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之渤是我国射击队运动员。在国家队期间，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各类国际比赛和国内比赛，多次打破亚洲记录和全国记录，多次获得国际和全国冠军。

中文名：苏之渤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49-05-26

身高：169cm

体重：90公斤

性别：男

人物简介

运动经历

工作简历

重要成绩

苏之渤亚运会中国第一金

人物简介

项目：射击

注册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职位：飞碟队领队

运动经历

1964年成为河南省射击队运动员。

1965年至1984年在国家队期间，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各类国际比赛和国内比赛，多次打破亚洲记录和全国记录，多次获得国际和全国冠军。1966年参加了在柬埔寨举办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获得铜牌。

1974年参加了在伊朗举办的第七届亚运会，成为中国参加综合性运动会男子自选手枪慢射第一枚个人金牌获得者，在这届亚运会上个人共获得3块金牌，一块铜牌。

1978 年参加了在泰国举办的第八届亚运会，获得了男子自选手枪慢射个人、团体2块金牌。

1982 年参加了在印度举办的第九届亚运会，因右臂拉伤仅获得了三枚银牌。

1980年兼任河南省手枪慢射教练，培养的运动员李金豹等获得了世界冠军和两届全运会冠军。

工作简历

1964年参加工作，成为河南省射击队运动员1965――1968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后选为国家射击队队运动员多次参加国际比赛

1969――1973在河南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当工人

1973――1984在国家射击队当运动员，在河南省射击队当教练员，领队等。

1977――1992年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委员，在此期间当选全国青联委员、河南省青联副主席。

1984――1986年在郑州大学政治系干部专修班学习

1997――1998年在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任副处长（正处级）

1986――1997年在河南省陆上运动学校担任副校长、书记。在省体委八运办任副主任。在省体委服务公司任副主任、书记。（1986年副处级，1988年提升为正处级）

1998——2000：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任国家射击队领队2001——2004：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科研部主任

2005——至今：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国家飞碟射击队领队

重要成绩

1966年参加了在柬埔寨举办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获得铜牌。1974年参加了在伊朗举办的第七届亚运会，成为中国参加综合性运动会男子自选手枪慢射第一枚个人金牌获得者，在这届亚运会上个人共获得3块金牌，一块铜牌。

1978 年参加了在泰国举办的第八届亚运会，获得了男子自选手枪慢射个人、团体2块金牌。

1982 年参加了在印度举办的第九届亚运会，因右臂拉伤仅获得了三枚银牌。

1980年兼任河南省手枪慢射教练，培养的运动员李金豹等获得了世界冠军和两届全运会冠军。

苏之渤亚运会中国第一金

1973年初的一个早上，河南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工人苏之渤6点半就起了床，操场上静悄悄、黑漆漆的，同宿舍的室友还在熟睡，他活动了活动手脚，开始了自从年初北京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中国很可能参加1974年亚运会以来就重新养成的习惯：先跑一个3000米，恢复体能，然后再做俯卧撑和引体向上，增加力量。等锻炼完之后，他像往常一样，上班，吃饭，下班。晚上回到宿舍，他开始举着一把手枪练瞄准，一举一个多小时。这把枪是他自己拿铁皮和钢管焊结而成的，他在工厂做的是钣金工人。此前1965年，苏之渤入选国家射击队。1966年，当他参加完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从柬埔寨回国时，全国已经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体育界也未能幸免，1968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管国家体委的命令，贺龙、荣高棠等国家体委领导被划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派而受到批判，整个体育系统陷入混乱。随后，射击队解散，刀枪入库，苏之渤回到了河南，搞了一年“斗批改”之后，1969年7月，他被分到了开封联合收割机厂。

1973年3月，苏之渤被重新招入国家射击集训队，备战1974年亚运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1954年第二届亚运会开幕前，台湾加入了亚洲运动会联合会。为了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断绝了与亚运会联合会的联系，没有参加第二届亚运会。1973年11月16日，台湾被取消会员国资格，中国恢复了在亚运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各个项目的国家队也开始了新中国首次亚运之旅的备战工作，当时射击队的训练条件很艰苦，苏之渤训练时使用的是“文革”之前北京射击厂制造的手枪，枪膛磨损严重，口径较大，精度较差。刚开始时，苏之渤一直打得不理想，总是徘徊在9环左右，10环是一种奢望，后来他的教练把枪架在老虎钳上，校正了一下，情况有所好转。另外，当时的手枪打不了弹径比较小的进口弹，只有“文革”前国产的三角弹，这对射击精度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除了场内条件的限制，1973年底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也对训练产生了不必要的干扰。当时，体育界的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搞“政治学习”和“大批判”，苏之渤和其他运动员只能在夹缝中继续他们的体育任务。

1974年9月1日晚上，苏之渤躺在伊朗德黑兰运动员公寓的床上，想起明天的比赛，心里就不踏实，他反反复复地想动作，怎样才能打好每一枪。他翻了个身，想每一枪按标准来做，一枪枪过关，60发子弹打完，自己的任务就完成了。再翻一个身，想如果没打好，就停一停，不能急。想了一会儿，他迷迷糊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心里不踏实，又醒了过来。就这样折腾了一晚上以后，他走上了射击场。这是第7届亚运会男子手枪慢射比赛的决赛，中东地区气温很高，空气也很干燥，苏之渤不住的出汗，但衣服马上就被蒸干，这样的结果是，他打几枪就得去喝点水，补充丢失的水分。他的表现还算从容，前一晚的多虑并没有给他造成不利的影响，提前5分钟打完了全部60发子弹后，他四处转了转，看看别的选手的情况。这时，场上只剩日本选手大畑政修没有打完，苏之渤看了一下对手的成绩，心里盘算着，自己打了552环，如果对手发挥正常的话，金牌很有可能落入日本队手中。结果，大畑政修最后几环发挥欠佳，连续打出5环、6环的低分，总成绩为550环。苏之渤获得了此次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也是中国队的第一枚亚运金牌，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中午吃完饭回到宿舍，往常都会睡一会儿的苏之渤高兴地失眠了。下午去颁奖时，他才从队里领导了解到自己这枚金牌的重量。多年以后，苏之渤说起当年的这枚冠军，还是很平淡，“当时我对这第一块金牌没有什么概念，以及它对后面的影响也想不到，没有想过它的意义。”

比赛结束后苏之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们取得的一点成绩是党的培养和同志们帮助的结果。感谢伊朗政府和人民为运动员提供很好的生活和训练条件。”现在看来，这句纯朴的话是对当时中国体育的最好注释。“文革”初期的混乱使我国体育陷入了低谷，国际交流基本中断。1971年乒乓外交之后，我国体育开始复苏，代表团出国访问和比赛，主要充当政府之间的友好使臣，政治意义大于比赛本身。苏之渤说起当年的参赛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本着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想为国家争取荣誉。”当时，作为中央主管体育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对伊朗德黑兰亚运会非常重视，希望中国代表团既能获得好成绩，又能巩固与友好国家的友谊。对于和友好国家比赛的原则，代表团领导顾忌颇多，时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在参加亚运会前特地请示邓小平：“伊朗对中国参赛帮助很大，如果两队决赛碰到一起怎么办？”邓小平同志说：“口袋里余下两块金币，应该可以拿一块还债啊。”结果，中国和伊朗队在水球决赛中相遇。伊朗对水球的金牌非常重视，两队打得难分难解，但中国队把握好了尺度，最后以8∶9的比分惜败，失去了金牌，赢得了友谊。在那个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年代，这样的结果皆大欢喜。

在本届亚运会随后的比赛中，苏之渤又获得了两金一铜，载誉回国的他仅仅收到了一张国家体委颁发的奖状，但身处哪个年代的他却非常满足，他觉得自己不负重托，完成了祖国交给他的任务，“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受的教育都是为国争光，也没有什么奖金挂帅那些，当时没有其他个人利益的考虑。”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中国队共获得了33块金牌、46块银牌和27块铜牌，列奖牌榜第三位，赢得了其他国家的尊敬和赞叹。除此之外，中国还在足球、羽毛球、体操、射击等8个亚洲单项体育组织中取代了台湾的位置，并加入了其他几个体育组织，体育外交获得了重大胜利。1978年，中国队在第二届亚运会上以51金排名奖牌榜第二，给当时的亚洲霸主日本队敲响了警钟。苏之渤在亚运会上再获两金，回国后，他收到了300块钱的奖金。

1982年，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中国队超越日本队，从此成为亚洲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