动大军攻击熊津都督府到新罗占领熊津都督府和唐军彻底镇压高句丽叛乱（670—673）。在这一阶段，新罗夺占百济故地，唐朝击溃新罗援军，重新占领高句丽故地。

咸亨元年（670）七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唐罗战争正式爆发。此战熊津都督府方面损失惨重，这与熊津都督府实力较弱有关。熊津都督府是在原百济旧地上建立起来的，而原百济军队在显庆五年至龙朔三年（660—663）的战争中损失极大，“僵尸如莽”，所剩兵力十分有限，估计不会超过数万。熊津都督为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但从史料上看扶余隆在咸亨元年似不在熊津都督府任职。另外自刘仁愿罢职后，在百济似乎已经没有汉将起实际领导作用。唐朝鉴于熊津都督府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情况，派在大非川战败的大唐名将薛仁贵“起为鸡林道总管”。按大唐军制，行军对象是哪一个地方，就使用哪个地方做行军道名字，新罗在唐的建制是鸡林州都督府，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很明显是负责对新罗用兵，而当时唐与新罗交战最激烈的地方是熊津都督府，因此，薛仁贵必是接手熊津都督府，对新罗开战，而不是为了对付“高丽余众叛”。

据史料分析，薛仁贵此来百济所带兵力并不雄厚。理由有二：一是薛仁贵在咸亨二年（671）七月二十六日《与新罗王金法敏书》，在信中薛仁贵软硬兼施，但基本基调却是寻求和解。薛仁贵一代名将，英勇善战，去年大非川之败后更是急需雪耻，如果他带来了大批军队，他怎么可能以和解姿态对新罗，必然是大兵压境。二是唐朝有使用少量汉兵统带蕃兵作战成例。例如当年高侃征突厥车鼻可汗，就是以少量汉军统带回纥、仆固大军消灭了车鼻可汗。三是当时唐朝两线作战，对吐蕃高丽余众同时用兵，兵力不敷使用，况且大非川战役唐军一败涂地，精锐部队损失不少。因此薛仁贵所带援熊津都督府兵力人数虽然史书所记不详，但人数不多是肯定的。

《三国史记》卷7《文武王纪》记载咸亨二年（671）十月，新罗袭唐漕船，郎将钳耳大侯及百名士卒被俘。上元二年九日（675），薛仁贵引兵攻新罗泉城。上元三年（676）十一月，薛仁贵所部在伎伐浦战斗中大败。拜根兴认为《三国史记》以上相关记载不一定完全可靠。笔者认为以上事情极有可能全部发生，只是时间有问题，因为上元年间薛仁贵“坐事徙象州”，不太可能在熊津地区作战。以上交战事件极有可能都发生在咸亨二年（671）九月到十一月间。理由有二：一是只有将上述战事放在咸亨二年，才会出现薛仁贵在熊津地区作战的可能。因此，钳耳大侯极有可能是在咸亨二年（671）被俘的。二是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大唐咸亨二年（671）十一月，唐使郭务悰自百济率二千人前来，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正是两军交战之时，熊津都督府兵少不过数万，怎么会派二千人来日本，那么有一种解释十分符合逻辑，他们是在对新罗军队作战失败后逃出来的。而只有把上述战事放在咸亨二年才能与这种推论相符。（我的以上见解恐有误，以唐军水军实力，白江口水战轻易大胜，观三国史记，新罗水军实力并不强，其依仗陆军优势击败唐军有可能，水军恐无此实力，但三国史记多次出现对唐水军作战？）

咸亨二年（671）后，熊津都督府地域作战情况不详，史籍记载含糊其辞。《三国史记》记载，咸亨三年（672）二月，攻百济加林城，不克。从此不见新罗军在百济地区的作战纪录。《三国史记·地理志》记载，咸亨二年（671年）新罗在原百济温水郡建州，设州总管，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咸亨二年（671年）九月，新罗设所夫里州，按当时情况，在原百济温水郡建的州只可能是所夫里州，咸亨三年（672）新罗在所夫里郡设州总管，很明显，所夫里州迁至所夫里郡，唐熊津都督府失守。通过出土的相关人物墓志铭可以了解唐熊津都督府的一些情况。百济遗民黑齿常之墓志铭，祢寔进墓志铭对我们研究这一阶段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黑齿常之，百济大将，龙朔三年（663）降唐。在新旧唐书中，均没有黑齿常之在熊津都督府任职的记录，只记载他“累迁左领军员外将军、洋州刺史”。但其墓志铭却记载：“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咸亨三年，以功加忠武将军，行带方州长史，寻迁使持节沙泮州诸军事、沙泮州刺史，……天子嘉之，转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熊津城，应指熊津都督府城泗沘，据《三国史记》记载带方州、沙泮州亦在百济本土。这就是说从麟德（664—665）初至咸亨三年（672），黑齿常之均在熊津都督府任职，并未离开百济故地。

黑齿常之应该参加了罗唐战争中熊津都督府的战斗，咸亨三年（672），以功加忠武将军，忠武将军是正四品上武散官，而折冲都尉则是正四品下官位，黑齿常之此次升迁极有可能是在唐罗战争中立有战功。后来黑齿常之又很快升任从三品的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咸亨三年（672）九月，新罗归还唐军战俘中有熊津都督府司马祢军，而黑齿常之又恰好在几乎同时兼任熊津都督府司马。可能是在熊津都督府最后的战斗中，祢军作战被俘，唐朝令从三品的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兼任正五品的熊津都督府司马之职。

祢寔进，原百济大将，大唐左威卫大将军。中外史籍无载此人。他的墓志铭记载：“以咸亨三年五月廿五日因行薨于来州黄县春秋五十有八。”来州，即莱州，黄县为其属县，今山东龙口。在当时是唐朝入百济，新罗的要道。显庆五年（660），唐朝大将苏定方领军十万讨伐百济，“定方发自莱州，舳舳千里，随流东行”。祢寔进来到莱州，肯定与正在激烈进行的熊津都督府的战斗有关。祢姓，在百济并非大姓，有关祢氏人物，其一是祢植。当时苏定方讨百济，“其大将祢植又将义慈来降。”这说明百济义慈王是被他的大将祢植胁迫前来投降的，祢植因此为唐朝立下了大功。祢寔进到底是否与祢植有关系呢？祢植立下大功，理应受到重赏，而祢寔进是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祢植极有可能就是祢寔进，祢寔进是祢植入唐后的名字。百济另一祢氏人物是祢军，是熊津都督府司马，他有可能是祢宴进在百济本土的兄弟或子侄。

祢寔进是唐十六卫大将军之一的左威卫大将军，唐前期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是当时唐朝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而当时统帅府兵番卫的中央统领机构是南衙十六卫。十六卫包括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卫、左右千牛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正三品，地位尊崇。当时唐朝的军事统帅，一般来说都曾出任过各卫大将军。唐朝往往以各卫大将军为行军大总管、行军总管来担任征伐敌国或叛乱的军事统帅。如显庆五年（660），唐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征讨百济。此次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来到莱州极有可能被付于了征讨任务，来接替或指挥薛仁贵出任征讨新罗的鸡林道行军总管。薛仁贵此时是鸡林道总管，他原来的右威卫大将军职务因大非川之败被撤。现在品阶位不详，可能最高为从三品。咸亨二年（671）薛仁贵屡战皆败，这极有可能导致唐中央政府对他的不满，派品阶在他之上的又熟悉熊津都督府情况的祢寔进来取代或是指挥薛仁贵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咸亨三年（672）五月廿五日祢寔进却病故于莱州，这无疑影响了唐罗战争的进程，打乱了唐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这也应该是熊津都督府失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到咸亨三年（672），熊津都督府仍处于激战之中，因唐军兵力较弱，尽管黑齿常之、薛仁贵等人力战仍难以取胜。咸亨三年（672）九月，新罗文武王将所俘唐兵船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列州长史王益，熊津都督府司马弥军、曾山司马法聪遣返唐朝。被俘唐将领中钳耳大侯已如上述。莱州司马王益，也应该是在前往熊津都督府运送后勤物资时被俘的，因为临近战区的唐地方官有运送后勤物资的任务，如青州刺史刘仁轨就是因为督海运覆船而被撤职的。司马法聪在《日本书纪》中出现过，不过是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不是曾山。可以肯定，以上这些人都是在熊津都督府之战中被俘的，而新罗于咸亨三年（672）九月释放他们，似乎说明此时熊津都督府已经失陷，因为上述官员都是熊津都督府的重要官员，尤其是司马弥军，新罗实在没有必要在熊津都督府战斗未结束时就将此人释放。更重要的是，新罗与唐开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熊津都督府（百济故地），现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向唐归还战俘以示好，要求停战也就十分正常了。另外在河南洛阳，发现了咸亨四年（673）五月薛仁贵造像记，也就是说，薛仁贵咸亨四年（673）五月前后已回到洛阳，不再出征他方。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下一个大概判断，至迟咸亨三年（672）九月前，熊津都督府被新罗夺取，薛仁贵、黑齿常之等人撤回内地，而原来准备回百济参战的祢寔进病死于莱州，薛仁贵于咸亨四年五月前返回洛阳。

新罗之所以能够在不过两年的时间内就攻下熊津都督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州道高侃，燕山道李谨行的军队正在安东都护府力战高丽叛众及新罗援军，抽不出兵力来援助虚弱的熊津都督府。《新唐书》记载：“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庐河，再战，俘首或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东州道行军总管高侃将安东都护府暂迁于辽东州（今辽阳），在安市败高句丽叛军后，又在泉山大败高句丽叛军，并俘虏新罗援军二千。可见此战新罗不仅参战，而且出兵不少。《三国史记》也记载：“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为救援熊津都督府，咸亨三年（672）七月，唐廷派高侃，李谨行领兵四万，与新罗军激战获胜，迫使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归还战俘并谢罪。咸亨四年（673）闰五月，李谨行大败高句丽叛军于发庐河，高丽残众逃往新罗，平高句丽叛军战斗结束。新罗利用唐朝与吐蕃开战的良机，发动对唐战争、与高句丽叛众一起对抗唐朝，同时分出部分兵力援助高丽叛军，利用高句丽军队抵抗唐军，另一方面集中主力攻击熊津都督府，先是派水军打垮唐漕运队伍，断绝唐援熊津都督府道路。又在伎伐浦战斗中击败了薛仁贵，实际上包围了熊津都督府。薛仁贵黑齿常之力战不敌，于咸亨三年（672）退回唐朝，新罗抢在咸亨四年（673）唐军镇压高句丽叛乱前夺取熊津都督府。

第二阶段，从唐朝在短暂的休战期后，下令讨伐新罗，到唐朝复新罗文武王官爵、李谨行撤军回内地（673—675）。在这一阶段，唐朝派出大军讨伐新罗，在新罗北部大败新罗军队，但因西北战场紧张及朝内主和派大臣建议，接受新罗请罪，撤军回内地。

咸亨四年（673）闰五月，李谨行破高丽叛众于发庐河战役后，唐罗战争进入暂时停战期，估计这与唐朝正忙于与吐蕃在西域、河源地区争战，同时朝内可能部分官员主和有关。当然也与连年争战，军队和百姓需要休整有关。

咸亨五年（674），唐朝以新罗“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为理由。任命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原燕山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任副大总管，发兵穷讨。削夺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金仁问接替，自京师归国。虽然自咸亨元年（670）起，战争已经进行了数年，但新罗仍是大唐藩属国，金法敏仍是大唐从二品的鸡林州大都督。而且从交战实际情况看，高侃和李谨行并不是要讨伐新罗，主要目标是高句丽叛众。熊津都督府的唐军毕竟大部分是原百济军队，在大唐朝廷的心目中毕竟与真正的大唐军队不同。而此次发起的鸡林道行军是以进攻新罗为主要目标的，同时还要更换新罗国王，性质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唐罗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也是决战阶段。

刘仁轨，生于隋仁寿二年（602），此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宰相之一，在唐廷可谓权高位重，同时刘仁轨从显庆五年（660）起，曾多次赴朝鲜半岛参战，对新罗情况十分熟悉，以他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可避免大非川战役时，诸将不和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仁轨智谋超绝，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当然，刘仁轨年逾古稀，是否能长期坚持出征作战是个疑问。因为西北战事紧张，二月下诏讨伐新罗，刘仁轨可能直到当年下半年才进兵到安东都护府境内，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重镇七重城，刘仁轨因此战进爵为公。从开战地点路线看，刘仁轨的大军此时已进入新罗北境，七重城在今汉城附近，离安东都护府辖境不远。七重城的失陷对新罗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然而七重城战后，唐廷诏其引兵还。改任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负责讨伐新罗。唐廷为什么如此处置？我认为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吐蕃威胁的加大以及唐朝希望在近期内厚集兵力，击败吐蕃的心理造成的，从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战到仪凤三年(678)的青海之战,唐军败多胜少,可见吐蕃势力之强大，为应付吐蕃，在西北集中优势兵力是非常必要的。其次是以武则天为首的一派主和势力，上元元年（674）,武则天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其中第三条就是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很显然，武则天当时地位已经十分尊崇，仅次于皇帝，她建议息兵，唐高宗不会不给予考虑。

在刘仁轨引兵还后，唐廷任命原鸡林道行军副大总管李谨行任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虽然刘仁轨引兵还，但金仁问仍有可能在李谨行军中或安东都护府境内，另外李谨行手中亦有重兵，这仍对新罗构成巨大威胁。从买肖城的地理位置看，基本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也就是说唐军已向新罗腹地纵深攻击，再打下去新罗不仅百济故地保不住，恐怕本土亦遭兵灾。新罗王金法敏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唐廷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中外史籍均没有记载唐廷具体何时下诏赦免金法敏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三国史记》关于买肖城战役的记述来判断其大概时间。“（675年9月）29日，李谨行率兵20万名屯买肖城，我军击走之，得战马3万380匹，其余兵杖称是。”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元二年（675）9月29日，李谨行部队撤离买肖城北返，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金法敏向唐谢罪之后，因为只有唐朝诏准金法敏的请罪表后，才有可能命令李谨行撤兵。同时李谨行在买肖城三败新罗军后也未再向南攻击，可能也是在看唐廷是否诏准金法敏的请和。考虑到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走一遍至少也需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因此，笔者认为，当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败新罗军和李谨行屯住在买肖城三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免覆灭厄运，于当年五、六月份派使谢罪，李谨行、金仁问在见到新罗谢罪使后将其送至京师，谢罪使七、八月份到京师，唐廷再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接受金法敏的请罪，可能要用去一段时间，准金法敏请罪后，再派使者通知李谨行、金仁问返回恐怕已到九月底。

《三国史记》记载，买肖城唐军是被击走，而不是主动撤退，现在的韩国许多历史研究者更是将其引申为唐军在买肖城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新唐书》记载买肖城唐朝军队是战胜者，这就说明《新唐书》作者是知道这场战斗的，如果此战唐军大败，应该有记载。因为《新唐书》记载了唐军多次大败，如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败，仪凤三年（678）的青海战败等战役。这几次战役唐军均损失惨重，领兵将领都受到惩罚，所以如果此战唐军战败，《新唐书》没有隐瞒的必要，更何况李谨行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从安东镇抚大使平调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因此韩方研究者所说买肖城战役可能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唐军主动撤退而已。

那么为什么唐朝消灭了高句丽、百济，却不讨灭新罗，至少也应废除金法敏！对此，笔者不能苟同某些韩国学者的说法，他们认为新罗高句丽人民上下一心，顽强战斗，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大败唐军，完成了半岛三韩的统一。通过前面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新罗军队在唐罗战争中除在攻击较弱的熊津都督府得手外，在其它战役中败多胜少，有时甚至是惨败，最后还是利用了唐朝不想两面作战的心理求得了唐朝的原谅。除以上所述，我认为还有以下原因导致唐朝接受新罗谢罪。第一，新罗外交手段高明，虽然对唐开战，但他始终承认唐朝是宗主国，新罗是藩属国，并数次请罪，而不是像高句丽那样桀骜不驯或是像百济那样不识时务，外交处置乖张。第二,唐朝失去的熊津都督府辖地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得来更好，失去也损失不大。更何况是落到了藩属国新罗手中，对唐朝危害也不大。第三，唐朝此时最希望的是集中全力打倒吐蕃，仪凤三年（678）的青海之战就是明证。只要打倒了吐蕃，朝鲜半岛事务以后怎样处置自然就由唐廷作主，到时再降罪新罗不迟。当然新罗军队的坚决抵抗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正是以上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唐廷诏准金法敏的请和。

唐廷诏准金法敏的请和及李谨行撤兵意味着唐罗战争的结束。安东都护府于仪凤元年（676）二月从平壤迁往辽东故城，同时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这里有一个疑问，前面所述高侃在镇压高句丽叛乱期间已将都护府迁往辽东州，而在高句丽叛乱结束后，平壤已破败不堪。那么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安东都护府在迁往辽东故城后就没有再迁回平壤，而仪凤元年（676）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只是在书面上追认了一下。就像熊津都督府早在咸亨三年（672）失守，直到仪凤元年（676）才迁往建安城一样，实际上安东都护府早已不在平壤了。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下，第一，史学界有人认为，在678年，唐高宗试图出兵新罗，宰相侍中张文瓘带病劝高宗不要出兵。《旧唐书》记载：“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新唐书》与其记载略同，意思相差不大。论者均以此论证唐高宗欲再次对新罗用兵。检诸《新唐书》、《旧唐书》等史籍，我认为唐高宗对唐罗战争结果不满是肯定的，但张文瓘规劝皇帝的时间应该在上元二年（675）金法敏上请罪表，唐廷讨论是否接受其请罪的关键时刻。“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兵讨除”，这是高宗要发兵讨伐新罗的前提条件，678年，唐朝正在准备与吐蕃决战青海，同时并未出现新罗叛唐的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讨伐新罗的事情的。因此我认为，应该将张文瓘反对对新罗用兵的这段话放在上元二年（675），此时唐朝已陷入“东西俱事征讨”的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更何况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并不构成对唐很大的威胁，因此应按照天后武则天的建议，息兵修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才能同意停战。

第二，关于唐罗战争的时间问题。现在韩国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唐罗战争的时间应是公元669年至676年，对此笔者不能完全同意。笔者认为669年时，唐朝虽然与新罗矛盾已经很深，但遍寻中韩史籍，本年均没有两国开战记录，至于学者猜测本年新罗可能进攻熊津都督府辖区，但这也只是猜测，并无实际证据，所以以669年为两国开战时间不妥。韩国史学界认为唐上元三年（676）二月，唐把安东都护府从平壤移到辽东故城，退出朝鲜半岛，新罗成功抵制了唐朝的入侵为战争结束的时间。这种看法将唐朝当成了侵略者，新罗是被侵略者。笔者认为这是有违史实的。如前述，是新罗挑起了战争，为夺取百济故地和平壤以南原高句丽土地而启战端，高句丽、新罗、百济是三个不同的国家，新罗有什么资格侵夺高句丽、百济土地。另外，平壤地区本就是汉乐浪郡故土，即使高句丽不是中原王朝藩属国，唐朝收回故土又怎么可以算做侵略，更何况唐朝只是把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换了一下所在地，这是唐朝的内政，此后平壤地仍是唐朝领土。平壤以南地区是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因新罗助唐与渤海作战唐朝赐与新罗的。在唐上元三年（676）二月，唐朝未放弃平壤以南土地，并未退出朝鲜半岛事务。上元三年（676），新罗只是兼并了熊津都督府而已。

在唐罗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决定阶段，新罗利用唐朝所处两面作战的不利处境，联合高句丽叛军，占领了熊津都督府，并成功地使用外交手段使唐朝接受了既定事实，成为战争的实际胜利者。

唐罗战争的影响十分重大，对于今天的韩国（朝鲜）来说，这场战争的结束无异于宣告一个统一的韩（朝鲜）民族即将形成。自公元四世纪初永嘉之乱爆发，中原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后，高句丽、百济、新罗相继崛起，同时倭国也插手其中，互相争战不休，四方百姓死伤无数。唐罗战争后，新罗吞并了百济故地，避免熊津都督府再次独立发展成百济国可能对新罗造成的伤害[38]。同时，新罗接收了在唐罗战争中“相率奔新罗”的大批的原高句丽国人，这样，一个以原新罗、百济国人为主体，收容了部分投归的高句丽人的一个统一新罗形成了。从民族角度讲，韩（朝鲜）民族在唐罗战争后逐渐形成了。从领土角度看，今天大韩民国的领土在罗唐战争后也基本上被新罗控制。唐朝从自己的实际考虑出发，承认并接受了这一结果，并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将平壤以南领土赐给了新罗。

相对韩国（朝鲜）来讲，唐罗战争对唐朝以至今天的中国来说不是 那么重要，这从中国侧史料对这场战争记载很少可以看得出来，即使今天学者亦很少研究。唐罗战争的爆发对唐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很显然，它使唐朝实际处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境地，同时熊津都督府最终亦落入新罗控制，这对唐朝在边疆羁縻府州的威信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为日后突厥、渤海、契丹、奚等唐朝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叛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既然鸡林州都督府叛乱后因其处交谋略使用得当免遭惩罚，还能得到巨大利益，那么其他边疆都督府为什么不反叛以获得实际利益呢？不过，总体来讲，唐罗战争对唐朝的损害并不大，毕章唐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新罗又始终承认自己是大唐的附属国（鸡林都督府），而失去的熊津都督府对唐朝又不是十分重要，至于日后，其它边疆各少数民族反叛还有其它更为重要的原因，如其自身政治经济的发展壮大，唐朝用人不当，屡屡征发其作战等。

唐罗战争历时七年（670—676），从总体上看，唐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失去了对唐朝并不重要的熊津都督府；新罗则运用其高超的外交谋略，使唐朝承认了新罗吞并百济故地的既定事实，为韩国（朝鲜）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