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做托派而遭到杀害。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1931年5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党内分裂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

由于从主观臆断出发找寻“内奸”，又以极其残酷的刑罚，指人指事逼取“口供”，“托匪”一案乃迅速扩大，辗转株连，造成大批同志被错捕冤杀。比较严重的有“湖西肃托”和“泰山肃托”。

湖西地区即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1939年8月至11月间，边区内错误地开展肃托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先后被逮捕、受审查，有的被错杀，湖西事件中被无辜杀害三百多位同志，竟连苏鲁豫区社会部长赵万庆也被诬蔑为托派加以杀害。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后来，罗荣桓获悉后飞马奔湖西，制止了事态发展。

在1940年8月至1942年2月，山东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又发生了“肃托”事件，18个月的时间造成大批冤假错案，错杀党员干部240人，其中有的被诬陷的同志连籍贯姓名也没搞清，就被轻率杀害。1942年2月，鲁中区公安局局长高明宇代表中共山东分局，前往纠正处理了这一重大冤假错案。1940年6月,中共诸城县委书记乔志一、宣传部长刘力一、统战部长兼办事处主任王圣舆等10余人在鲁东南“肃托”中被错杀。就在同一时期,清河区有26名党的优秀干部被错杀，鲁西区错杀33人，鲁南区错杀30余人,胶东区、滨海区等地区和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也有干部被错杀，数字不详。

1981年10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清河区肃托遗留问题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下发全省及转发济南军区党委，指示“对于原湖西、泰山、滨海、胶东等地区肃托中个别遗留的冤错案件，经组织部门调查结论后亦可按照上述精神办理”；1983年5月26日，中共山东省委再次作出了《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1983年12月23日，经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转发了该报告，并“请参照执行，以消除影响”。1984年第一期《党史通讯》又予以全文转载发表，把湖西“肃托”事件彻底平反的决定公诸于全党和人民。至此，几十年的“肃托”冤案完全得到昭雪。

由于多种原因，现在人们对那段惨痛的历史了解甚少。原济南市副市长、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委员会副主任亓象岑同志在晚年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党史资料，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为解决泰山区“肃托”错案和部分老同志冤假错案的平反做了大量工作，中共山东省委的《山东党史资料》丛书曾为其出过专辑资料；建国后曾任云南省省长的郭影秋同志也多次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省委、江苏省委反映“湖西”肃托错案的遗留问题；1981年，原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和郭俊忱同志为清河区“肃托”错案的最终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还有很多老同志及其后人以及众多网友也正在研究探讨“肃托”错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