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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主张

作品评论

简介

斯继东，中国当代作家。1973年生，浙江嵊州人。小说散见《收获》《今天》《山花》《西湖》等刊，部分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入选《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中国年度短篇小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中国小说排行榜》等年度选本。曾获浙江优秀青年作品奖。

文学主张

当下我们的“小说”在面对怎么的生态？（斯继东）

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包括“什么时代的人写”和“写什么时代的人”两个方面。时代影响或改变文学，也必然会通过影响作者和影响作者笔下的人物两种方式来实现。所谓的“全媒体”或者说“多媒体”，更多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它只是为成就作家提供了更多的路径。比如原来单一的通过期刊，而现在又有了网络和出版商等多种形式。

我特别困惑的是，为什么当下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反映到我们的文学上，带来的却是风格的趋同化、单一化呢？在我们的期刊上，极大部分的小说都在一味的写实，一味的强调故事，带给读者的都是一些小温暖，挠痒痒的东西。作者的面目非常模糊，很多小说的作者甚至可以互换。那种个性化的，虚的，向内的，有着探索意味的小说很难在当下期刊上看到。你看国外的当代小说，比如我前几年看过的德国当代短篇小说集《红桃J》，里面的小说一篇篇风格迥异，共通的是：都在强调文学性、艺术性，故事是被弱化的。跟当下期刊一比较，会让人吓一跳。

在当下文坛，有不少现象值得人深思。比如：1、中篇小说（包括小长篇）大行其道。据说在国外并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但在中国，极大部分作家都靠中篇发家，期刊约稿也特别喜欢中篇。而以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中篇小说恰恰是最不强调文学性的一种文体。2、一批并不年轻的作家突然在近些年成为新宠。这批作家出生于50、60年代，由于在艺术追求上表现平庸，在先锋文学盛行的那些年他们默默无闻，但是现在他们的时代似乎到来了，他们开始在期刊上唱起主角。3、评论家的集体失语。当然，评论家们一直在场，一直在发言，而且自信满满的，但他们的评论多是一事一议式的，就某篇小说，或者就某个作者的碎片式评论。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观照，更听不到怀疑的声音。一个没有疑问的评论家难道不是可疑的吗？我特别希望看到那种建立在对国外同时代作家阅读基础上的对当代文学的对比式发问。4、作家的两种自我评估。一个小说写出来，小说家往往会有两种评估，其一是，这个小说好还是不好，其二是刊物会喜欢还是不喜欢。而许多时候这两种自我评估常常是错位的。

出现以上现象，以及靠成当代文学整体风格单一化的原因何在？

我个人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文坛已经形成了一条生物学意义上的稳固的食物链。从“期刊发表”，到“选刊转载”，到“年选入选”，到“获奖，影视改编”，这已经成为一个作家成长的颠扑不破的路途。作者揣摩编辑的口味，编辑揣摩主编的口味，期刊揣摩选刊的口味，可能选刊还揣摩着评论家（他们都有自己的选本，是所有奖项的评委）的口味。因为，作家要得到承认，首先作品必须在期刊上发表。期刊的三审制决定“送审通过率”将成为编辑地位的衡量标准（在这种体制下，一个最有文学鉴赏力的编辑也会慢慢与主编的口味趋同化）。而许多期刊都把“选刊转载率”作为刊物实力的象征，甚至直接把它与编辑的奖金挂钩。正是这样一条食物链，可怕地把文学创造蜕化成了商品供求关系，从而带来了艺术风格的趋同化。

说起来，似乎作者、编辑和刊物都很委屈，大家都有一肚子的牢骚。最后，不约而同的都会把罪责推到读者身上。“读者喜欢这样的小说。”“读者就那口味。”但这个冤大头的读者，也许是虚拟的。文学期刊的读者越来越少，流失的（或者留下来的）到底是哪一批人？是层次相比高的那批，还是层次相比低的那批？我们经常说“曲高和寡”，会不会正好相反——是“曲低和寡”呢？

这样一想，事情似乎变得乐观起来了。至少作为一个业余小说作者，我会变得乐观起来。也许我们可以为这种改变做点什么。

作品评论

评斯继东的小说创作

作者：牧知

当我一本正经地集中重读了斯继东的小说作品后，或者说正当我将一本正经地评述他的小说创作时，终于发现“一本正经”不一定是十分讨巧的架势。因为，斯继东在自己的一部小说里预示到，“这个小说会有很多朋友不喜欢”，他们是“一本正经写小说的人”（见中篇小说《肉》）。言下之意，在他们的另一边，尚有着不是“一本正经写小说的人”了，在这个群体中，就有着作家斯继东。于此我自然地联想到，在以“作为利器的文字”为题的“马炜访谈录”中，斯继东曾经发问：“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游戏的艺术？”对于这一个问题，马炜回答说：这是一种境界，它意味着“当你思考成熟而且技巧娴熟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毁横亘在面前的叙述障碍，这就像在玩一种游戏”（见《浙江作家》2004年第1期）。

我想，这或许就是对于斯继东小说创作流程的精彩注释：他在“走向”一本正经的另一边，他在“追求”文学游戏艺术的境界。

我是从小说认识斯继东的，属“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交友类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十多年交往，无意中竟陆续阅读了他的极大部分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渐次在我的记忆深处建构了斯继东的小说走廊。并且，若明若暗地突现着他行进的台阶：从艺术风格上，无不显示着他的“走向”与“追求”；而从主题上说，可以以世纪之交作为分界，上世纪末期以表现沉重的家族沿革为主体，本世纪初则以透视纷纭的世相变幻为主体，并从传统主旨的开掘，延伸到人性本真的诠释。当然，其间难免间夹着主题的反弹和超越。这就是我要述说的，斯继东小说流程的概貌。

斯继东的文学人生是在“寻根文学”的摇篮里孕育的。中篇小说《寻找家谱》（载于《野草》1997年第3期）如其命题昭示，显然是个“寻根”作品。这是斯继东的开局之篇，却也是他深积厚发之作。小说谱写的是从咸丰年间启始到今的一户斯姓家族变迁史章。小说以缠绵的铺叙、动人的细节和贴切的语言，忆述了列祖列宗的人生碎片，既展示了复杂的人性、动荡的时局，又刻画了人间的真情，从男耕女织的我国南方山村模式中，寻找斯姓家族代代传承的精神。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作者涉足文坛的一次上规模的演习，而在这次演习中，已然显露了作者语言艺术的令人可喜的技能水平。

如果说《寻找家谱》以浓重的纪实语言为主的话，那么短篇《飘在水上的白月亮》（载于《今天》（美国）2002年第3期）则能显见作者象征语境的创造，强化了文本的艺术风味。短篇情节很简单。写的是一位作为弱者的娘，死了丈夫后带着“我”转嫁赵家。为了供“我”念书并免受欺凌，娘“答应了那个猪一样的村长”。但“无法改变命定的生活”，“我”“终于用我的死证明了我对娘的爱”。“我”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但“娘离不开我”。作者构筑了“我”跟戏班子白胡子老头学胡琴的平台，展现“我”的这种矛盾心态，宣泄 “我”的困境和人格的力度。作者超脱一本正经的叙事框架，磨练诡巧的艺术技巧，连同象征手法的运用，拓宽了“家谱式”的思绪空间。我认为，这是斯继东的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斯继东曾说，一篇好小说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个好故事；二是要把故事讲好。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又说，小说家水平的高低在于能不能把故事讲好。我以为这实际上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理论话题。斯继东在短期的创作行为后，作为经验敏感到了“怎么写”的课题。这是作家文体意识提升的结果。正因如此，他新世纪的创作成品，不仅从题材上由“家谱式”的“寻根”，提升到对于世事万象的审视和诘问的高度，并且从叙事模式上，也由传统的平铺直叙，提升到“游戏式”地肢解、重组叙述对象，为读者提供全过程阅读快感的高度。

中篇小说《痕迹》（原载于《青春》2003年第1期，转载于《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8期）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痕迹》的情节也较简单明了。这里借用我在评论这部小说所概括的语段：“它无非以半世纪前被反动派枪杀的梅婷女子是烈士还是叛徒案由为线索，经层层征询破解而获知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所串联的一个一个人生故事（见《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8期）。”关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其一体现在对于传统思维逻辑的冲击。作品让我们在人性的层面上，感悟表象下的深刻，以重新审视特定岁月的人种行为，包括颇有微词的灰色人等，并寄予普遍的人文关怀，给予情理相融的理解和宽容。其二呈现于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原生素材是国内革命战争事件，原创题材可以是案件的侦讯破解过程，它们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可读兴味。但是，作者别出心裁地运用当代的叙述空间，攫取不同的叙述角度，借代谜阵层迭的叙述方式，铸就扑朔迷离的意境，借此传递渐趋亮化的信息。我觉得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文学游戏的一次实践。当然，这个“游戏”之说是褒义的。

游戏人生是人类低调的共识。但当作为一种艺术法则驾驭的时候，人们可以如临其境地彻悟人生原来是这么多姿多彩。斯继东的新作《猜女人》（见本期《浙江作家》）就是这样。这个短篇写的是一个街头故事。我理解为它是表现青春期的躁动和成年期的务实相参照的镜头系列，调侃、戏谑、杀戮、反思，象一组交相链接的图片，由此映示人生运行的轨迹。这样的题旨，要是一本正经地描绘的话，很可能不会有多大的醒世意义。作品的魅力恰恰在于一本正经的另一边，在于作者所抢拍的、渲染的镜头本身，它们让我们在文学语言的殿堂里尽情地享受。无所事事的一伙小镇学生，在暑假的烈日下，看女人，猜女人，想女人，求解一道道求解不出的方程；一个女人的出现，移动的白裙子，披肩的长发，红色的三角内裤；一场杀人案的发生，一把水果刀，一幅白绢，一朵一朵血红的梅花。种种物象、事象、意象，借助作者舒缓畅达的话语表述，烘现在读者眼前，撩拨读者的心弦。直至短篇关于若干年后的再一次表述，给作品平添一层梦幻，又重新把读者诱进一个新的迷圈。尽管它的时段间隔影响了情节的信度，但作品的虚实相间、静动相合的叙述，毕竟给了人们一个思索、想象的空间。它是一个催人猜解的作品；它又是一个诱人品味整个阅读过程的作品。我总以为，阅读快感应当附着于整个阅读过程，而决不是读物的终端。一个作品能够以语言的力度，张扬读者想象的翅膀，以此扣住读者的整个阅读过程，是一个应该首肯的作品。

于此，我想说斯继东的另一部新作《肉》。这部中篇写的是一个军营羊倌与一位当地村妇发生性恋的故事。军人与有夫之妇性恋，显然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事件，它是与《痕迹》里梅婷女子涉嫌叛徒一样严肃的题材。而且，从表现样式上看，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同类的作品。只是，《肉》的游戏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扩张。作品的情节由多位叙述者轮换叙述完成。叙述角度的变换，加重了叙述的内容，并滋生出声东击西的趣味。我知道这是作者很感兴趣的笔法。同时，语辞的挑逗，也是作者惯用的技巧，有不少精湛词语是作者长期锤炼的结晶。譬如，陪床小姐被警察抓住了，警察要她查认作案者，小姐说：“哪还记得那么清啊，我我又不是跟他的脸做？”又譬如，有人要同行者对证，同行者说：“我说了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小姐。”平白，贴切，充满质地，简直达到难以另选妙句的地步。就是偶然需要描绘准黄色段子的那些章节，作者却也能用“在黄渣泛起之际、正是碧水清涮之时”的手法，归还一个纯净，给人的是人性和道德的快乐，而非感官的刺激。此外，细节描写也很讲究。“羊圈里都是母羊，没一只公的”，以致军队领导顺口发问“添了几只小羊羔”后，成为羊倌“一个根本解不开的难题”。这个看似随手捎带的细节，恰恰成为羊倌犯案的背景，为铺展人性构建了避风的港湾，也为作品主题提供了思考的注解。我认为这些描写，固然具有“游戏”特质，但作家没有离开冷静、缜密及至清高，它为文学游戏的内涵，填补了必不可少的素质。不过，我在此迫不及待地要述说《肉》，旨在肯定作者功力的同时，还在于要提出关于“游戏”的“度”的问题，以期引起对于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游戏的梳理。有人说，《肉》这部小说是“故弄玄虚”。我不想轻易认同这种说法。但我又想权且生造“玄虚有故”的词儿，以便于对“度”的辨析与把握。如果这种思辨成立的话，则我捉摸到这部作品存在着一些无“故”的情节，更具体地说是存在着一些与小说主题丝毫无关的情节。因此，《肉》没有《痕迹》那么干净利落。小说的“越位”和“超度”的叙述，诚然可以丰满信息量，但正如这部小说，曾间或给人一种滞缓、脱味的阅读感受，给读者增添了阅读障碍。这是令人遗憾的。不难联想，它可能或多或少地也曾生发过作者的叙述障碍，同样令人惋惜。

流程永远不会完结，路在自己脚下延伸。然而，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任何运动离不开地心引力的牵制。我们期望斯继东继续恪守作家良知，遵守文学游戏规则，以作为人学的文学的名义进入“另一边”的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