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三年自然灾害 |
| 释义 |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原因从“大跃进”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官方一直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工作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指责苏联由于意识形态的纷争，“中苏论战”向中国索要抗美援朝时期的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然而，1980年以后的海外的其他国家，主流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和问题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才是饥荒的关键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大量的向国外派遣官费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经济，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当时中国政府内部实际负责的高层官员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反“右”倾扩大化政治运动和内部对“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分田单干，围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各级官员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各级干部追求农业生产单产、总产“浮夸风”和不顾工业基础薄弱片面追求钢铁生产高产量的“大炼钢铁”。这些政府官吏的官僚主义作风，加上强硬摊派一级一级的增加数量的违背工农业生产规律的做法导致最后没有完成任务，同时据此的经济计划也严重被破坏。 1959年秋，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业歉收，农村地区因缺少虚高报道的粮食产量，导致官吏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增加。由于粮食生产歉收导致出现全国性粮食供应问题出现。当时采取了粮食供应的低标准，即全国各地按照工作性质不同采取不同的粮食定量标准。（1980年粮食标准如下：干部29斤/月，高中男生31斤/月，高中女生30斤/月，市民26斤/月，钳工43斤/月，搬运工60斤/月等。） 由于粮食供应的低标准导致了人口的生育率急剧下降。1958年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在1959年下半年才在全国范围出现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 1960年，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政府官吏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亩产超万斤的试验；1956年农村已经基本完成了私有土地的公有化过程。这种强制的进行亩产超万斤的试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工业发展的核心要求（即所谓“以钢为纲”）。 百万计的农民被干部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当中。因为缺少文化没有技术，尤其是没有铁矿石、高炉和焦炭等基础，干部号召土法上马大炼钢铁，这样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高炉就用土法和土法制造的煤炉。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政府官吏主导下，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除了主要的骨干企业产出的合格产品外，数量不少，更多没有工业生产基础的非专业生产单位，学校，农村生产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马尔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另外在中国的主要产粮区河南，1958年7月中旬黄河中游发生了一场自1919年黄河有实测水文资料以来最大的洪水。花园口站223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推进到下游河段后，东坝头以下全部漫滩。7月19日午后洪水冲破东平湖的马山、银山、铁山黄庄闸间的民捻分洪入湖，当湖水位抬高后再经清河回归黄河。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地区的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各级干部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农村的基层干部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导致上级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增加。这样留给当地农民口粮和种子粮减少了。政府规定的歉收返销粮和救济粮也因为官僚主义作风导致农村的口粮减少。 1980年以后，著名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这恰在于当时中国的公权力缺少来自各方的监督，无法及时修正错误政策。 重要数据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分析发布和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文献，水利部统计归纳的资料和研究出版的，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概括其记载、归纳与研究，陈述于下。 气象部门就时间、地区、降水量距平、干旱种类给出序列统计表（摘录研究时段如表1）。 表1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干旱时段、地区和降水距平 年 代 月（旬） 地 区 负 距 平 % 干旱种类评 估 一 3~5 云南大部、川黔南部、两广大部、福建南部 30~85 部分重旱 5~8 黑龙江中部、吉林大部、辽宁西部和中部 30~60 部分重旱 6~7 长江下游地区 50~85 同上 6~9 湖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 35~70 同上 一 4~5 黑龙江北部 30~50 部分重旱 4~6 吉林中部 30~50 同上 7~9 渭河、黄河下游以南——南岭地区 30~80 大部重旱 10~12 华南大部地区 30~85 同上 一 59.10~60.4 广东西部、中部与海南岛 50~70 重旱 59.11~60.5 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 45~80 大部重旱 3~5 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内蒙东南部 50~70 重旱 3~6 渭河、黄河中下游、海河地区 25~80 部分重旱 7~8 长江中游地区 45~85 局部重旱 一 4~8 河南南部、湖北北部 40~65 重旱 6（中）~7 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45~80 旱 6（中）~8 贵州北部、四川东南部以及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45~85 重旱 一 1~4 广东沿海、海南岛 40~80 重旱 3~5 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和北部、甘南和黄淮之间 35~80 重旱 3~6 内蒙中部、山陕河北北部、京津地区 65~90 重旱 3~7（上） 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50~90 重旱 4~6 黑龙江大部、吉林西北部 30~55 旱 7~8 广东大部、湖南中南部 45~75 旱 7~9 湖南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 35~65 旱 8~10 华北地区，东北平原西部 50~80 重旱 从农业、水利部门统计，以及民政、统计部门汇总数据看，当代研究和出版的资料数据基准，业已完全统一。地面反映的灾情，与气象部门的记载分析，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按照《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因去冬以来降水稀少，春旱影响河北省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为历史少见。”7-9月，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遂“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的旱灾分别占其77.3%（受灾3380.6万公顷）和82.9%（成灾1117.3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认为，“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年的大旱，在水文方面有显著的表现。是年，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占本省同类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州的71万处塘坝，在9月中旬有半数干涸。 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上半年，北方大旱。鲁、豫、冀、晋、内蒙、甘、陕7省区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畅达300-400天，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鲁、豫、冀三省受灾均在530万公顷左右，合计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左右。山东省与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区大部分河道断流，济南至范县的黄河也有40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800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皖、苏、鄂、湘、粤、滇、川7省区因旱受灾面积都在66.6万公顷以上（按：广东、海南旱情持续了7个月，西南各省冬春连旱），川、鄂2省成灾198.1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46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本年灾情是建国后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黄河外，还有不少河流断流，如永定河、潴龙河断流5个月；子牙河及滏阳河衡水以下河道，自1959年11月断流，直到1960年7月18日才有来水；山东境内12条主要河流，有汶河、潍河等8条断流。 1961年，旱情持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西辽河流域”。是年3-6月，海河水系的赵王河、潴龙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辽河通辽站3-6月平均流量仅0.123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99%！安徽省正阳关、蚌埠和江苏洪泽湖各站6-8月平均流量较年均值偏少8成。湖北襄阳专区8个县325条大小河流，断流312条。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去冬以来，南方湘西北、粤北、川北、苏北、皖中地区雨雪稀少，2月约有100万公顷呈旱象；3月，旱区扩至豫、鄂、黔、陕等省，共计360万公顷……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伦贝尔和乌兰察布地区、晋北、冀西北、吉西北地区，旱期长达200-400天，甚至井干河断、人畜吃水困难……年内，旱灾波及北方为主的24个省区（市）2174.6万公顷农田，成灾面积878.4万公顷。” 人们习惯上将这几年的灾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从干旱灾害的延伸和转移看，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旱灾害，大致延续了四年。时间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人们在谈论和研究中往往忽视了1958和1962年也是较大旱灾年，从宏观角度看，集中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是有一个发展、高峰、减弱的过程的。 二、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在建国初期干旱灾害序列里的地位 1．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见，1959-1961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2. 必须强调的是，在建国初期（1949-1961年）旱灾灾情统计序列中，1959-1961年时段，各项统计指标的平均数值，大大高出前10年的平均值： 表2 建国初期平均旱灾灾情统计指标比较 受旱面积 hm 成灾面积 hm 成灾率 % 受灾人口 万 粮食减产 万吨 1949-58年 848.32 271.87 32 1824.94 339.7 1959-61年 3659.30 1533.46 41.9 5748.13 1177.1 3．可见，尽管1952-53、1956-57年部分省区也有严重的灾害，但建国初期，成灾率大于20%的极旱省区和成灾率在10-15%的重旱省区分布，时间特别集中、且旱区十分广阔的，是在1959-1962年期间。 4．文献《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研究中国农业旱灾的长时期（1950-2001年）变化，归纳认为：“受旱面积的7个高峰期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4000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严重干旱，按时间序列居于诸高峰期的第一峰。 5．文献在对近500年典型场次特大旱灾及规律分析后，结论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1990年代以来，“与1959-1963年相比，全国受灾面积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续干旱时3812.5万公顷最低值。” 从资料和分析看，1959-1961年干旱灾害都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 表 3 1959—1962年累计成灾100万公顷以上的省市逐年统计 单位：万公顷 省市 1959 1960 1961 1962 累 计 河南 100 210.5 434.5 86.3 831.3 河北 64.7 331.3 61 93.3 550.3 四川 100 125.3 266.7 53.3 545.3 湖北 166.7 113.3 172.8 70.6 523.4 山东 226.7 26.7 174.5 427.9 山西 18 170 61 93.3 353.3 内蒙 陕西 46.7 63.3 72.9 182.9 浙江 145.3 26 171.3 黑龙江 28.2 102.1 130.3 表中前5名均为我国的农业、粮食大省，干旱灾害的威胁与后果可想而知。 三、干旱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表 4 1959-62年主要粮食减产省的减产幅度统计 单位 万吨 省 市 53~57年 甘 肃 364 213（60~62） 151（60~62） 41.4% 辽 宁 642 408（60~62） 234（60~62） 36.4% 安 徽 1040 668（59~61） 372（59~61） 35.8% 黑 龙 江 763 530（60~62） 233（60~62） 30.5% 河 南 1226 870（60~62） 356（60~62） 29.0% 四 川 2082 1498（60~62） 584（60~62） 28.0% 山 东 1300 950（60~62） 350（60~62） 26.9% 贵 州 444 343（60~62） 101（60~62） 22.0% 吉 林 534 425（60~62） 109（60~62） 20.0% 湖 北 955 766（59~61） 189（59~61） 19.8% 仅仅从主要产粮省的减产幅度（这里既有干旱灾害的影响，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可以估计到当时由于减产给这些省本身，或需要他们调出粮食所遭遇到的严重困难了。 当然，和以后的旱灾灾情相比，这几年还不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 表5 1959-1990年重大旱灾对全国粮食的影响 年份 全国人口 1959 67202 17000 253 4703.4 1080.5 16.0 229.7 6.0 1960 66207 14350 217 6107.4 1127.9 17.0 184.7 7.3 1961 65859 14750 224 6433.6 1322.9 20.0 205.6 8.2 1972 87177 24050 276 7825.1 1367.3 15.7 174.7 5.4 1978 96259 30475 317 7905.3 2004.6 20.8 253.6 6.2 1981 100072 32500 325 9385.8 1856.5 18.6 197.8 5.4 1986 105721 39150 370 11666.9 2543.4 24.1 218.0 6.1 1988 108654 39408 363 13229.9 3116.9 28.7 235.6 7.3 1989 110356 41442 376 11820.8 2836.2 25.7 240.0 6.4 平均 20.73 215.52 6-8 综上所述，1959-61,78,86,88-89年，灾区人均减产粮食的绝对值和减产比例是十分严重的，将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威胁。虽然，建国前期的灾区人均减产数额比70年代以来要小一些，但是当年人均产量并不高，当地的减产幅度相当大，国家粮食储备力量相对薄弱，没有调剂周转粮食的更多余地。1959-1962年，是因旱灾减产幅度严重的第一高峰期。以1952年以来的5年平均的人均口粮和减产常例计算，在1959-1961年连续三年每年多减产粮食达838万吨，减产幅度达15%，按以前口粮平均消耗水平，大约空缺了2800万人口口粮。而这个减产幅度，是高于50年来同等受灾率条件下的减产幅度的。 对外援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 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1962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 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许是为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但为此付出大批无辜人民的生命。似乎不是最好的选择，大饥荒所反映的各种弊端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一百多万，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相关损失数据大跃进时期大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3000万至8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 ，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 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 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阿玛蒂亚·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 随着新闻的逐步放开，有多个媒体开始揭露大饥荒的情景。 例如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争议综述1960年－1961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迟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尚未收录这场1959年－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但该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则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中国教科书在提到三年困难期时，认为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运动路线导致，但官方对死亡人数一直保密。 目前，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也有部分人认为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共同导致了自然出生率降低，而使三年内人口数据出现巨大缺口，该推测同其他的人口减少数据等争议一样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统计而无法得到验证。 灾害责任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 很多人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况。很多人当时强烈质疑政府初期回避国际援助和在困难时期还外债的正当与必要性。另外，当时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根据历史发明家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万人民，并非死于中国政府无意造成的“错政策”，3000万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她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年、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这里张戎的一个问题是，就算粮食不出口分发给人民，也会有人死亡。在各种情况下的消耗并不能保证充分给予。另外，所谓的提供能量更是一种错误说法。她所说的“3000万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只是为攻击政府而已。） 1950－1960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进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205.12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1960 272.01 6.63 +265.41 合计 2500.14 90.16 +2409.98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关统计学者们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不过，这些数据长期被列为绝密级，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公布。 今天，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官方数据表明，1959年－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年－1958年和此后的1962年－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中国官方生死统计数据（单位：万）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6－1958年 6048 2124 1959－1961年 4225 3602 1962－1964年 8143 2152 这样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以户口登记为基础，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假如他还没有登记户口就死去，那么，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难计入官方的生死统计中。除此以外，由于大跃进时期对人口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的政治干扰，人口生死统计与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专家相信，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口，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饥荒之前和大饥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 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 作为一个例子，下表来自曹树基。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 曹树基的统计数据（单位：万） 地区名 全部府数 灾区府数 全部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辽宁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931.0 33.0 1.71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黑龙江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564.0 19.0 1.21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吉林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280.9 12.0 0.94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 山西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621.1 6.0 0.37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其它相关言论《与舟子说饥荒》，黄叶 《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方舟子 《关于<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的反响－－兼答新观察李正之版主》，方舟子 《丁抒<人祸>全文点评》 《反共右派是如何捏造风调雨顺的三年的》，曹为平 第一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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