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对生育权问题提出的新的观点，就是自由且负责任的行使生育权，强调夫妻和个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强调夫妻在行使生育权时，要考虑到将来子女的需要和对社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但同时应当承担对家庭、子女和社会的责任。

权利内容(综述 自由权利 生育自由 夫妻平等权利 生殖健康权)

男性角度(《妇女权益保障法》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男性权利

面对冲突(保护弱势方女性 生育不是婚姻的必然结果 更多赋权于女性)

司法救济

权利内容

综述

生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生育子女及获得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权利。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自由权利

1.自由而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数量和间隔的权利。

生育自由

2.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公民有权利选择生育与不生育，不生育也不应当受到歧视。

夫妻平等权利

3.在生育权问题上夫妻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从理论上说，生育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行为，不可能依靠单方实现，因此，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实现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应当是以双方协商为基础的，两个人共同的意愿才能实现。

生殖健康权

4.生殖健康权。生殖健康表示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和何时生育及生育多少。公民有权获得科学知识和信息、有避孕措施的知情权和安全保障权利以及患不孕症公民有获得咨询和治疗的权利。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当指导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措施。

男性角度

《妇女权益保障法》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否认男性生育权从立法背景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没有否认男子的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在现有的联合国文件和我国法律中只谈到妇女的生育权，与历史上的男女不平等有关。

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由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无法弄清生育的生理机制，不懂避孕，常常是性生活的不可避免性导致生育的不可避免性，客观上使妇女成为生育工具。同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制度也将妇女当作多产人口的工具。奴隶社会的女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妇女在政权、神权、夫权（中国还有族权）统治下，处于社会最底层，无任何权利。即使在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尽管在法律上宣布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权，但在很长时间内妇女并未真正取得与男子一样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妇女的生育权在法律上也未得到确认。

此外，在生育的全过程中，妇女承担着特殊的职能，起着难以取代的作用。从卵子受精、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女性不仅有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增加生理负担，而且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不仅如此，妇女的生育过程还直接影响着胎儿的健康发育与安全。因此，对妇女予以特殊保护，确认和保障妇女的生育权理所当然。

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先后经历了几千年，而社会主义制度才实行近五十年，对妇女权益包括生育权的重视与保护就具有更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等原因，从总体上讲，妇女仍然处于弱势，在制定法律时如果不作任何性别分析，不对妇女作出特别保护，而只是一味强调所谓男女平等，就难免在实际上助长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的加剧。

从立法背景分析可以看出为了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联合国的人权文件和我国的法律才特别强调的生育权。可见生育权赋予妇女的精神是与有关国际条约（中国已签约）相一致的，故特别规定妇女享有该权利，使妇女这一弱势群体在法律上与男性强势群体平等起来。

可见，无论是从立法背景还是立法目的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没有否认男性生育权。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没有凸显男性生育权首先，从法条的字面来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确实提到了生育的权利，但前面冠的是“公民”二字，公民自然应该是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作为一项全体公民都享有的人身权利，为什么一些人独独见到了男性生育权，并为之雀跃欢呼，对女性同样享有的生育权却避而不谈？对此，如果以偏见和歧视而一言以概之，可能有些言重，但是，用理解力来作解释恐怕未必合理未必有说服力。笔者认为有的传媒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突出的是：认为它认可了“男性生育权”。根据大概来自第十七条。该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笔者认为这显然与有的传媒所说的它“规定公民不分性别均有生育权”的说法不一致，难以据此裁决男性要求维护生育权的案件。他们依据的可能仍然是草案的说法。草案第19条第一款是：“公民的生育权受法律保护。男女享有平等的生育权。”因此修改为“公民的生育权依法受到保护”。从这个角度看来，第十七条的着眼点还是在于强调计划生育的法定义务与责任，而并非是男性生育权。

其次，从立法目的来看，该法调整的重点是计划生育，同时兼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其他人口问题。计划生育立法的意义在于使计划生育工作有法可依。中国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夫妻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并基于中国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一贯倡导个人行为应当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政府要求公民在行使计划生育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责地、充分地履行自己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保持合理的人口规模，制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其目的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维护人民享有更好生活的权利。推行计划生育，是中国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正确选择.因此，将新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关于“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的条款解读为“首次对男性生育权作出认可”或“妻子再也不能剥夺丈夫生育权”有失偏颇。

男性权利

随着两性观念的变化，生物工程的突飞猛进，新的生育技术已经向公民个人生育活动打开大门，生育权成为公民个人的权利已不再受技术的限制.生育权属天赋人权，是《宪法》赋予人的一种基本权利，法律从来没有剥夺男性的生育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法律的一项主要原则；平等权也是宪法规定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宪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明确了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地位等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另外，《民法通则》第105条规定了“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婚姻法》第9条也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等等.从有关国际会议文件的规定看，1968年《德黑兰宣言》就已明确宣布生育权为父母享有的基本人权。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则进一步将生育权规定为“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的基本权利。联合国1984年、1994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有关文件都肯定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确定的生育权涵义（上述三次有关世界人口问题的政治性会议，中国都派了政府代表团出席）。由此可以看出，有关国际会议问题认为生育权首先是夫妇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个人的基本权利。

上文所述，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但这并非表明法律剥夺了“男人的生育权”，而是因为女性在怀孕、生产和抚养子女的过程中承担比男性更多的风险和艰难困苦，所以更多地赋予女性生育自由，体现了对妇女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特殊保护。

可见，法律未明确强调男性生育权，并不表示否定男性的生育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特别是尽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前没有具体法律条文作相应规定，但这并不等于男性没有生育权。参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起草工作的巫昌祯教授也明确表示：法律上从没有剥夺男性生育权。所以说，男性与女性都拥有生育的权利。2001年9月3日《人民法院报》上刊登的陈兴沛、谢国富同志《本案生育权应受法律保护》一文认为：虽然中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男方有生育权的条款，但无论从婚姻家庭本质和功能的伦理角度，还是从人的基本权利的法理角度，都无法否认男子也应成为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作为一种带有自然属性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从属于公民人身权。

面对冲突

保护弱势方女性

首先，男女双方特别是夫妻双方在要不要生育或何时生育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时，所谓的“男女平等”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神话。因此在双方就此意见不一致时理应更多地保护弱势方女性的人身权益。理由如下：第一，男子的性权利和生育意愿要通过女性主体才能实现。任何违背女性意志的男性强权都是违反妇女人权的违法行为。比如在男方坚持要孩子而女方不愿生育的情况下，如果由男方做主，就意味着丈夫享有对妻子身体和意志的强制权，这将以女性人身自由的丧失和身心被摧残为代价。而将生育决定权赋予女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委屈了男方，但其最坏的结果是双方离婚，男方可以重新选择其他愿意生育子女的异性再婚。毫无疑问，前者可能导致的恶果远比后者严重。

生育不是婚姻的必然结果

第二，生育不是婚姻的必然结果，女性也并非生育工具，公民既然有生育的权利，同样应享有“不生育的自由”。有学者认为“胎儿是丈夫精子与妻子卵子复合后的孽息，可以认为是夫妻的合伙财产之一，怀孕的妻子无权单独处置”，女性的自主避孕或人流也被一些新闻媒体及学者谴责为“私自”、“擅自”避孕或堕胎，是“侵犯丈夫生育权”的“违法”行为。江西某县一男子车祸丧生，为传宗接代公婆硬是将去医院流产的媳妇拽回家，并轮流监视其一举一动，非要她生下遗腹子不可。其实，妻子自主人流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处分，是对“不生育”的一种自由选择。结婚本身并不意味着双方必须有孩子，如果夫妻间未曾达成“要孩子”的合意，那么，妻子无论是自主避孕还是堕胎，都不构成对丈夫的侵权。

更多赋权于女性

第三，女性不仅在照顾、抚育子女方面履行更多的义务，而且怀孕、生育和哺乳更无法由男人替代而由女性独自承担艰辛和风险。因此，更多地赋权于女性，既是对生育主体妇女的人文关怀和特殊保护，也是法律公正的体现。夸大或强调男人的生育决定权无疑会带来负面效应，如导致对女性自主流产的不公平指责和索赔，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内强奸”合法化。

司法救济

（一）生育权立法中国的《民法通则》、《宪法》、《民法通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收养法》、《母婴保健法》、《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对公民享有的生育权利作了具体规定。特别是有关国家和公民生育权利益发生冲突方面，对公民享有的多项计划生育权利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为计划生育人权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保护。散见于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公民计划生育权利主要有：（1）依法生育权；（2）不生育权；（3）获得避孕和节育服务权；（4）生命健康权；（5）人身安全保障权；（6）人格尊严权；（7）孕产期和哺乳期不离婚权；（8）孕产期和哺乳期不被解雇权；（9）产期休假权；（10）劳动时间哺乳权；（11）孕产期和哺乳期受特殊劳动保护权；（12）孕产期和哺乳期享有医疗保健权；（13）享受生育社会保险待遇权，等等。

（二）生育权的司法救济在第三者侵害生育权，受害配偶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请求法院或有关单位排除侵害，或者根据中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诉请法院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同时，对于第三者导致的严重侵害生育权的行为，例如，因此而引起的自杀、凶杀事件，还可适用《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规定的民事制裁。正如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侵害生育权的行为，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对其进行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非法所得，罚款或拘留，是可行的”.生育权一方面要对私生男女双方有一定的制裁（预防非婚生或避免单亲抚养），比如说以计划外生育罚款（坚持婚内生育制）处罚婚前同居生育，或以损害赔偿处罚通奸姘居生育者。这种通奸生育不仅侵害了夫妻名誉权、夫妻共同生育权，而且侵害了夫妻计划生育权。四川省曾发生与他人通奸超生处罚本夫的事情。还有因妻子与他人通奸生育而合法夫妻不能合法生育，只有”超生”（事实上并未超生）的事情。因而，对此认为公民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进行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