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的黑、白、赤三统循环的神秘主义历史观。董仲舒认为，每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自成一统，以应天命。1年12个月之中，有3个月可以作为岁首（正月），即子月（现时农历十一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和寅月（农历正月）。一个朝代以某月为岁首（正朔），就要确定相应的朝服、车马仪仗等的颜色。

作品名称：三统说

创作年代：汉代

作品出处：《三代改制质文篇》

文学体裁：无

作者：董仲舒

三统说出处

三统说的含义

三统说的理论依据

三统说与汉武帝改革

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思想(天人感应说 人性论 伦理学说 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解读三统

作品导读

三统说出处

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的《三代改制质文篇》一文中提出了三统说。

三统说的含义

董仲舒认为三统循环是天意的显示，每个朝代的新统治者受天命为王，都必须按照在三统中循环的位置，相应地确定和改变正朔、服色等等。否则就是“不显不明”，违背天志。董仲舒强调，“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认为正朔、服色随朝代的改变可作必要的改变,但作为社会的根本大“道”，诸如三纲五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三统说的理论依据

夏代以寅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于是夏朝的朝服、车马仪仗等都尚黑，是黑统。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而商朝尚白，是白统。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于是周朝一切尚赤，是赤统。这就是“三统”。

三统说与汉武帝改革

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有抵牾，汉武帝“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说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二者相容，由国家颁为法典，确定下来。

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河北衡水广川人，约生于公元前一七九年，死于公元前一零四年。他在幼年时就好学不倦，专心研究《春秋》《公羊》学，以“三年不窥园”和“乘马不觉牝牡”的精神专心苦学。汉景帝时他 得到博士学官。汉武帝时，大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征，以贤良对策取得第一名。他曾先后做过江都易王和胶西王相，不得志。晚年，“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生平著述，除“上疏条教”一百二十三篇外，还著有《玉杯》、《蕃露》 、《清明》、《竹林》等数十篇，今所传仅《春秋繁露》一书，《玉杯》、《竹林》二篇，即包括在内。

董仲舒思想

汉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天”的学说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同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认为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

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

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灾异谴告，被认为是天对君主的爱护和关心。

“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

人性论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人，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比附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伦理学说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他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于天”的资质，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人性虽然体现了天，可以产生善的品质，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圣人”的道德教育，然后才可以为善。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并出”。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

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董仲舒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称：“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说《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十余万言。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解读三统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性三品说、三统三正说

摘要: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 ...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附：《荀子 王制》说：“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暴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匣，实府库。筐匣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人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说】

董仲舒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也。”（《春秋繁露·实性》）虽然董仲舒说只有“中民之性”才可称为“性”，但他实际上已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三品。

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作品导读

董仲舒一生，共有两个讲学时期：一个时期在青年，一个时期在老年，其余的时间，全部消磨于政治生活中。他在汉景帝时为博士学官期间讲学所采用的方法，非常特别，即在幕后讲诵，由程度高的弟子传授给程度低的，再由程度低的传授给程度更低的。直接听讲的，只有少数资格最老、程度最高的学生。因之，多数学生甚至不能见他一面。由于他的“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所以一般学者都尊他为老师。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全部包括在他所写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天人三策》是董氏针对汉武帝“策贤良文学之士”三制而作。他提出“天人相与”的说法，想利用天变灾异进行诤谏，故曰《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相传为董氏所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列传中也说有一百二十三篇，《蕃露》本是书中的篇名，今以之作书名，有人疑为后人所改题。“蕃露”即“繁露”，先儒并未解释。按《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绝无繁露。”孔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因之新安程大昌认为“繁露”是一种“连贯物象以达已意”的文章体裁，这种解释，尚称近似。儒家思想在春伙时代已成为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到了战国，墨学盛待，儒墨两家并称为显学。秦始皇厉行法家政治，因儒家坚持异议，就采取焚书坑儒的毒辣手段，企图整齐学术，统一思想。后来秦代的统治不久就被推翻了。西汉初期，统治者虽亦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设立儒经博士，但当时黄老刑名之学盛行，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处于指导的地位，时常与儒家发生争执。

到了汉武帝，他以为要求得政治上的统一，必须进一步求得学术和思想上的统一，所以大举天下贤良文学之士，亲自命题阅卷，选取研究《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为第一名。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这种主张，适合汉武帝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的 企图，因而成为统治者的政策。从此，儒家学说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从神学的世界观出发的。他在宇宙论的问题上，公然承认“天”为有意志的天，把“天”当作宇宙的主宰，把儒家学说阴阳五行化，借天道来说人事，以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完全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据《汉书》《五行志》所载：“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自董仲舒开始，即以阴阳家言来解释《春秋》。 使之成为“天人相感”而含有神学意味的经典。

董仲舒把儒家以道德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庸俗化，把阴阳五行一部分迷信的说法合理化，为的是要把秦、汉王朝的更替，以及当时实现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说成是“奉天承命”永恒不变的道理。他在对策的第三条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认为，“万物非天不生”。人是天生的，因而人的形体、德行、性情，都是“上类于天”，这就是以“天”为创造人类和一切万物最高权力的主宰，来说明“天人合一”的道理。为了进一步使“皇权”绝对神圣化，因而又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称天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同上《深察名号篇》）他以为王者受命于天，如果有了好德，天必然给以“符瑞”的吉兆；如果有了过失，天也必然降灾害以示警告。这都是说明人君的一切行动都处于天的直接监视和干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