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为曾子及其弟子所作。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人。先祖为夏朝少康子曲烈后代，曲烈被封于曾阝（今山东临邑市西南）。春秋时曾阝被莒所灭，曾阝世子巫公奔鲁，三传而至曾点（即曾晰）。曾子即为曾点之子，父子二人同受业于孔子。曾子青壮年时参加农事劳作，家庭经济生活不太宽裕，为养活父母曾到莒国去谋求了一个“得粟三秉”的小官。他受业于孔子后学有成就，便收徒讲学。父母死后南游楚国，“得尊官官焉”。后齐国欲以为相，楚国欲以为令严，晋国欲以为上卿，但他一概谢绝，专事研习孔子并授徒，终成儒家名师。他性格沉静，忠诚老实，为人谨慎，态度谦逊，鄙薄“胁肩谄笑”，并具勇敢精神。

他修养全面，对仁、义、礼、信等方面，均按孔子思想行事和修养，特别注重“信”的品德教育。他“孝”行突出，既有认识又有行动，深受孔子赞许。司马迁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他提倡“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教育学生慎于待人接物，主动自我反省，注重“慎独”工夫，要求士人具有高度的道德人格和主体精神。唐总章元年（668）被封赠“太子少保”；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被封为“郕伯”；宋政和元年（111）改封“武城侯”。咸淳三年（1265）被封赠“郕国公”；元至顺二年（1331）被封为“郕国宗圣公”；明嘉靖五年（1530）被封为“宗圣”。

《曾子》一书自秦代以来已亡失了，但《曾子》中的著作言论散见于《说苑》、《列子传》、《搜神论》、《韩非子》、《晏子》、《史记》、《新语》、《中论》、《颜氏家训》等书中，后人对它们加以整理、校刊；我们今天读到的是崇川冯云?校刊的《曾子》。冯云?校刊的《曾子》共八卷，即第一卷《年谱》，第二卷《王言》，第三卷《立事》、《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第四卷《制言上》、《制言中》、《制言下》、《疾病》、《天圆》，第五卷《补遗》，第六卷《附录》，第七卷《祠墓古迹》，第八卷《宗子世表》。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读到的《曾子》虽然不是《曾子》的本来面目，但它的体制完备，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成系统的，我们至少可以窥见原《曾子》的精华部分。

在内容上，《曾子》抓住了儒学的中心内容，对早期儒家中关于政治伦理的内容加以深化，适应了封建宗法社会的需要，作了系统论证，具体阐述如下：一、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曾子注重“内省”的修养方法，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把个人道德修养提高到政治之本的地位。他继续阐述道：“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各个等级的人虽有贵贱不同，修身为本这一点却不异。只有修身才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虽重要，但对修身来说只是末，因为身不修则家不能齐、国不能治、天下不能平。《曾子》注重自省，要做到“朝有过夕则改”，使天赋的善性实实在在地体现到自己的思想言行中，这就是修身所要达到的境界。

二、行孝道。在宗法制度中，基本的关系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关系，同时就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维护这种关系不受破坏，是礼的根本，仁的根本。

《曾子》提出三种不同的孝：大孝、中孝、小孝。他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所谓“博施”，即博施天下以仁义，以德教化天下百姓，为天下做出榜样；“备物”，即富有四海，用四海之内的物产来祭祀自己的宗庙。曾子以“博施备物”为“大孝”，显然是一种家天下的观念，为祖宗争得一个天下，显身四海，光宗耀祖，即他所说的“大孝尊亲”。“中孝用劳”，即以勤劳王事，为国家建功立业。但居官理民，要遵循仁义，不杀无罪，不取不义，故能“不辱”其亲。所以，曾子所说的“中劳”指一般士宦，由于他们为士为官尚能清廉自守，故能得到一方百姓的赞美；所谓“小孝用力”，指一般老百姓行孝道，即要恭谨诚实地劳动，勤俭节约，服侍父母，即“慈爱忘劳”，庶人的孝是以敬养父母为特点的，但这“养”不只是给口饭吃。

曾子关于“大孝”、“中孝”、“小孝”的说法不是指“孝”的程度的不同，而是从“孝”的类别的不同上作区分的。若论孝的程度，则从天子到百姓只有敬与不敬、安与不安，久与不久的区别。

《曾子》对孔子思想理解精深，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曾子事亲至孝，“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孔子家语》），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提出“夫孝者，天下之大经”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之。三、提倡仁政思想。早年孔子提出以德为政的思想。孔子说：“通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曾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并提出“三至”、“七教”为之服务。

曾子说：“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所谓七教，指“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曾子认为“七教”是治民之本。而“三至”则指“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则天下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行而用也。”

《曾子》从个人道德修养为出发点，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归，全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到了秦代，秦始皇公开宣布不法先王，下令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故杀儒生，严令“以法为敬”、“以吏为师”。秦始皇全面否定传统思想，为后代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群雄割据、天下大乱之时，儒学也随之遭殃，被置之一旁；而当天下初定，儒学又被重视，尊为统治思想，以统一人心，起到精神支持的作用。

《曾子》作为儒家经典，经过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它的封建内容将被淘汰，它的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将保存下来，并且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在新文化中得到体现和发展，这将是《曾子》的命运，也是儒学发展的命运和前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繁荣，也衍生了许多社会问题，造成社会道德败坏，也带来了人际关系日趋恶化的现象。建立法制社会，固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对伦理道德依然要重视，它的基本精神更应予以发扬，诸如礼让之风、信义之行、廉耻之心、见义勇为、敬业乐群等精神，不是单靠法律就能培养出来的，它依然要借助礼德之教化。但儒学不可能也不应当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它只能是我们创造新的文化体系的一种根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同样，儒学的政治哲学和治国之术，也只能作为我们现代政治和政治家的参考和借鉴，作为一种资源利用。资源是一种无价之宝，我们没有权力浪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