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肇惨案”发生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间，是为配合日伪统治当局对东北抗日联军全面讨伐，伪滨江省在三肇地区制造的一桩血腥罪恶，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尔滨地区制造的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哈尔滨附近的三肇 (肇东、肇州、肇源) 地区是东北抗日军民活动的重要地区。1936年至1940年，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的帮助下，当地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协助抗日联军部队，打击该地区的日伪势力。日伪当局遂将该区定为匪区，并在1940年12月设立伪治安工作指导部，调动军警对抗日军民实行逮捕与屠杀。

简介

日伪当局先后在四撮房、敖木台、黑家窝铺残杀抗日武装人员130余人，在肇源西门外，绑架中国居民42人并将其集体枪杀，在肇源三江口，将中国居民19人用铁丝穿在一起，投入冰窟里杀害。此外，还有大批抗日军民被捕，其中抗联第十二支队长徐泽民等73人被判死刑，100余人被判无期徒刑。三肇惨案使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民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伪满洲国的施政重点一方面是加紧经济掠夺、支持侵华战争；另一方面是在军事、政治上进一步加强法西斯殖民统治，使其成为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

按照关东军原定的1937年“治安肃正计划”，北满的“讨伐”计划首先置于伪滨江省。因为伪滨江省邻近哈尔滨，是北满的心脏，也是东北抗日联军频繁活动的地区。

1939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九次常委会，决定改编东北抗日联军，实行战略转移，将党领导的军队从山区游击战转向平原游击战，黑嫩平原成为抗联西进的目标。4月，北满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议：以第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成立抗联第三路军。1940年初，抗联第三路军又改编为第三、六、九、十二4个支队，以便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三肇地区是抗联第十二支队的活动区域（还包括绥化、望奎、巴彦等地，中心在铁力、庆城）。为了加强对“三肇”地区的抗日领导工作，1939年6月，中国共产党派刚刚从抗日军政训练所毕业的徐泽民（抗联五路军一师参谋长）到“三肇”进行抗日工作。他与交通员刘海扮成药商，秘密调查“三肇”地区的抗日情况，并成立了党的抗日组织。1940年，在肇州县朝阳村西土城子张白氏家成立了“三肇”地区龙江工作委员会，即“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工作的重点就是动员群众参加抗日运动，组织“抗日救国会”和抗日革命团体。同年8月21日，支队长戴鸿滨、政治委员许亨植率领十二支队从小兴安岭西麓的铁力出发，凭借“青纱帐”作隐蔽，突破敌人封锁线，途经庆安、绥化，渡呼兰河，跨越中东路，行程半个月，于9月4日，到达肇州县的李道德屯；在茶棚屯附近的瓦盆窑与徐泽民会面后，开始了“三肇”地区的武装抗日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袭击破坏日伪政权组织，夺取武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展平原游击战，因此十二支队也称平原游击队。

第十二支队下辖第三十四大队、三十六大队和由绿林改编的游击大队。其组织状况为——

队长：戴鸿滨（40年9月离队，由徐泽民代理）

政治委员：许亨植

宣传主任：张瑞麟

参谋长：李忠孝

副官：张相龙

参谋长：徐恒志

纯朴、正直的“三肇”人民，对抗日武装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纷纷参加抗日救国会组织，积极支援斗争。救国会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为十二支队赶制军旗，制作袖标，印制传单，护理伤员，搜集情报，侦查敌情，帮助部队运送枪支弹药，做军鞋、洗衣服，给抗联战士送水送饭。队长徐泽民因患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救国会分会长李明树的母亲曾氏，就走家窜户为其求医问药。抗日联军严明的军纪和崇高的爱国精神，深深地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敬意，大家踊跃参军参战，极大地壮大了革命队伍，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斗争，三个月里，他们不断袭击敌人，给日伪军警以沉重打击。

1940年9月11日夜，100多人袭击肇州县丰乐镇，首战告捷。11月8日，70人袭击郭尔罗斯后旗肇源街。11月9日，102人袭击郭尔罗斯后旗头台村。11月16日，60人袭击肇州县托古村。11月11日，80人袭击郭尔罗斯后旗古龙站。12月7日，200人袭击肇州县启明村。12月11日，180人袭击郭尔罗斯后旗大官村。12月21日，200人袭击安达县兴亚农场。其中，11月8日对肇源街的袭击，对敌人的打击最称沉重：抗联部队仅用四十多分就结束了战斗，火烧伪旗公署，击毙伪滨江省参事官东荣作等11名日本警政要员，缴获步枪270支、轻重机枪3挺、手枪40支、子弹4万发、伪币1.3万元、军马140匹，载货汽车2辆，鸦片8箱，还有服装等大量军用物资。打开监狱，释放无辜百姓100多人。打开三泰粮栈，救济饥民。次日，在十字街召开群众庆祝大会，随即满载缴获的胜利物品向头台方向转移。此即震惊北满的“三肇事件”。

“三肇事件”发生后，日伪统治当局极受震撼：伪滨江省警务厅立即组织郭尔罗斯后旗警务科“特别搜查班”，首先将王化清等19位给抗联支队作内应的爱国志士秘密逮捕，虽经严刑审讯，爱国者们坚贞不屈，按照关东宪兵队的命令，当天夜里，19人就遭到“严重处分”：日军将19名爱国者用铁丝捆绑，三五个人一串，用两辆汽车押往三站方向。据日本人丰松讲，当这19人从监狱提出来的时候，张友德用日语大骂日军，牙被日军军靴踢掉。晚上10点多，汽车开至三站李家围子南面江边，日军驱使住在江边“日清粮栈”空房的陈显、杨聋子夫妇将吃水用的冰眼凿大，用刺刀将19名爱国者用全部推进去，为杀人灭口，两名聋哑人也未能幸免于难。第二天有人到江边，看见血迹染红了江水，刺刀挑下来的棉花和几只破棉鞋冻在血泊中。日本宪兵队承认，当时“未能详细查核，不免有若干捏造”。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序幕。为了扑灭“三肇”地区人民的抗日烈火，日伪当局将肇东、肇州、安达和郭尔罗斯后旗三县一旗划分为“匪区”，重点地区为肇州及郭尔罗斯后旗，调集日伪军警宪特，大肆逮捕和屠杀抗日武装人员和爱国群众。12月，成立了“三肇地区治安工作委员会”，“当时，治安部的鹫崎参事官、长岛事务官（顾问）前来参加，在日本军大迫部队长的领导下，由日本军小（子）安部队直接领导” 。八木春雄作为伪治安部参谋司情报课员、参谋，加强了对“三肇”的情报搜集工作：“重点是民众工作，搜集告伪满士兵的传单（于肇源方面），暴露日满的侵略政策，号召起义。”并制定“三肇地区治安肃正计划”。伪滨江省警务厅警务科在“1个市、16个县、1个旗抽调了1000多名警察，编成了讨伐队和搜查班，处理三肇事件”。此时，“三肇”地区特务如麻，他们到处追查和搜捕抗日武装人员和爱国群众。郭尔罗斯后旗专门组建了萨音骑马队。同时邻近的伪龙江省为了“对付当时活动在三肇地区的抗日联军部队”，1941年2月1日，警务厅长神子勇成立了省直辖警察警备队，由木津海吉编成省直辖警察中队150人，“均是采用有经验者”，住在与肇源邻近的大赉县城内，“对活动在三肇地区的抗日联军部队进行了武力镇压，从省东南部的大赉县对三肇地区展开包围，压迫该部队不能往西移动。同时，为了切断人民与抗日联军的联系，还利用密探搜集了肇源县一带的情报。结果，抗联遭到了伪滨江省和龙江省的包围。”在日伪军的严密封锁和讨伐下，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的9个救国会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地下党员、抗联战士、爱国人士及无辜群众300余人遭逮捕。

为了显示日伪当局的震慑力，伪司法部、伪最高检察厅、伪最高法院组成的临时法庭，跟随日伪军警“讨伐队”在“三肇”现地开庭，随捕随判。战后，据当时任伪滨江省省长的于镜涛供认，伪满洲国以“治安肃正”为名，“派伪司法部刑事司长太田办理这个事件（三肇事件），在哈尔滨伪高等检举厅和伪高等法院，抽调伪检察官、伪审判长多人，伪滨江省警务厅长秋吉抽调伪警一百余名，内由哈尔滨伪警察厅抽调二十余人，其余是由各县抽调，一同到肇源现地组成临时法庭多所，大肆搜捕无辜人民，并扩大到肇州、肇东两县。肇州法庭设在一个大车店内，肇东法庭设在天丰油房和昌武街道德会旁一个大商号内。在肇源，被投在江里淹死的就有七八十人之多，肇州被害的有三四十人，肇东有四五十人。对于被捕的人严刑拷问，就地执行死刑，处置以后报告伪最高检察厅、伪最高法院和伪司法部。三肇人民被牵连者有数百名之多。”在这次事件中，无辜百姓遭到了疯狂报复。

据《肇源县志》记载，伪滨江省警务厅派出三班特务，由警佐叶永年带队进驻肇源，专门进行镇压活动。他们自觉力量不够，警务厅又派了伪滨江省警察厅警务科长山崎亲自督战。这些人、连同旗内的“特别搜查班”，到县城及附近村屯刺探情报，那些被搜出救济粮的和领粮时烧毁粮证的；那些在战乱中拾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或者平时对日本人怀有不满情绪的人，一律视为“通匪”被抓进监狱。仅一个月的时间，肇源被抓进监狱的抗日救国会员、爱国士绅和无辜百姓达100多人。在狱中，日伪刑讯逼供，使尽了各种酷刑。1941年3月24日，被抓去的40名无辜百姓（一说42名），先后分两批被押往西门外的大坑内（今猪场西侧大坑），集体枪杀后往身上倒汽油焚烧，其中一人未死，欲跳出坑内逃跑，被他们开枪重又打死。而张振禹等几人则被斩首示众。

同样的惨案也发生在肇州。在对艾青山、张铭、徐子军等32位烈士极尽折磨后，1941年3月25日，又将他们集体杀害于肇州县城南门外。曾任伪满中央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伪满三江省警务厅特高课长，伪肇州县副县长等职的岛村三郎，回忆说——

1941年3月25日，我上任不到两个月，因为对这些中国人毫无办法，于是就对以张铭为首的32名被捕人员执行枪决。刑场是在县城南边的一个雪原上，听到一切准备就绪，我便和日本保安部队长——松本警佐乘上双套马车赶往现场，出城门不远，已经是人山人海，烈士们的亲友聚集在这里，为的是送别自己的亲人，希望看上最后一眼，许许多多的警官，举着枪阻止他们靠近刑场。。。刑场就在一个起伏的丘陵前面，在坡下特派人事先挖一条长三十米的坑，被执行者分乘三辆卡车到场后，让他们个个都站在土坑前，他们的脸色铁青，用充满敌意的双眼盯着我。然后默默地朝土坑走去，每走一步脚镣就发出哗啦哗啦的金属撞击声，这响声就象是对这种草菅人命的行为的抗议，与烈士们人数相同的警察手持步枪在离他们的十米的地方也并排站好队，这时拔刀出鞘的松本警佐跑步来到我面前报告准备完结，刑场执行官默默的点头，高声下令，在震耳的枪声中烈士们倒下。火药的硝烟没有消散，两名狱卒便跳进坑，从血肉模糊的死者脚上砸下脚镣，又往尸体上泼汽油点燃了火，正当熊熊烈火卷进土坑的一刹，那尸体中突然发出哇的一声，分不清是惨叫还是呼喊，一个火人笔直的朝我们这边跑来，象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我们全都吓呆了，直挺挺的呆立着，手也僵直了，连腰中的手枪也拔不出来，幸而火人倒在离我们三米远的地方翻滚了两三下就不动了。

残忍的侵略者意犹未尽，事后还将艾青山、张德、赵祥等同志的头颅割下，装进木笼，放在十字街中央炮台前的桌子上展览。之后，又把赵祥的头悬挂在青冈县南城门上，把艾青山的头悬挂在肇源东城门上。

在“三肇事件”中，伪满当局特设的所谓“治安工作指导部”，在长达四个月的白色恐怖里，先后枪杀抗日武装人员730 多人，集体枪杀居民42人，并将19名居民用铁丝穿在一起投入冰窟。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二支队长徐泽民、政委韩玉书、“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员杨宏杰、第三十四大队第一中队长艾青山等73人被处死，另103 人判处无期徒刑。曾任伪司法部大臣的张焕相供认说，“‘三肇’事件，是从1940年10月起着手检举，1941年2月结束，1941年4月我根据汇报发出布告，处死刑者七十多人，共受到刑事处分者不下一百七十多人。”——其实这只是指抗日武装人员，并没有包括那些无辜的群众。

“三肇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是日本法西斯在侵华战争中制造的无数惨案中的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中国人只是任人宰割的鱼肉。侵略者用名目繁多的酷刑，制造了令人发指的罪恶，其所展现的野蛮、残暴、丑恶，都是对人性的最大挑战。而以抗联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又是怎样用鲜血和生命，英勇地谱写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这一切，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