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武，男，1963年10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专业研究方向为媒介经济与媒介管理，媒介政策与媒介制度。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中国报业协会报业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小红帽发行股份公司独立董事，以及多家传媒集团顾问。

主要成就

主要著作

所获荣誉

宋建武致《南方都市报》主编的信件

主要成就

先后在人民大学和政法大学开设新闻媒介管理、新闻学原理、媒介经济学、新闻政策与新闻法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等课程。其中《媒介经济学》是在国内第一个开设。

曾两次出国做访问学者：1998年9月-12月，在英国苏格兰斯德林大学出版研究中心，研究出版学，2001年10月-2002年3月，在日本东京，日本电通公司和高千穗大学，研究媒体市场和广告运作。

曾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项目“中国媒介经济运行特征及媒介经济政策研究”，其他已完成和承担的主要课题有国家社会科学专项课题《中国报业经济问题研究》，《中经报联未来5－10年经营环境与对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行业调查，报纸出版评估论证指标体系，出版物发行体制改革研究（后两项均为新闻出版总署的重点项目）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运作机制与体制改革研究”项目等，以及北京、淄博、保定、金华、绍兴等地区居民生活方式和信息需求调查。

主要著作

1、《媒介经济学》，专著，2006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集团之治-报业集团化管理与运营》，主编，2006年12月，新华出版社

3、《奔跑的旗帜-小红帽十年探索案例研究》，主编，2006年8月，新华出版社

4、《努力增强报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论文，2001年3月《中国新闻出版报》

5、《新资讯产品 新力量媒体》，论文，2001年第3期《中国报业》

6、《日本经济新闻的产品策略和发行策略》，论文，2002年第5期《中国报业》

7、《生活服务类报刊的现状和前景》论文，2002年第9期，《中国报业》

8、《我国报业经济十年发展回顾》，论文，2002年11月，《中国新闻出版报》

9、《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和两个效益》，论文，2003年第11期，《前线》

10、《中国报业发行网络的五大课题与发展趋势》，论文，2004年第12期，《中国记者》

11、《媒体遭遇战》主编，2002年11月，南方日报出版社

12、《传媒与生活：生活服务类报刊经营之道》，主编，2003年1月，新华出版社

13、《都市快报：一份好看的报纸》，主编，2001年1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

14、《潮声：孟玉兔与钱江晚报现象》，主编，2003年9月，新华出版社

15、《中国媒介经济与媒介运作》，主编，2004年5月，新华出版社

16、《中国媒介经济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专著，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7、《竞争与融合—中国报业必将转型为新媒体机构》，论文，2008年1-2月连载，《新闻与写作》

18、《走跨媒体经营之路——成都传媒集团的实践调查》，调研报告，2008年1月，《新闻战线》

19、《为报业市场化提供更多好政策》，论文，2007年12月，《中国新闻出版报》

20、《主流媒体机构（集团）进入新兴传播领域研究报告》，调研报告，提交中宣部

21、《未来10年,震荡重组的10年——站在2010时间节点上的媒体回顾与展望》，论文，2010年1月，《新闻与写作》

22、《传媒环境的变化》，论文，2009年9月，《中国传媒科技》

23、《跨界求生机——对我国媒体集团“跨界”发展实践的思考》（第一作者，合作者：张宏伟），论文，2009年9月，《新闻与写作》

24、《手持移动终端的魔力》，论文，2010年8月，《新闻与写作》

25、《执着天职 探索转型——2010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回顾》，论文，2011年2月，《新闻与写作》

26、《传统媒体集团向综合信息服务商的转型》，论文，2011年1月，《新闻与写作》

所获荣誉

2000年4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报业协会评为第五届“全国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工作者”。

宋建武致《南方都市报》主编的信件

尊敬的主编同志：

承蒙你们看得起，在5月11日的贵报上发表了据称是我的意见的若干言论，阅后我深感震惊，因为这段言论完全不能反映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贵报记者5月10日晚间电话采访过我，但因为当时我正在大连，无法了解确实情况，故表示待看过相关材料，了解具体情况后才能表示意见。贵报记者一再追问，我只好说深圳两报发行部门对自己的发行网实施高度管理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就像你们南方日报集团自己的发行网不会发行《XX日报》(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有竞争关系的报纸)一样。至于深圳报刊发行局，作为公用事业，其行为是否得当，需要根据贵报与他们之间的具体情况来判定。他又问我这是否属于地方保护主议，我举出浙江某地工商局出面干涉外报纸的发行为例，表示我认为地方保护主义的特征是动用地方行政权力，而深圳报刊发行局的属性我不清楚，不能妄加评论(这个情况有大连日报总编高连仲等同志可以作证)。之后贵报记者要去了我的电子信箱地址，称立即将中新社的报道发给我，我表示正与大连日报社的领导一起共进工晚餐，只能在返回宾馆以后才能上网收阅，他表示晚上10点再致电给我，但我一直没有收到他的电话。

次日晨，我上网收到有关报道，看到报道措辞激烈，深感事态严重，即通过电话向中国报业协会常务书记连福寅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因为我兼任中国报业协会会刊《中国报业》执行主编)，连福寅同志指示我再向深圳两报了解情况并转达中国报协意见：1、不要就此事公开在各自媒体上展开论战；2、希望通过报业内部高层协商来解决问题。在与深圳方面沟通的过程中我才得知，“我”已经在贵报上发表了“意见”！我随即就此事回复电子邮件并发传真给贵报深圳办事处，要求贵报作出澄清，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因此，我只好致信给你，表示我的遗憾和要求贵报作出澄清的愿望。

无论这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贵报记者如此强加于人的做法实在无法令人接受。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难道我们《南方都市报》的新闻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吗？！念及于此，不胜惶恐！

我本人和《中国报业》杂志都曾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负责经营管理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有密切联系，在贵报和《南方农村报》与广东某地的诉讼案中，我也曾秉公依理，撰文为贵集团同人仗义执言。今次事件，于公，攸关报业团结，于私，关系个人清誉。故此，不得不请主编同志设法就我的态度向社会各界加以澄清。

即颂

编安！

宋建武2001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