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吴之璠制竹雕松荫高士笔筒，高：15.2cm，筒径：7.4cm笔筒圆体，三矮足，筒身修长轻巧。外壁以去地浮雕法表现3株老松斜插于云翳，松针亭亭如盖。松根处半倚坐一老者，宽袍大袖，扳膝昂首，纵目天外，意态陶醉，而笔筒上部浅浮雕流云遮月，与人物目光遥相呼应，情境清朗，富于书卷气。松干下侧有阴刻隶书“吴之璠”款识。

资料

简介

文献记载

雕工

专家评价

资料

名称：清吴之璠制竹雕松荫高士笔筒

title=清吴之璠制竹雕松荫高士笔筒 style=right src=6a211233a518f8b81a4cffb9 类别：竹雕

年代：清代

文物原属：清宫旧藏

文物现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简介

此作之去地浮雕技法极为纯熟，在有限的高度内划分层次，如3株松树的相互关系，近实远虚，叠压转折，一目了然，人物的姿态表情也处处精确传神。器表年深日久，有纹饰处色浓，无纹饰处色浅，如运笔墨于画布之上。

吴之璠在竹刻技巧上颇多创新，除继承嘉定圆雕与多层高浮雕的传统外，又发展出一种剔地浅浮雕技法，能于较小的范围内表现出物象微妙的凹凸变化，清金元钰《竹人录》特为其命名“薄地阳文”。

文献记载

笔筒是搁放毛笔的专用器物，据文献记载，它的材质有镏金、翡翠、紫檀和乌木，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传世器物，大多是用瓷或者是竹木制作的。笔筒的制作除了材质 title=清吴之璠制竹雕松荫高士笔筒细节图1 style=right src=3c2c4bfbbc8d50566d22eb93的不同，绘画技法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十世纪初期，江西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对传统粉彩画法加以改造，用粉彩原料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形成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绘名家流派。余文襄，又名恂松，别号华舜，斋名“清平画室”“名泉古屋”，师承“珠山八友”之一的何许人，擅长绘画雪景。他的雪景画构思严谨，极富诗意，被誉为“雪景大王”。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晚期。笔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风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雕工

吴之璠，字鲁珍，是清初继朱三松之后嘉定竹雕第一高手，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吴之璠的作品，曾问鲁珍是何人，故宫博物院藏有吴之璠黄杨木雕{东山报捷图},而以竹雕擅名的同类题材的竹雕从未出现过，有的也只是仿故宫所藏,这只笔筒高仅十公分,直径七公分，包浆浓厚，人物刻画维妙维肖，在有限的空间里刻画了两个场面，一静一动，运用了深雕，浅雕，镂雕等技法，层次感极强,有的地方竟然雕有十层之多。

专家评价

数年前，一日客来舍下造访，出一颇旧之竹雕笔筒赠予，欲索拙作荷鸭图一幅。予喜甚，挥洒立就，奉之为谢。 这是一件清吴之璠松荫对弈图竹雕笔筒，椭圆形，棕灰色，高15.5、口径13.1-14.7厘米。可能因为一度保管不善，笔筒受到潮湿环境的侵蚀，外观呈陈旧的木质感，光泽也较弱，内底已有些朽意，可喜的是尚完好无缺。笔筒的正面刻二老者松下对弈，以石为案，就石而坐。一老者举棋未定，另一老者凝神以待。绝壁虬松之下，别无它物，作者用简练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一片寂静空旷的境界，使人觉得在这里对弈的定是二位世外高人。笔筒的另一面刻两句诗：“每逢对坐无言语，尽日时闻下子声。”其后的款识为：“康熙丙午秋 之”，并于凸起的小方块中刻一阴文“吴”字印。书法为行草体，遒劲挺秀。笔筒的右侧面除款识外，在款识与一老者背后的大片空白处，刻一椭圆形阳文“宝”字印，在整个画面的构图中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前后二部分之间的联系，在构图上是不可缺少的。在笔筒的左侧面，竖起一块完整的石壁，刻出其大体轮廓后，未加修饰，而是在上面加刻二行阴文小字上款，曰：“奉祝天平兄花甲之寿於太行。”书法为行楷体，挺秀儒雅颇具书卷之气。笔筒足部的处理较为光洁平整。

从款识得知，这件笔筒是康熙丙午年之秋，即康熙五年（1666 年），吴之璠客游太行时为祝贺他的朋友“天平兄”（无考）的60寿辰而刻制的。是一件即兴之作，如同画家的即兴之作一样，相对平常而言往往是率意为之，不计工拙而自工。因为寥寥数笔，所画之物跃然竹上，其艺术功底一目了然。这类作品恰恰是作伪者所无能为力的。正因为如此，这件笔筒的雕刻风格不是精雕细刻，而是简约质朴。

可能由于寿期的时间限制，在制作过程中，只有“惜墨如金”，取其大略，舍去细部了，但能突出神韵，颇具中国文人画疏朗超逸的趣味。如果将这件笔筒与吴之璠的另一件名作，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对弈图黄杨木雕笔筒作比较，这一件当算是文人“大写意”之作了。这件笔筒尽管是即兴之作，依然具备了吴之璠作品的某些特点。这件笔筒采用的是深浮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刻法，最深处有0.7厘米，这种深浮雕技法正是吴之璠早年师法“三朱”的痕迹所在。同时还可以看出吴之璠的自家路数，在浅浮雕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薄地阳文”的刻法在这里已初露端倪。吴之璠喜欢在刻画具体的物象之外，将虚处刮及竹理，使之出现光素的地子,并常在这地子上用凸起的阳文刻出成片的诗句,使整个画面达到图文并茂、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这件笔筒也不例外。还有，由于要凸起阳文而刮平地子，便自然而然地形成笔筒的口沿及足根微有外侈，这是吴之璠某些作品的又一特点，这件笔筒也是如此。再看那为了使构图得以平衡而加刻的椭圆形“宝”字印，在吴之璠的另一件名作，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二乔图竹雕笔筒上也同样出现过。只不过那一件所刻为阴文，这一件所刻为阳文。阴文阳文之别，是和艺术处理的需要分不开的。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件笔筒上所刻的诗句，虽然只有两句，但在艺术处理上却布满了一个宽面，因为字数偏少而字形较大，只有如此才能和整体的风格相一致。只有字形大了，才能便于发挥作者行草书的功力。此笔筒上的书法一气呵成，苍劲有力，气韵生动，堪称上品了。《嘉定县志》所记载的：“吴之璠字鲁珍，工人物花鸟，行草秀媚遒劲。”信不虚也。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这件笔筒是吴之璠偏早期的作品之一。既有年款，又有上款，制作的时间、地点、目的均十分明确，是研究吴之璠竹雕艺术和吴之璠生卒年代十分珍贵的资料。

在历史所遗存下来的吴之璠有款识的作品中，有明确纪年的比无年款的真实性更加可靠。因为纪年款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也增加了鉴定的依据。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吴之璠山水人物笔筒（见《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期，朱淑仪《吴之璠及其竹刻艺术》一文图10）就被定为伪品。朱淑仪先生在该文第三节“真伪之辨”中写道：“山水人物笔筒，现藏上海博物馆。这是一件有‘之’伪款的作品。笔筒上也采用了深浮雕兼透雕技法刻松下四老赋诗作画的情景，背面另有二老平顾交谈，周围侍女、书童数名。此类文人雅集的题材在明末清初时较为多见，当时的木雕、犀角、象牙等雕刻工艺品中选取该题材甚多。此笔筒的构图布局以及雕工与之相差甚远，山洞石穴用刀生硬，松树枝杈蟠曲似爪，松针层次不清，显而易见并非出自之之手。笔筒上有‘戊戌春三月’年款及‘之’隶书款，下有‘吴’字方印，洞穴间另有‘之’隶书方印一方。其书体章法、落款部位及印的书刻都属伪造者臆想。此件竹刻系清代晚期嘉定地区的一件无款作品，被添加了伪款。”

从以上的描述和论断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文章的作者在对该笔筒进行鉴定时，忽视了艺术品鉴定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常识性问题，那就是任何一位作者，不管他是工艺美术大师还是书画大家，其早期作品和中晚期作品相比，艺术水平和风格特点是有很大差别的，有时候的确会给人以“相差甚远”的感觉。这种差别是客观存的，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因此，我们不能拿艺术家完全成熟以后的艺术水平作为尺子去衡量其早期尚未成熟的作品，从而轻率地把真品误判为伪品。文中提到“此类文人雅集的题材在明末清初时较为多见，当时的木雕、犀角、象牙等雕刻工艺品中选取该题材甚多。”这不仅不能作为把该笔筒定为伪品的依据，相反恰恰从选取题材的时代特征上证明了该笔筒是真品。同一题材被同时代的不同品种的工艺品所取材是最为正常的，同一题材被某位艺术家反复采用也是正常的，鉴定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该笔筒所采用的深浮雕兼透雕的技法正是吴之璠早年取法“三朱”的实证。至于该笔筒在款识的书体章法、落款部位及印的书刻方面被认为所存在的问题，亦并非伪造者的臆想，而是由于吴之璠竹雕艺术尚未成熟而造成的，这应该视为吴之璠早期作品的特征之一。如果没有年款的话，那么吴之璠对这件作品的著作权有可能永远被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