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经历

成就

学术渊源

主要学术思想特点

学术经验

个人简介

教授、任医师。1939年7月出生于中医世家，广西融安人。1963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并留院工作。原任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广西中医学院瑞康医院大内科副主任。曾任全国中医风湿病学会委员、全国中医热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广西中医内科学会学术顾问、广西南宁市中医药学会副理事。2002年被国家卫生部评为全国名医。荣老曾任全国内科学学会委员、全国中医风湿病学会委员、全国中医热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广西中医内科学学会学术顾问、广西南宁市中医药学会副理事，广西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广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大内科副主任，现为《广西医师》杂志学术顾问，广西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学术带头人，广西中医学院肿瘤内科学术带头人。

经历

一直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在教学上多次被评为先进教授工作者、优秀教师并获奖励。在科研上，1980～1985年主持“泻痢Ⅰ号～Ⅳ号的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总结论文，获省、市科协二等奖；1981年协同主持“田七酒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并通过审批、生产畅销；1986年4月合编《中医多选题库》中医内科分册并出版、获北方十省市科技优秀图书一等奖；1986年9月编审《全国名老中医临床治验及妙方集锦》并出版、获广西科委颁发的“科技成果奖”；1987年以来，应邀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全国高热急症协作攻关、参与制订全国南方高热急症攻关方案、参加主持论证方案、牵头本省协作攻关工作，取得较好成绩，1988年12月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热急症组协作攻关“成绩优异奖”，1992年2月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中医急症先进集体”。多年来主持、主讲本省、市的学术活动，1990年4月获省市科协颁发的“学术活动积极分子奖”。

成就

在临床上，本人对热病、风湿病、肿瘤、甲亢、糖尿病、咳喘、乙肝、胃、肠、肾病的研究取得较好的成效。候诊的病人太多，每次上班均需延长6小时以上，才能看完。此事多次受到记者报导，还受到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栏目的记者采访和报导。也多次受到国外医学界的邀请，1995年曾在新加坡救治了疑难杂症患者，弘扬了祖国医学。2001年5月被国际名人交流中

学术渊源

荣老勤于治学，注重实践，学有所长，造诣很深，长期的临床实践、教学与科研，使他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诊治疾病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他精通古典医籍，把四大经典著作与其他临床典籍融会贯通。从医四十余年，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类疾病，尤其对热病、风湿病、肿瘤、肝病及疑难杂症等有较深的研究，荣老十分推崇四大经典，认为四大经典乃行医者必读的医学书籍，其理常出于《内经》，《伤寒论》等，治病强调辨证论治，以八纲为纲，融合脏腑、气血、经络、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内容，注意调节五脏阴阳平衡，重视调畅气机，尤其调畅肝脏的气机，善于运用虫类药活血化瘀。对明清以后的医学专著耳熟能详，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景岳全书》、《医宗金鉴》等，并能灵活用于临床，如治疗高血压病常用的建瓴汤加减，即出自《医学衷中参西录》，治疗面瘫用芎芷石膏汤来源于《医宗金鉴》，治疗肝病常用柴胡疏肝散即出自《景岳全书》，荣老师古不拘泥，针对病证古方今用，师其法而异其方，切合临床实际。此外临证思路开拓，治疗方法不单一，尤其对于一些内科急症，不限于内治法，主张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剂型应多种多样，膏、丹、汤、丸、散等酌情选择。如中风闭证，“开法”中不但以中药汤剂、丸药鼻饲，还选择针刺、放血等。又如外感高热者，单凭口服煎剂治疗，难以及时顿挫热势，亦难扶危救脱，应备有针剂、冲剂、水剂、丸、散、丹剂及外用药等各种剂型的药物，根据病情多法合用，多途径给药。荣老西医知识也非常全面，注意运用现代医学手段，结合中医中药辨证地进行治疗，如治疗恶性肿瘤，常常在病人运用西医的化疗、放疗等治疗的同时，再结合中药辨证治疗，切合了实际，不仅改善了病人的生活质量，临床上也每每获得良效。

主要学术思想特点

（一）推崇四大经典的学术思想，并用于指导实践。

荣老潜心研究四大经典，尤其对《内经》研究颇深，并深谙其中要旨，荣老的学术观点也多出自于此。《内经》提出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观点，疾病的产生是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人体被打破了机体内部物质功能的动态平衡。疾病的发生和变化与正气、邪气有关。外邪侵犯人体，多为机体正气不足，所谓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此荣老认为疾病的发生与体质有很大的关系，治病时不单针对疾病本身治疗，同时注意增强体质，适应环境，或用药时强调扶助正气。如癌证系“壮人无积，虚则有之”，治疗时，初期虽以痰湿淤滞热毒相互搏结形成肿块积于体内，形成邪实之象，但本病乃本虚导致，因此在一开始就应扶助正气，寓功于补；又如慢性乙肝，也强调本病乃正虚邪毒侵犯所致，治疗时总不忘扶正固本，如应用黄芪、党参、白术等药利于疾病的恢复。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之健运，化生精微濡养全身，肾中精气是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维系着人的生、长、壮、老、已，脾肾强健是机体健康、身体强壮的基础，因此扶正固本以补益脾肾为关键。

《内经》指出人与大自然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人应“与天地相应，与日月相参”。由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受多方面的影响，尤其体质因素，因此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方法，所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治疗。例如荣老治疗痹证，认为对于在贵州、四川等地的患者，地处潮湿阴冷，可应用大辛大热之附子、川乌等品，但南宁地处亚热带，患者体质明显不同，若盲目一味应用乌头、附子之品，则不一定奏效，临床需辨证论治，而对于地处亚热带的地区患者，荣老则在用辛热之品时酌情减量或改用五藤汤加减治疗痹证，疗效确切；又如对于平素喜食肥甘厚味，以酒为浆的患者，久则极易损伤脾胃，湿热内生，留注关节，痹阻脉络，而成本病，治疗时不仅需要清热利湿，活血通络，尚需考虑湿热亦困脾胃，注意加用清化湿浊之品。这些都是出自“天人相应”之理。

《内经》提出“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强调“防患于未然”。荣老将这一理念运用到临床，不但从疾病本身着手治疗，还注意防止传变，例如胃脘痛，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是早期先是胃气阻滞，脾的运化功能受阻，若病情发展，可由胃及脾，向前发展，或由实证转虚证，或虚实夹杂，治疗时若为胃气阻滞，在和胃止痛时，适当佐以理气健脾，若为肝胃气滞，则宜疏肝健脾，防止损伤脾脏。“治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出自于《金匮要略》，在治疗肝病时，总是不忘运用健脾益气药物，防止肝病传脾。但凡来就诊者都是身患较为复杂的疾病，对此荣老权衡左右，尽量争取早期治疗，预防传变。

（二）治病求本，抓住疾病的关键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精髓，同一种疾病、同一种症状可以有多种原因导致，荣老因此强调治病应朔本求源，寻找疾病的根本原因，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例如：泄泻可有多种病因，或外感六淫或饮食损伤或素体脾胃虚弱、肾阳虚衰或情志不调，临床治疗时当熟识泄泻的症状特点、辨明病因病机，进行辨证治疗，不能因其基本病机以脾虚湿盛为主，均给予去湿健脾，如郁泄，每因情志而发，乃肝气郁结，气失条达，横逆乘脾犯胃，脾胃受制，运化失常导致，此时就不能泛泛施以健脾去湿，否则治疗犹如“去草不去根”，虽治得一时，但“根还会生也”。此外治病时还要注意病情的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病急则先治其标，缓则再治其本，如中风闭证，属中医急症，乃阴阳失衡，肝阳暴张，风阳上扰，并有气血并逆，挟痰、挟火上冲，内闭于脑，滞于九窍，阻于经隧而成。根据病情，风阳上扰，气血并逆，痰火上冲，闭于脑，滞于窍为急，治当先以开、通、降三法合用，待病情稳定后再根据其本质为阴阳失衡而调整阴阳以善其后，阳闭滋阴潜阳，佐以强壮筋骨，阴闭先予健脾化痰；佐以强壮，继后养阴潜降治其根本。又如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人感受外邪后形成感冒，治疗则治新病感冒为先，当新病治愈后，再治疗原来的糖尿病，这些都是先抓住了疾病的关键。

（三）注意调畅情志，治病重视治肝

中医一贯很注重七情内伤致病，《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篇》说“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有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 《内经》上也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可见长期的情志刺激可使人体气机紊乱，阴阳失衡，最终产生疾病。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也调畅情志，若情志不调，可致肝气不舒、肝气郁结，“气为血之帅”，气郁日久可生成淤血，又可化火，伤阴，变生他证。荣老深谙此理，临床上很注意调畅情志，治病重视治肝，具体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荣老的病人有一个特点：多为一些疑难病人，即常常是辗转他处，多方治疗无效者。患者长期受疾病折磨，不仅肉体上深感痛苦，而且精神上也倍受摧残。俗话说的好“病靠三分治，七分养”，荣老诊治病人时总是面容慈详、语气平和，争取病人的信任，努力地安慰病人，做病人思想工作，帮助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如肝病患者或一些丧失了治疗信心的癌证患者，荣老不仅耐心地听病人陈述，还花费较长时间与他们沟通，让病人心理踏实、放心，有了较好的心态，病人的依从性好，就能很好的配合治疗，疾病自然容易恢复，也避免了因肝郁致病情加重。对于初次就诊的病人，荣老每每就将调畅情志以治肝的内容纳入到整个治疗计划中，相应地荣老看病所花费的时间就较长，这已成为荣老治病的一大特点。

荣老不仅在问诊时注意和病人交流思想，让病人解除顾虑，同时在处方用药时，也很注重运用调理肝脏药物，肝病如此，其他一些疾病也是如此。如慢性肝炎患者，乃邪毒侵犯肝脏，导致肝的功能失常，治疗自然应注意理气疏肝，但在运用理气药时，又不可过用辛温香燥，以免损伤肝阴；又如慢性泄泻，一般多认为乃脾虚湿盛所致，荣老提出泄泻不单单为脾虚湿盛，还有因情志因素所导致的，此乃郁泄，治疗时就应当抑肝益脾、药物与思想开导两相配合，而不能只着眼于健脾去湿 ；对于慢性胃炎、恶性肿瘤等病若为木旺乘土，调理肝脏更是必用无疑，或施以理气疏肝、或养阴柔肝或抑肝扶脾，切合病情，治疗也常常可获桴鼓之效。

（四）临证善用古方，但不拘泥

荣老认为治病必有主方，医师谴方用药，犹如战场调兵谴将。若“治病用药杂乱，随意拾来，无异于乌合之众，迎敌无能”。而古方是临证处方最佳之选，盖因古方流传至今，实践证明已确有效验。如治疗肝病常用《景岳全书》中的柴胡疏肝散及《伤寒论》中的小柴胡汤；治疗中风常选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镇肝熄风汤，治疗高血压病选用建瓴汤，治疗痤疮选用《医宗金鉴》的五味消毒饮等。荣老在运用古方时，又注意结合辨证论治，或以经方时方配合，或数方联用，从不生搬硬套，如治疗郁泄时多以痛泻要方合气郁汤加减，治疗肝胃气滞胃痛多以柴胡疏肝散合蛸贝散加减，治疗瘿气多以天王补心丹或生脉散合安神丸加减。荣老遵循古方，古为今用，但从不拘泥，针对来就诊的患者病情疑难，病证错综复杂，或挟痰或挟湿或挟瘀或挟热或兼而有之，病证兼夹较多，治疗照顾方面多，而目前药物多为人工种植，药效不如野生，临证用药以古方为法，适当加减，处方特点是用药剂量多偏大，用药的数量也偏多，例如中后期肿瘤病人治疗时既要扶助正气，又要化痰去湿、活血化瘀和清热解毒，药味自然增多。选方用药不强求一方到底，主要根据病情进行辨证论治，随时增减，但若病机不变，方药对证，可守方一月至两月，或仅对个别药物进行加减。此外，荣老还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自创方剂，如气阴两虚型胃痛者常用自拟的养胃汤治疗，药力精专，切合病情，常常应手取效，有的病人仅两诊即药到病除。

（五）治病重在治气治血，善用活血化瘀

气能行血、生血，血为气之母，临床诊治疾病时注意调气调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 考虑来诊病人多为久治疑难者，病情复杂，所谓“久病入络”，“久病必瘀”， 荣老临证常常配伍应用活血化瘀之法，如中风病人属中经络者，治疗宜活血养血祛风，即取“血行风自灭”之意。中风闭证，乃肝阳挟痰挟火，气血并逆上冲于脑，治疗则应以开、通、降三法为则，其中通法即为活血化瘀，搜风除痰。又如治疗胃痛多加牛膝、五灵脂、丹参；肝炎病人也不忘加用丹参、牛膝之品，肿瘤患者更是常常施以化瘀之法，用丹参、桃仁、红花、三棱、莪术及虫类药物等，运用时常常喜欢用对药，如炮甲性善走窜，走而不守，直达病所，鳖甲软坚散结，两者配合既能化瘀又可散结；此外三棱与莪术；乳香与没药；桃仁与红花等也常常搭配使用，加强活血化瘀之功。总之，荣老认为只有通过活血化瘀，治气治血，气血调和，才能保证脏腑物质功能的正常发挥。

（六）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中医一贯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中医认识疾病着眼于整体，治疗重在辨证论治，治病求本。中医的病名多以症状命名，而在临床上许多病人往往化验检查异常，自觉无何症状，对此荣老常常结合西医的病名进行辨病论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如病毒性乙肝病人在临床表现不明显时则结合本病的病因病机特点或疏肝理气或调理肝脾或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或以上联合，几种方法交替使用；又如糖尿病病人，多数仅有血糖升高，而自觉无何不适，此时也是从本病的病因病机特点出发，治肾为主，以六味地黄丸加减治疗。一些疾病早期表现为仅有实验检查异常而患者无任何自觉症状，只有当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影响到机体的功能改变时，才会出现临床症状，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是以症状命名的，症状不明显时会出现“无病可治”的假象，而此时西医化验检查可有异常表现，因此中医对这些疾病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荣老认为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宏观论证中医为优，微观洞察西医见胜，在临床上不排斥运用现代医学手段，注意衷中参西，结合西医的病名，将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更好地揭示疾病的本质，从而更好地辨证论治。

学术经验

关于肿瘤概念，荣老指出：肿者，肿大也；瘤者，留居也；肿大成块、留居在一起而不消散之物谓之肿瘤，认为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而不是局部性疾病，是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

关于病因病机，荣老提出了“三因癌毒”学说。认为肿瘤是在“三因”综合作用下，癌毒内生，致机体阴阳失调，经络气血运行障碍，引起局部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等相互交结而成。一因为感受邪毒。导师所谓邪毒者，较古人所述“六淫”邪气的范围要大，主要指外界特别是大自然中的一切致癌因素。二因为情志所伤。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可以直接影响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使脏腑气血功能紊乱，经络不能畅达，郁结胸中，久则癌肿成矣。而且由于七情内伤，又易致外邪(致癌因素)侵袭，通过“正虚”内外合邪，多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癌瘤。导师所说的情志所伤不仅指七情内伤，还包括长期紧张的环境刺激、生活与工作的压力负荷过重等。三因为正虚邪胜。包括两大方面：因虚致癌和因病致癌。前者因或先天禀赋不足，或体质虚弱，不能驱邪外出．邪积于内，日久成癌。认为肿瘤是因虚致病，本虚标实。荣老指出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癌发病学说，确实有一部分肿瘤病人属于这种情况。临床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同样身体虚弱，有的患癌，有的不患；更有的人身体强壮无任何气血阴阳“虚证”的表现也患癌症，原因在于患癌症的人体内邪毒蓄积到了致癌的程度，故癌症的发生，是由癌毒的力量的强弱来决定，是典型的因病致弱、因实邪致正虚。荣老认为：恶性肿瘤区别于普通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其具有独特的致病因素—癌毒。癌毒是导致恶性肿瘤发生和发展的根本病因之一，既不同于一般的六淫邪气．亦不同于一般的内生五邪及气滞、血瘀、痰凝诸邪，而是由于各种致病因素长期刺激，综合作用而产生的一类特殊毒邪。

在治疗上荣老认为癌症的病理特点在于邪实正虚，应把扶正与祛邪辩证地结合起来，依据癌症各个阶段的特点，结合实际病情虚实而定攻补，既要看到祛除病邪的积极意义，如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对某些癌症的有效作用和积极意义，又要看到扶持正气也是祛邪的重要保证。指出目前到中医院就诊的多数是中晚期的肿瘤病人，而且多数已经过手术或放疗、化疗处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正气亏虚，主张运用以“扶正”为主的治疗方法。认为肿瘤病人无论分期早晚，脾胃功能尚可者易治，生存期长；脾胃功能差者难治，预后不佳，生存期短。所以，肿瘤治疗中应时时顾护脾胃。强调肿瘤病人精神情志调摄，药物治疗重点调理心肝，具体治法有：养血安神，清热除烦，选用酸枣仁汤；补心益智，安神定志，选定志丸；疏肝解郁，用柴胡疏肝散。

肺癌是我国的第一大癌症，属于中医学的“肺积”“痞癖”“咳嗽”“咯血”“胸痛”“喘咳”“肺胀”等范畴。近20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和复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肺癌一经病理确诊, 80%已为中晚期, 认为肺癌的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虚以阴虚、气阴两虚多见，实以气滞、血瘀、痰凝、毒聚为主，病位在肺，与脾肾关系密切。针对此病机，创制益气养阴、清热解毒、化痰祛淤等治疗大法，拟定验方补肺消积饮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稳定瘤体、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轻化疗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等方面均优于单纯化疗。

中医古典医籍中无“大肠癌”的确切称谓，依据大肠癌的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属“肠风”、“脏毒”、“便血”、“肠积”、“锁肛痔”、“积聚”、“下痢”、“肠覃”等病证范畴。根本病变机制是各种原因致脾不升清，胃不降浊，湿热蕴毒下迫，,毒聚成痈而成。病位在大肠，主要与脾胃、肾有关。大肠癌的辨证论治，早期着重化湿解毒清肠，晚期重于健脾补肾。强调以通为顺，保持大便通畅，内服与直肠给药相结合。

来中医院就诊的肝癌患者多属中晚期，表现为本虚标实。肝肾阴虚、脾肾气虚为本，气滞血瘀、邪毒湿痰为标。治疗以扶正祛邪为法。扶正补虚重在益脾气、养肝阴、滋肾水；祛邪具体方法包括行气散结，活血消肿，化痰软坚，以及虫类搜逐，清热解毒等法。指出现代医学的微创介入疗法如血管介入治疗、亚氦刀、射波刀治疗等可视为祛邪之法，配合中医扶正法使用，可起增效减毒作用。强调此类病人的饮食、起居、精神调摄。

（二）外感发热

外感发热系指感受六淫邪毒或温热、疫毒所致的，以恶寒发热，体温升高，并伴有口渴、脉数等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病证。而外感高热常见于温病、伤寒之发病过程中，主要见于现代医学的急性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性疾病，以及急性传染性疾病的高热阶段。外感高热是临床上的急症重症，诊治不及时还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临床辨证论治强调几点:1.祛除外邪，根除病因。外感高热是由外邪入侵所致，治疗时不可一味清热，必须审因祛邪，分辨风寒、风热、温热、疫毒、夹湿、夹燥、夹暑等不同的邪气，结合入侵部位，予以解表达邪或清里泻热。在治疗热入气营时，银花、连翘之类辛凉清热解毒药亦不可少，以透营转气，透邪外出。2.及时应用解毒、养阴、开窍、凉血、益气固脱等法，以解除病理，尤其是解毒、养阴两法，几乎是温热为患所致高热的整个发病过程不可缺少的治法。3.截断病势，阻止传变，抓住特征，直捣病巢。外感高热多属实热证，发展迅速，卫、气、营、血诸类临床证候不必悉俱，但执特征，即可下药，直捣病巢，截断病势，阻止传变。如热陷心营之候，不必具有舌质红绛、脉象细数方下药，但见高热昏谵，甚或痉厥者，即可投紫雪、至宝丹之属，以清心开窍、息风止痉。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为热邪“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病进之速，未伤阴血；二是通过现代医学的输液补阴，可不显伤阴之征象。4.把住气分关，直折热势。气分是发热的极期，易耗气伤阴，内传营血，产生他变，应及时投以辛凉清气或苦寒通腑泄热之剂，温病高热“下不嫌早”,结合病因和受病脏腑，予以清热解毒之剂，配合应用白虎汤、承气汤之属，可直折热势。5.多种途径给药，顿挫邪热。外感高热，邪热炽盛之时，当多法合治，结合病情选用内服、外治、针剂、雾化吸入等法，较单一疗法效佳。

（三）胃痛

荣老的对治疗胃痛的学术思想分为六大方面：1.调气机升降，以通为顺。治以恢复中焦脾胃升降功能，使清升浊降、各行其道为关键所在。导师把“通”字贯串于各法之中，针对不同病因，不同属性，在因证制方的同时，酌加理气、降逆或通利之药，用以调节胃府的通降功能。同时特别强调要使用理气药物。2.脏腑相关，勿忘肝胆。胃与五脏六腑密切相关。正因如此，所以胃痛一证，并发证较多，转化证亦较多。从发病原因说，肝气犯胃，最为多见。荣老以叶天士“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胃病治肝，”的理论为指导，治疗胃痛时非常重视调肝，指出调肝必分轻重寒热，法有疏肝、清肝、暖肝、平肝等。3.辨虚实、寒热，别在气在血。导师认为首先应辨虚实。其次，要辨寒热，再次，要辨在气、在血。指出本病临床多表现为虚实夹杂，实在寒热、气滞、血淤；虚在脾胃虚弱或胃阴不足。治疗时必须权衡轻重，灵活掌握。或以疏肝理气，化淤止痛，消痰化积为主，以治其实；或在调气化痰中参与养血，泻肝和胃中佐以益气，健脾中配以养阴，以补其虚。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补中切忌粘腻之品，以防滞气留痰；祛实中避免峻猛之品以免损伤脾胃。消滞必先行气，气行则滞得消。故消补兼施是胃痛的治法特点之一。4.久痛入络，扶正祛淤兼顾。导师指出，胃痛久延，痛有定处，多为病在血分。淤血内阻，百脉不通，血气无以敷布；脏腑失养，气化失常，又可因淤致虚，二者互为因果。 淤可致虚，虚也能致淤。治宜扶正祛淤兼顾。5.脾胃分治，养阴润胃。强调胃病易实易热，更应注意胃阴不足。指出即使见胃有内火炽盛之象，也不宜过度使用大寒大热之品，用药宜清柔平和。在使用理气药时注意避刚用柔，以免劫伤胃阴。6.辨证辨病相结合，衷中参西。荣老在胃痛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视吸收现代医学对本病的研究成果，做到“洋为中用”，并运用中医理论加以分析，同时结合中医辨证论治，在多种导致胃痛的西医疾病治疗上取得较好的疗效。

（四）病毒性乙型肝炎

病毒性乙型肝炎是临床常见的传染性疾病，该病的发生既有患者体质虚弱的内在原因，又有感受邪毒的外因，其中内因是发病的重要条件。发病后主要损伤肝脏，影响肝脏的藏血和疏泄等功能，整个疾病都是围绕正虚、湿热、邪毒、气滞、血瘀等而发生发展，日久影响其他脏腑，病证常常虚实夹杂。若生活调摄失宜如酗酒、饮食肥腻或情志不调等，又会影响和加重病情。因此荣老提出，治疗应以调理肝脏功能为先，针对以上病理变化，采取疏肝理气或清热解毒、清热祛湿或活血化瘀或调理肝脾，对于一些无症状的乙肝病人把握好乙肝的病机特点，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或同时联合以上几种方法，或几种方法交替使用。临床常用疏肝汤、小柴胡汤、逍遥散加减。《金匮要略》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荣老认为治疗乙肝要不忘“治未病”， 任何时候都要“培土实脾”，防止疾病传变，如肝病传脾，子病及母等。

（五）风热久咳

风热咳嗽缠绵旬月不愈，越季而咳嗽不息，医者常以疏散风邪、清热宣肺，化痰止咳治之，桑菊饮加减，夹湿、夹暑、化燥者，佐以化湿、解暑、润燥等法，而咳嗽不愈。此类咳嗽荣老总结其临床特点为早晚作咳，日间少咳，痰少或无痰，舌红或舌质暗淡，苔少，脉细数或细，无身热、恶风等表证。认为其病机为风热表证已除，肺中伏热未清，气阴已伤。肺有伏热则清肃失权，可致咳喘；肺气伤则主气之功能失常，肺阴伤则肺失清润，均可致肺气上逆，发为咳嗽、气短等证。夜间阳入阴中，阴气盛，平旦时阳气生而未盛，均为肺之功能较弱之时，故早晚咳嗽不止，缠绵难愈。如一味疏散风热，由于耗散太过，使气阴益伤，故咳嗽不愈。治以清泻肺中伏热，滋养气阴，辅以宣肺止咳，如此方可热去正复，咳嗽自平。予经验方泻热养肺汤：桑白皮、地骨皮、沙参、桔梗、百合、杏仁、前胡、百部、甘草。

（六）痛风

痛风属代谢性疾病，多以关节病变为主，表现为肢体关节肿胀、疼痛、红热、麻木、屈伸不利，属中医的“痹病”范畴，形成本病的主要原因是先天性脾肾功能失调。在先天禀赋不足和正气亏虚的基础上，加上风寒湿热之邪侵袭和一定的诱因如劳累过度或酗酒饮食或关节外伤等，使经脉闭阻，气血运行不畅而发为本病。本病的病机责之于本虚标实，病机关键为经脉气血痹阻，以肝肾亏虚，脾运失调为本，以风寒湿热、痰浊、瘀血闭阻经脉为标。早期病位初浅，在肢体、关节之经脉，随着病情的发展，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侵蚀筋骨，内损脏腑。荣老提出，痛风的急性期应以清热通络，祛风除湿为法，痛风的慢性期或反复发作者多以祛风散寒，除湿通络为法，在痛风慢性关节炎期，若关节疼痛反复发作，关节畸形僵硬或有痛风石时者治疗宜活血化瘀，化痰通络，常选用虫类动物药，如全蝎、乌梢蛇、炮山甲等加强搜剔除痰，通络止痛；若久病体虚，气血不足，肝肾亏虚，治疗又当攻补兼施。

《内经》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肉不坚，腠理松，则善病风。” 荣老认为痛风常常表现有脾胃虚弱，一来运化不及可导致痰浊内生，所谓“脾虚生湿”，二则化源不足，水谷精微不能生养肌肉及充实四肢可导致“肉不坚”，治疗痛风每每配合益气健脾祛湿，从内而治；注意生活调摄，嘱病人忌肥脂厚味、酒浆及高嘌呤食物，避免饮食从外损伤脾胃，总之，对于痛风的治疗强调辨证论治，不可忽视在症状出现以前即有先天肝肾不足和脾运失司。

（七）糖尿病

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随着现代医学发展，很多糖尿病人无自觉症状，是在做检查时被发现的。本病发生的主要基础是禀赋不足，尤其肾阴亏虚，加上饮食肥美、情志因素、劳累过度等诱因，很容易导致肺、脾（胃）、肾三脏功能失调，尤其以肾脏的功能失常为主，因此荣老提出治疗以治肾为主，滋补肾阴是最根本的治法。正如《医贯》所云“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当先治肾为急”，所谓真水不竭，何来渴饮之患。导师认为糖尿病以五脏虚弱为本，在正虚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痰、瘀、浊、毒、热等多种病理产物，最终使得内热、痰湿、气滞、血瘀、毒浊等互相胶结，使病证变得错综复杂，产生糖尿病的变证和合并症，治疗颇为棘手。临床注重早期治疗，常以六味地黄汤为基本方，随证加减，疗效明显。

（八）郁泄

这一类型的泄泻，其发病起因于情志抑郁不畅 , 每发也多与情绪紧张有关，因郁而泄，故名“郁泄”。其发病机制往往是由于情志不舒，肝气郁结，气失条达， 肝气横逆，乘脾犯胃，脾胃受制，运化失常而发生。正如《景岳全书》所说 ：“凡遇怒气便作泄泻者，……此肝脾二脏之病也。盖以肝木克土，脾气受伤而然。”因此对于泄泻，荣老认为临床上不可单凭印象，一概认为泄泻以脾虚湿胜为主，泛泛施以健脾去湿之治。殊不知在这种情况下，脾虚湿胜不是因，而是果，因此治疗要朔本求源，采取抑肝而益脾，使肝气条达 , 脾气健运 。若病程较长，脾气己伤，后期注意投以参苓白术散加减以健脾善后。另外，精神因素是导致本病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肝郁为因，泄泻为果，除了药物治疗外还要注意辅以思想开导 , 使其消除忧郁。药物与思想开导两相配合 , 正中病机，常能获捋鼓之效。

（九）中风闭证

闭证的发生，乃机体阴阳失衡，肝阳暴张，风阳上扰，并有气血上苑，挟痰、挟火上冲，内闭于脑，滞于九窍，阻于经隧而成。其症虽危重 , 但不似脱证元气大衰 , 阳气欲脱， 阴精将竭, 命在旦夕,一般闭证患者正气尚存,若药中病机 ,仍有望速愈而不留中风后遗症。因此治疗中风闭证的成败，关键在于把握住病机，辨明闭与脱，如《医宗必读》说“凡中风昏倒，先须顺气，然后治风……最要分别闭与脱二证明白……”，临床常将闭证作为中风论治之关键证候。

荣老认为，无论阴闭、阳闭，治疗不离三个方面：宜开、宜降、宜通。“开者”一为开窍苏醒，因为患者神志对脏腑功能的维持和预后均有密切关系，因此开法当中，不仅药物开窍，还常结合外治开窍法如搐鼻取嚏、针刺、放血等；二为开噤下药，现代常通过鼻饲注入药物，促其开噤；“降者”，指降其冲逆，从而解除内闭，治疗宜潜阳镇逆为本；“通者”，指通其经络，治疗宜活血化瘀，搜风除痰，以通络道。早期三种方法常常同时运用，这对防止中风后遗症很有益处，后期当神志已清，喎僻不遂渐复，即应着手调治阴阳而善后，整个治疗过程中还要注意防止闭证转为脱证等。

总之，闭证虽属急危重证，但只要掌握了其发病机理和临证要点，治疗时同样能做到临危不乱，很有条理和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