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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史国纲
释义

史国纲(1902—1978),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县埭头乡;六岁入小学,毕业后进入常州省立第五中学,1920年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前往美国皮劳埃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32年回国,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抗日战争结束后担任中央大学政治系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后担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后又兼任教务处出版组主任,后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政协江苏省第二、三、四届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78年秋去世,享年76岁。

中文名:史国纲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省溧阳县埭头乡

出生日期:1902

逝世日期:1978

职业:原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政府参事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哈佛大学

代表作品:《世界之复兴》《国际政治经济一览》《联合国》等

人物简介

史国纲(1902—1978),男,溧阳侯59世孙,1902年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埭头乡。

他祖上家道原来比较殷实,封建礼教甚浓,到他出生时已开始败落。国纲先生三岁丧父,是母亲把他带大的,母亲为人和蔼,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能不言则不言,能吞声则吞声;但对儿子的教育却很重视,鼓励儿子自幼要读书上进。虽然是世代书香门第,国纲先生却从未进过私塾,开始读书就上了“洋学堂”。

史国纲先生六岁入小学,毕业后进入常州省立第五中学。在常州读书期间,受新潮流思想的影响,他就打算着如何出洋留学。

当时的家景,自费是出不起这笔钱的,勤工俭学又觉得不正规,因此一心想考上“清华”,毕业后争取公费留学,所以读书十分刻苦认真,成绩很是优秀。

高中毕业后,果然实现了愿望,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看到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在“外交救国”思潮的促动下,决定学文科,为今后从事外交工作,使祖国不再受列强任意欺侮做贡献而打基础。6年后,即1926年,史国纲先生坐海轮去美国公费留学,先在皮劳埃大学学习,毕业后升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的是国际关系与国际公法。

在美国留学期间,史国纲先生接触到许多美国人和美国家庭,得到深刻的影响就是美国人当时对中国人的态度一是瞧不起,二是怜悯。他对这两种态度都有着强烈的反感。于是在崇拜美国文明的同时,更想念自已的祖国。

有一次,别人看到他学习较好,就问:“你是日本人吧?”国纲先生郑重地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可惜他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那张文凭,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敢保留,怕“红卫兵”抄家抄出来当“罪证”, 也被当作“四旧”毁掉了。那张文凭是羊皮的,当时撕也撕不破,只好用剪刀剪碎。

1932年底,史国纲先生学成后满怀为国家服务的志向,从美国回到了祖国。次年2月,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具体工作主要是编辑《东方杂志》,一干就是7年。在这段时间,他曾用“谷光”的笔名发表文章,介绍世界形势,揭露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国纲先生随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至香港,1939年辞职回到了祖国内地昆明。他先后做过大学教授、私人秘书、公司职员等。1945年8月,到“中央大学”政治系任教授。他教的是外交史、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同时还在“东方语专”任兼职教授,后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

解放以后,“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史国纲先生继续担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后又兼任教务处出版组主任,直到1953年院系调整。

史国纲先生的心中始终装着祖国,想着服务于祖国。虽学的是国际关系和国际公法,但只要是祖国需要,他从不计较从事何种工作。1951年,史国纲先生被抽调进工作队,到皖北参加四个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回校后又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当学习小组长。

1953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他很喜欢也比较适合在大学里教学生,想继续把自己在哈佛大学学到的外交知识传授给学生,用自己的特长为祖国服务;但他也懂得一切要服从祖国需要,听从党的安排的道理。所以,当领导证求意见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服从分配。”组织上把他分配到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当参事。当时尽管思想上也有矛盾,但从来未在工作中有任何不满。开会,他认真听报告、记笔记,积极参与各种视察、调查研究和慰问。

1956年,史国纲当选为民盟江苏省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编辑“江苏盟讯”,不但编审稿件,还曾用笔名“玉冈”发表文章,对解决国家当时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献计献策。

那个年代,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中国,对我国实行经济和外交封锁,与我国很少有交往,史国纲先生精通的英语和能看能读的欧洲其他几国语言基本用不上。而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在帮中国搞经济建设,所以国家很需要俄语人才。

史国纲先生每天下班后回到家里就自学俄语。正好夫人是上海大同大学英语专修科毕业的,解放后已自学俄语,并担任过南京农校的俄文教师,这对史国纲先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俄语学成后,史国纲先生在夫人的协助下,利用业余时间在家中翻译了一本苏联科学院米克鲁霍——马克来民族学研究所著的“美洲印地安人”,全书共31万字,于196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1961年,史国纲先生参加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三期的学习。他曾先后担任政协江苏省第二、三、四届委员。

史国纲先生一心爱国,还体现在他对女儿的培养教育上。他只有一个女儿,夫妻俩虽十分疼爱,却并不娇惯,从小就鼓励女儿向英雄人物学习,爱国、爱家、爱人民,要求女儿对国家、对家庭、对父母要有责任心,要像男孩子一样不怕困难。夫妻俩总是引导女儿积极参加校内外各项活动,成长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利于国家的人。女儿3岁时就教她“木兰辞”,使她从小就知道古代有一个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为国杀敌。女儿7、8岁时,正值“抗美援朝”,就知道把父母给的一个“袁大头”捐给学校让志愿军叔叔买飞机大炮打美国强盗;放学回家还和小同学一起帮助大娘、大婶们卖自制的五香豆,得到的钱全部捐给“抗美援朝”。据女儿回忆,史国纲先生唯一教给女儿唱过的一首歌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史国纲先生慰问志愿军时,还特意带上一本纪念册,贴上女儿的照片,写上女儿的名字,请许多战斗英雄在小本子上写几句话,让女儿从英雄们的留言中看到对自己的期望,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长为对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由于受父母的影响,女儿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服从需要,分配到工作和生活环境艰苦的大西北甘肃,后调到流动单位水电部十四工程局,常年在山沟里施工建造水电站,安心履行自己的职责。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史国纲先生夫妻俩年岁也越来越大,女儿不在身边生活上确实有许多困难,但他一直不向组织上反映要求把女儿调回身边。当时凭他们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办理的。他认为,女儿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国家需要她在那儿工作,不能因为自己有困难就把女儿调回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史国纲先生准备大干一场,用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发挥作用,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一直关注着中美、中日关系,关心着祖国的外交事业,一点一滴地收集着资料。

1978年秋天,他突发脑血栓,被送入医院抢救。第二天,女儿闻讯赶来医院。见到女儿,史国纲先生弥留之际不提自己的病,却说:“你回来就好了,可以帮我整理资料了。”他还是在关心国家大事,还想着为国家做工作。住院的第五天,由于输液反应引起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与世长逝,享年76岁。

人物生平

1902年7月12日,史国纲出生在溧阳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史姓是江南望族,世代书香,封官赐荫,“山中无大树,蓬蒿也称王”(史国纲语),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他的父亲为了捐官出卖了大批产业,家中人口众多,渐渐入不敷出,家道中落。

史国纲三岁丧父,他又是庶母所生,所以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他感到十分压抑。表面上大家客客气气,暗地里排挤斗气。母亲为人忠厚和蔼,寡言少语,忍气吞声,但她一直鼓励小国纲读书上进,成人成才,以作晚年之靠。可后来在史国纲留美期间,母亲竟因肠炎之疾病逝,令远在海外的学子痛断肝肠!

史国纲六岁即在本县读小学(读小学时原名国维,后自己改名国纲,立志要做国家的栋梁),他没有读私塾,因为大哥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后来他到常州省立第五中学念书,那时二哥是该校的学监。在校时他曾偷偷参加五四运动声援大游行,但遭到思想保守的二哥的训斥。环境的压抑和思想的束缚,使他产生了摆脱传统约束、到时代的大潮中冲浪的欲望。

考入清华读书期间,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争民主、要自由、反侵略、反卖国的思潮深深地影响着史国纲的成长历程。而当时“杰出的外交家”王正廷、顾维钧等常常来校演讲,痛斥政府无能,痛哭国之懦弱,痛恨列强嚣张,这些“外交救国”的主张理念,深深地印在了史国纲的脑海里。目睹国势日危,“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日夜在刺痛着他的心。他毅然弃工学文,选择了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作为主攻科目,心想有朝一日能为国为民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尽力,此生足矣。

汽笛拉响了留学的旅程之声,史国纲心潮澎湃,恰似那翻腾不息的浪花。

1926年,史国纲作为公费留学生,来到美国皮劳埃大学学习,他是这所大学里唯一的中国学生。时间仅仅过去两年,他又以出色的成绩考入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和国际公法研究生。按理说,史国纲念个哈佛的博士回来应该没问题,但有两件事对他刺激很深。一是母亲的早逝,使他想到养育之恩无法报答,十分痛心。联想到祖国母亲贫穷落后,自己应该早日返程,报效国家。二是美国人的态度。在与美国同学同事的接触中,不少人对中国学生一种是瞧不起,另一种是怜悯。这极大地刺激了史国纲的民族自尊心,他对这两种人强烈反感!因为他成绩好,有一次别人问他:“你是日本人吧?”史国纲郑重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不少美国朋友还是很友好的,像皮劳埃大学教英国史和英国宪政史的理察孙教授、哈佛大学教国际公法的威尔逊教授,就十分关心器重这位中国学子,回国后的史国纲还常常与他们通信,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1932年年底,史国纲回到祖国。春节过后,他就进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工作,编辑《东方》杂志。1933年4月,他和方安结婚,对方是位贤淑的才女,是常州人。她的父亲方叔远,乃商务印书馆的元老之一,也是大儒,是《辞源》的主编之一。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为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它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风云变迁,是名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东方》杂志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它无所不包的内容(中国大事记下有时还附有原始函电和文牍),并有许多照片(有些现已很难觅得),因而集中了近现代史的大量资料,也是近现代史的见证,唯此之故,大陆和台湾先后把《东方》杂志全套复印出版,成为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们很有用的参考资料。

史国纲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像美国的许多外交家一样,先当记者,撰写政论,锻炼敏锐性、灵活性,日后投身政界为国效劳。但他这一干就干了七年,期间他常以“谷光”的笔名发表文章。《“身体出庭状”之研究》,从其渊源、历史出发,详细讨论了“身体出庭状”这一英美法制中保障人民的利器。他认为“身体出庭状”和陪审制,“这是人类的智慧所能想出来防御虐政最有效的方法”。他最后清楚地指出:“订立人民的权利,这是一桩很容易的事情;所难者,就是如何使人民充分享受他的权利。”《东方》杂志还曾开辟过“宪法问题专号”,“专号”的十七篇文章中至少有七篇是有关外国宪法的,从不同侧面对各国宪法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中不难看出七十年前中国宪政学者的眼界之宽、视野之远,以及他们思考、观察中国宪政问题的起点之高,如史国纲的《美国宪法之背景及其特点》。

在回国后的日子里,史国纲译著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世界之复兴》、《国际政治经济一览》(1934年)、《世界原料与殖民地问题》(1937年)等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并撰写出版了《自卫与侵略》(1938年)、《联合国》(1946年)等专著;后来他还与夫人方安合作翻译出版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正义》和前苏联专家卡赞采夫的马列主义教育丛书《教学组织工作经验》(1955年)。渊博的世界史知识和良好的外文基础,使史国纲所学之长得到发挥,他急切地想把国际外交国际政治的知识,介绍到国内来。“学术救国”、“知识救国”的理想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史国纲的梦想灰飞烟灭。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迁至香港,《东方》原主编李圣五到南京投靠了汪伪政权。为不做日本人的奴才,史国纲毅然于1939年4月离开香港来到昆明,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谋生生涯。他先后应聘过大学教授、私人秘书、公司襄理等职,直到1944年8月,才又顶同学之缺在中央大学任教,担任政治系教授,教的是外交史、国际组织、国际关系等方面课程。在重庆沙坪坝时还在东方语专兼课,去陆军大学讲“联合国组织”等课,并任当时《中央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他又随中央大学迁至南京。

史国纲成了“教书匠”,“外交家”之梦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解放军的炮声隆隆地响彻长江两岸,史国纲没有去台湾,他毅然留下来任教,迎接新中国建立。南京大学续聘他任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教务处出版组主任。

1950年5月,他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中国民主同盟”会员,充分享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喜悦。他为自己能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家而尽心尽力,虽然学校当时给他的报酬为每月“大米900斤”。

1951年,他到皖北参加了四个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回来后又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并任学习小组长。面对新形势、新工作、新局面,他认真听报告记笔记,积极参加各种调查访问,努力使自己实现由旧至新的转变。一张“江苏省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是由当时的主席谭震林于1953年4月签发的:“兹任命史国纲为本府参事室参事。”虽然史国纲不愿离开心爱的讲台,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

1956年他当选民盟江苏省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编辑《江苏盟讯》,以“玉冈”的笔名在刊物上撰写研讨文章。“大跃进”开始,他积极参加“大炼钢铁”等运动,努力“改造世界观”。他先后担任了江苏省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为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尽绵薄之力。

史国纲是胸怀天下的,无论他的家搬到哪里,墙上总贴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按当时时髦的说法,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其实这与他学的专业有关。由于中美交恶,英语似乎无用武之地,其他欧洲几国语言也无用处,他又自学俄语,在夫人的帮助下翻译了《美洲印第安人》。他夫人方安是上海同济大学英语专科毕业,曾在南京农业大学当过俄语教师。

1961年至1962年,组织派史国纲去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成了该学院第三期第三班第三组的学员。此时,女儿史芸芳已考上北京医学院医学系学习。国庆节的夜晚,父女俩被邀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这“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焰火燃放,欣赏着“欢歌笑语舞翩跹”的文娱表演,幸福的泪水从眼眶中尽情流淌。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像史国纲这样历史背景的人在劫难逃。这时在北京的女儿看到红卫兵抄家的凶狠,怕在南京的两位老人经受不住冲击,所以赶紧写信给家里,让他们主动自破“四旧”!后来她回到家中母亲告诉她:“你爸的那张哈佛大学的硕士文凭,撕也撕不动!后来才知道这是用羊皮做的;没办法只好用剪刀剪碎,丢到抽水马桶里。谁知羊皮遇水越胀越大,好不容易才冲下去的……”窗外传来了阵阵口号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史国纲在单位兢兢业业,作风正派,乐于助人,深为民盟同事称道。造反派也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可一次他因病上班迟到了五分钟,这下可惹了大祸,立即就有大字报出现在墙上,对他进行批判……

史国纲老了。步入老年的夫妇盼望独生女儿能回南京照顾他们,但远在皖南山沟里修水电站的女儿女婿却始终没能回宁。

“四人帮”倒台后,史老希望迎接事业上的又一个春天。随着中日、中美邦交的正常化,他一直在关注着收集资料,利用自己所学之长提供参考意见。在得知国家领导人即将出访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等国的消息后,他不顾天气炎热,年迈体弱,着手编写有关资料。

而就在1978年秋天,他突患脑血栓倒下被送到医院急救。看到匆匆赶来的女儿,刚可以开口说话的史老激动地说:“你回来就好了,可以帮我整理资料了。”病重期间,他还询问邓小平副总理访日的情况,并说希望能看到实况转播……

入院仅仅五天,史国纲走了,尽管他是那么不情愿地走,尽管他临终还惦念国际关系的发展,但天不容才,七十六岁的他还是走了。女儿欲哭无泪,她是学医的,为无数的病人服务过,却从未为自己的父亲打过一回针,开过一片药!她想回家来好好为父亲的事业打打下手,而这样的机会却永远没有了。

人的一生短暂而又漫长,我们有那么多的心愿,而又有那么多的不如愿。天空上没有痕迹,但鸟儿飞过了,那翅膀扇动的气流,虽然无足轻重,但毕竟是生命的律动。

史芸芳把父母的骨灰都撒在了钟山脚下的苍松翠柏间,她知道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融为一体的父母会在这里散步、讨论、畅想,会在这里永生。她说:“作为一个从溧阳走出来的老知识分子,爸爸的一生是平凡的,但他没有虚度光阴,我想他应该在这世界上留下点痕迹。”

人物著作

《世界之复兴》、《国际政治经济一览》、《世界原料与殖民地问题》等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自卫与侵略》、《联合国》;译著《美洲印第安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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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19: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