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翻译创作作品

儿时的任以奇(小时最爱《济公传》，不爱看《红楼梦》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 改名任以奇，当了半年新四军)

与翻译儿童文学结缘(翻译儿童文学要感谢迪斯尼 最得意的是翻译了《木偶奇遇记》)

人物简介

任以奇，原名任根鎏，又名任溶溶。我国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广东鹤山人。1923年生于上海。早年曾参加文字改革工作。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后从事编辑工作，长期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1941年翻译第一篇苏联小说。1945年翻译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从此，他以儿童文学为终身事业。上海解放不久。他负责编辑《苏联儿童文学丛刊》。195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后，他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出版了许多好书。六十年代起，经任溶溶等倡导，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系统地介绍国外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出版重要作家的选集。“文革|以后，任溶溶任上海泽文出版社编审，编辑《外国文艺》杂志。

翻译创作作品

——翻译《木偶奇遇记》、《彼得·潘》，创作《“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文学名家人生简单

任溶溶能用俄、英、意、日四种语言进行翻译。他翻译过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如普希金童话诗，叶尔肖夫童话诗《小驼马》，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英国童话《彼得·潘》、《柳树间的风》、《随风而来的波平斯阿姨》，瑞典童话《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等等 。人们从任溶溶的译作中了解到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儿童作家、作品，得到了可贵的借鉴。任溶溶从事翻译的态度严肃、认真。他翻译的作品都经过慎重的挑选和周密的考虑。它们或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结合得比较完美，或在创作上有独特的风格，不仅对小读者有益，而且也能对我国儿童文学创作起促进作用。任溶溶十分注意在译作的文字上下功夫。他的译文通畅易懂，既忠于原作的精神风格，又注意汉语的规范化。他在儿童诗的翻译方面，更有造诣，十分传神，不仅保留了原诗的内容、结构、意境，而且力求切合中国儿童的特点和理解水平，并尽量使翻译过来的诗句也有格律，以便读之上口，为小读者所乐于接受。他翻译的诗歌，对我国儿童诗的发展，不论在题材上或风格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儿时的任以奇

小时最爱《济公传》，不爱看《红楼梦》

我4岁启蒙。一清早四五点钟就被家人从床上拖起来，头上盖一块包袱皮，堂兄抱着我到老师家里去。先向孔老夫子叩头，再向老师叩头。老师给我取了一个学名叫“任干强”，还教了我几句三字经：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我在“文革”时自我检讨名利思想的根源，说我四五岁受孔孟之道之害。 我的前一辈是从旧学开始，在我那一辈已经提倡新学，但我父亲虽然是开店的商人，却爱“附庸风雅”，结交了很多文人。正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家里接到黑社会的恐吓信，我就被家人送到了广州，读了三年私塾。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会用文言文写文章了。 我不识字前读了大量连环画，等到识字后，看了很多章回小说，小时最爱《济公传》，大概我小时就爱滑稽。 小学时读四大名著，不爱看《红楼梦》，我对婆婆妈妈的东西不感兴趣。《三国演义》也是一定要诸葛亮出来之后才好看，看到诸葛亮死我就不看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读那些翻译过来的书，译者翻译得越卖力，我读得越吃力。我读罗念生的《希腊喜剧》和《希腊悲剧》，一字一句地读得特别认真，结果上了当，越读越糊涂。 因为它的注解特别多特别长，而且全都在书的后面，我前翻翻后翻翻，读了注解就忘了故事里面讲的什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

过去我总是讲母亲，不大讲父亲，因为他从来没有抱过我。老式的父亲回家问一句：“孩子好吗？”“好。”那就没他什么事了。 而且我父亲当时更疼爱我哥哥，旧社会都最爱长子。 父亲看戏或者旅游都带哥哥去，我奶妈觉得我父亲太偏心，但我不吃醋，我也爱我哥哥。我写过一首诗歌《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起因是父亲带哥哥去普陀山不带我去，理由是我太小，可是临走的时候他又说：“你长大了啊，在家要听话。”我觉得很好玩，人忽然很小，忽然又可以很大。 我还写过《大人有时候也很狡猾》。广东人喜欢饮茶，但实际上广东人最不会饮茶，就会吃。大人带孩子到茶楼去，大人先给我们吃便宜的包子，然后等到上高级点心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坐不住，到处去玩了。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终究还是父爱。我现在住的房子是1942年父亲为了我去大学方便用金条顶下来给我和母亲住的。我一开始工作，他就说：“现在母亲让你养了。”实际上他还是暗中贴钱给我母亲。 我的父亲活到90岁，母亲活到98岁，假使我对她更孝顺些，她应该活得更长寿。 其实她是个爱交际的人，但我整天让她待在家里，她只好听我的，这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

改名任以奇，当了半年新四军

1940年，我念到初三时，决定和两个同学从家里溜走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因为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了防止家里人找到我，我依照这个日期改了个名字叫“史以奇”，这次行动是文化部原国家出版局的局长王益带我们去的，他说：“姓别改啦，就叫任以奇吧。” 那天一大早，我把书包放到我的同学草婴的家里，晚上到外滩坐船，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苏北。我记得当时还有日本人的岗哨，碉堡周围用铁丝网围着，还吊满了香烟罐，其实没有几个日本人，检查也是装装样子。 晚上我们就已经住进了新四军的招待所，四处刷着标语：“当兵要当新四军”。 我在那儿待了半年，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在部队教唱歌，给他们布置俱乐部，编辑《战士报》，宣传新四军思想。半年之后，因为生病又回到上海。 1947年的时候，上海的公司纷纷搬到香港，父亲也有这个想法，而我是惟一一个可能继承他事业的人。但我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不想让他把资产移到外地，所以我们就一直留在了上海。

与翻译儿童文学结缘

翻译儿童文学要感谢迪斯尼

我现在也很惊讶自己翻译了那么多书，不过这是因为我翻译的都是很薄的儿童读物，人家的一本书，我可以变成100本。 其实我最早动手写东西并不是儿童作品。刚回到上海时，看了左拉的小说《屠场》之后很感动，就把它改编成剧本，它讲的是一个工人因为到处碰壁最后变成酒鬼的故事，我还用上了我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富贵心头涌，贫穷懒惰眠。”后来一个朋友说他们想拿这个剧本去演出，结果这个朋友家失火把我的剧本也烧掉了，烧掉之后我跟成人文学就不搭界了。 我要感谢姜椿芳先生，时代出版社成立之后，他知道我曾经跟草婴学俄文，后来又找老师学过，就要我翻译俄文书。然后，有一个编《儿童故事》的同学知道我搞翻译，就向我约稿。我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书，看到迪斯尼出的书，觉得它们画得太美了，我就买回来，陆续翻译，越译越觉得有意思，我很感谢迪斯尼。 1949年后，我就好像成了儿童文学的专门人才，但在“文革”前我翻译的一直都是苏联儿童文学。按照欧美的观点，苏联儿童文学在过去是政治工具。但我还是觉得苏联儿童文学是很有成绩的，因为苏联儿童文学的创建有一个很好的开山祖，就是高尔基。 最初，我是搞创作的，不过吃了大批评。我写《妈妈为什么不去开会》，讲的是哥哥打妹妹的头，把妹妹打哭了，妈妈要忙着照顾小孩子，所以没有去学习，几个孩子决定以后不吵闹了，让妈妈去学习。少年报社把我叫去，勒令我检讨，说这首诗登出来之后，有老师写文章提意见：“儿童队员怎么能打妹妹？”那时是只要有意见你就得检讨。

最得意的是翻译了《木偶奇遇记》

我感到最得意的一件事是翻译了《木偶奇遇记》，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你说儿童文学没有教训，这本书里全是教训，比如：病了要吃药，不吃药会死掉，死了抬出去；不能说谎话，说了鼻子要长长……但是它的故事太有趣了。 有一句广东成语，对我很受用：“摔倒了也抓把沙子。”《木偶奇遇记》是意大利文的，我学意大利文是在“文革”初期觉得无聊才学的，“文革”后期，电台开始教日文，我又跟着学日文，白天关牛棚，晚上回来学外文觉得很快乐。我很狡猾的，那时我借日文书就先借革命日本作家的书看。这两门语言到后来都用上了。 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对我一生是最大的幸运。我的性格深刻不了，干别的工作不会像做儿童文学工作那样称心如意。我爱看喜剧，越来越不喜欢看悲剧，现在连卓别林的电影我都不愿意看。 悲剧可能更接近现实吧，但让别人去写悲剧吧，它不关我的事，我总希望团圆。尤其是给孩子看的书，还是让美好多一些吧。苦难他们将来会受的，不要让他们小时候就对人生充满恐惧感。 我不想返老还童，我才不要当现在的小孩子，他们不快乐，没有我小时候快乐，被管得太死了，各种功课我想想都害怕。现在每个孩子好像都要成龙，哪有那么多龙？我觉得一生就要快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