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钧（1909~2003）原名卢嘉文，笔名有卢森堡、孙博等，广东梅县人，汉族。九三学社成员。1926年开始诗歌创作，1928年后历任太阳社、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诗歌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员，大夏大学、四川省立戏剧学校教授，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冷热集》、《战歌》、《任钧诗选》、《为胜利而歌》，诗论集《新诗话》，译著长篇小说《乡下姑娘》、《爱的奴隶》，专著《俄国文学思潮》、《艺术方法论》、《托尔斯泰最后日记》等。

著作书目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块“铺路砖”

著作书目

爱与仇（中篇小说）1930，现代

冷热集（诗集）1936，上海诗人俱乐部

战歌（诗集）1937，乐华

后方小唱（诗集）1941，上杂

新女性（剧本）1942，华中

为胜利而歌（诗集）1943，国民图书出版社

战争颂（诗集）1945，华美书屋

中华女儿（剧本）1945，国民图书出版公司

新诗话（理论）1946，新中国出版社

任钧诗选 1946，永祥

发光的年代（诗集）1948，星群

新中国万岁（诗集）1950，上海正风出版社

十人桥（诗集）1951，文光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块“铺路砖”

原名卢嘉文的任钧先生生于1909年，广东梅县人，早年在原籍东山中学读书时就开始对文艺，特别是诗歌发生浓厚的兴趣。1928年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留学。

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任钧便以自己的诗作为“武器”，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那时，他经常用笔名“卢森堡”。他曾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部长。任钧指出：“诗人应该从正面去把这血淋淋的现实作为他作品的血肉，去产生他的坚实犀利的诗歌，然后再用那样的诗歌去催促和鼓励全国给敌人蹂躏践踏剥削得遍体鳞伤的大众，为着正在危亡线上的民族和国家作英勇的搏斗”。他后来于1936年初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在发起人宣言上签名。

除了撰写抒情诗之外，任钧还经常创作讽刺诗，嘲讽和鞭挞黑暗的旧社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于1936年出版了《冷热集》，这是中国新诗坛上出现的最早的一部讽刺诗专集。此外，他还陆续出版了《战歌》、《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战争颂》、《发光的年代》、《新中国万岁》、《十人桥》、《任钧诗选》等诗集；诗论集《新诗话》。他曾出版中篇小说、独幕剧集和译著等9种。

建国前后，任钧还创作过不少歌词，有的歌词由作曲家冼星海等谱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他在抗美援朝期间创作的一首歌词《当祖国需要的时候》，由司徒汉作曲。这首歌鼓舞了人们走上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者的战斗行列，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这首歌词和另一首《全国人民齐欢唱》在中国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建国初期，任钧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1957年调至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在“十年动乱”中，任钧成为重点对象之一，被审查靠边的时间很长。他说，“运动一开始就叫我交代‘四条汉子’的情况，一直没完没了。可是，无论在牛棚或是在拘留所里，我都从不消极悲观，始终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镇静态度；因为我相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些事情现在说不清楚，如果真有道理可讲的话，以后总会搞清楚的。”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解放后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春天！”

他对《九三上海社讯》编委工作十分认真，尽管他那时年事已高，但只要编委会举行会议商议编务，他总是尽可能地出席，并且很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任钧先生为人十分谦和，那时他的寓所在衡山路旁，每次笔者上门去联系工作，他都会坚持送客，一直把笔者送到衡山路的人行道上。

上海九三学社文艺支社的活动一直开展得红红火火，任钧是文艺支社的一员。该支社的主委、著名漫画家詹同先生与任钧先生一起多次合作诗画配在社刊上发表，记得其中一组诗画配为《三个幽灵谈心》，还有任钧先生写的附记，另一组诗画配为《洗刷不干净》，都是讽刺日本军国主义的。詹同先生曾把诗画配《三个幽灵谈心》先后寄给本市两家报社，均遭退稿。因此，詹同第三次便把诗画稿寄往四川。1985年9月3日，这一作品——诗、附记及漫画配图全部在四川《成都晚报》第四版发表，有趣的是，在同一版面上同时又重新刊发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年《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詹同先生于1995年曾为此撰写了一篇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回忆文章，他在文中指出：“这桩事虽然过去已十年，《三个幽灵谈心》诗画配这一有趣的面世经历，我却始终不忘，这也是我与诗人任钧的一次颇有纪念意义的合作，因此，我将其选进我的两本漫画集。”

早在1984年，任钧与詹同便合作了一组诗画配，描绘了苏南乡村在党的富民政策引导下的变化，“党的好政策早就叫种田人由穷变富”。1986年，他俩还合作了另一组诗画配《一切向钱看》，讽刺了“拜金主义”，“他们有的以权谋私，有的制造假药，什么道德、法规，什么国格、人格？什么骨肉恩情，什么崇高友谊？早就不合时宜！”

任钧先生的诗歌新作讴歌了祖国改革开放后美好的新生事物，也抨击与讽刺了一切丑恶的人和事，体现了他在创作中爱憎分明的感情。

文如其人，“诗人任钧是一个永远保有童心的人，天赋的幽默诙谐秉性，赋予他对待生活和世界始终是乐观的。”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正如他在《新诗话》中所说的那样：“真、善、美的诗篇，一定是由诗人用生命、和血、和泪去写出来的，决不是用‘笔’去‘做’出来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世界——诗人便是比一般人更能热爱生活、人类、世界的人。”2003年2月18日，任钧在去世前33天留下了“诗言志”的手迹：“生活——这便是艺术的源泉，一切创造力的根基。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艺术。”他，一直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块“铺路砖”自豪、自省。

32万余字的《诗笔丹心——任钧诗歌文学创作之路》包括“诗歌篇”、“论新诗”、“回忆篇”等内容，该书能得以顺利编辑出版，正如该书的编者、任钧先生的二女儿卢莹辉所说的那样：“首先归功于父亲在半个多世纪的战火动乱、世事变迁中尽力保存了自己的主要作品、文稿。整理这些书稿时不由得大吃一惊，没有想到父亲留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资料。”

任钧先生的家属决定任钧留存下来的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的创作手稿以及他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部分出版物和那个时期的部分日记，以及“文革”后与一些作家友人之间的信函，均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