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儒家心性修养理论和中医学理论，二者在健康认识方面基本吻合，合称为儒医理论。儒医理论对当代心身疾病的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从人类心身疾病的研究角度，儒医理论的研究范式补充了西方心身疾病研究的某些空白，使人类心身疾病研究具有更多角度，因此也更加全面。从中国人身心疾病的研究角度，儒医理论研究能够更多的揭示中国人心身疾病的发病原因、特点和解除途径。

作为当代中国人，无论背叛传统文化还是热爱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都将对其心身形成影响。不了解传统文化，也就无法洞悉中国人心身疾病的特殊性，所进行的心理干预也就缺乏针对性。

一、儒医理论下的心身疾病研究范式

譬如一个不仅仅涉及到心身问题的健康话题，这就是衰老问题。在活性氧致衰老的实验中，通过对人体进行活性氧增加试验，得出活性氧导致衰老的结论，并由此认为衰老的某些机理被揭示。当用增加活性氧进行衰老性试验的时候，人体胰岛素分泌受到抑制、血糖迅速升高 ，由此认为胰岛β细胞受到活性氧的破坏。甚至得出结论，人体内活性氧的增加是导致老年糖尿病的原因。

这是一种非常通行的研究范式：改变一种变量，然后测试其对健康的影响。如果这种改变使健康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出现了某种疾病的典型特征，就可以得出该变量的变化是这种疾病产生原因的结论。

事实上，如果老年的糖尿病来自胰岛β细胞损伤，那么老年人应该出现血浆胰岛素浓度降低。但是，老年人的糖耐量降低却伴随着血浆胰岛素浓度升高 。也就是从发生的时间顺序上，血浆胰岛素水平的降低是在高血糖之后发生的。因而在上面的研究过程中，逻辑上出现了悖论。

出现这种逻辑错误的原因，是首先假定了人为地补充某种物质，或者改变某种环境因素之后，人体所作出的反应将会等同于人体在自然环境下对该因素的反应。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人体对环境中的一些和谐变化的因素，往往是适应的。而对人工制造的环境的突兀变化，则是警觉的和抵抗的。

在儒医理论下，心身疾病的研究强调功能平衡和环境适应；强调人体的各种主动性；强调人心身运动的协同性；等等。笔者在《儒家心性心理学研究》中，对朱熹理论与中医理论关系做了相关阐述。可以用一句最通俗的语言来说明儒医理论下心身疾病的研究特点：“人体是活的，常常不那么听话。”挖掘儒医理论的价值，给出更多视角来全面看待人的健康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

二、中国人心身疾病的儒医文化干预与发病倾向

一句有些偏激的俗语说：什么人得什么病。意思是说很多疾病与患者的行为习惯和精神因素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文化与健康的话题。文化对心身健康的影响是多角度的。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第一，人生价值观所带来的问题。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吗？人要听任自己内心的呼唤来决定一切，还是要依据自然的秩序来决定自己？这些看上去与疾病毫无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却为各种心身问题的发生埋下了种子。儒家传统下，人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加强，但却使更多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自身关注中。于是在西方文化下人们所表述的心理疾病，儒文化下却被表述成躯体疾病。在西方传统下，躯体问题在心身共同作用的机制下向着精神方面强化，而在儒家心性理论指导下，心身反应向着躯体方面强化。

第二，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问题。生活节奏的问题、饮食习惯的问题、卫生习惯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中医学用自然变化来指导人们的生活，形成了中国人对健康的独特理解，也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问题以及解除心理问题的方式。

第三，文化变迁所带来的问题。文化的转变，需要生理和心理上的适应。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能适应的环节将会出现这种应激。从中国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变，对健康的意义不只限于认知方面，还涉及到心身的一种适应。面对这些适应性的问题，人体是否能够产生应激反应，如何避免这种应激反应，在传统儒医理论中都蕴藏着答案。

这三个方面显示了儒医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心身健康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