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泰门，是浙江省杭州市古城门。清平、安泰，这是城门的原意；沪上的开埠、铁路的兴建、帝制的没落，这是中国的近代。清泰门，它所拥有的细节，更多的属于近代，这是中国从不变到万变的开端。就像以这个城门命名的立交桥，多多少少的巨变，从此开始。

清泰门历史

清泰门相关

清泰门历史

唐景福二年（893）钱鏐在现清泰街与建国路交叉处西侧筑城垣，建城门，谓南土门。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移隋之城门至现清泰街和城头巷交叉处(章家桥西)名崇新门，又名荐桥门。元初城郭俱毁。元至正十九年(1359)，张士诚重建城垣，并向东伸展二里，因门内有—清泰桥，故名清泰门。因门外古有螺蛳埠、螺蛳桥，又称螺蛳门。城门建有半月形城，亦称瓮城，用以加强防御。清代城门依然存在，民国15年(1926)拆除。清泰门外沿江—带为熬卤制盐之地，盐担都由此门入城，故又有“螺蛳门外盐担儿”之民谚。

这段铁轨和站牌，是环城东路滨河景观绿地改造的景观景点之一“铁轨之音”，它是为了纪念1909年沪杭铁路沿河东穿城而入，设车站于清泰门(即今城站)的历史事件，再现沪杭铁路开通的历史。杭州火车站始建于1906年。据考证，1905年7月，浙江绅商汤寿潜在上海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当时计划江浙两省合建苏沪杭甬铁路，杭州站设在艮山门。之所以又迁到了现在的地址，这里头还有个故事。

1906年大年初一，汤寿潜在家中设宴款待爱婿马一浮(日后中国的国学大师)。酒过三巡，汤寿潜把铁路设计图纸拿给马一浮看。不料，马一浮看了以后，一句话没说，当着老丈人的面，把图纸撕成了两半。汤寿潜当场就愣住了，尽管内心不快，他还是忍住了，询问马一浮为什么这么做。马一浮指着图纸说：“把艮山门作为杭州铁路的总站，杭州的市场和商业中心势必会集中到艮山门一带，这样杭州城内就会经济萧条，也不会有人去欣赏西湖的风景了。”

汤寿潜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征询女婿意见：“依你看，该如何办?”马一浮提议，铁路必须穿城而过，总站设在城内的中心地区，再延长支路到钱塘江边。这样不但杭州城内经济繁荣，而且还可以使浙东水路交通衔接。这番话说得汤寿潜喜笑颜开，他高兴地接受了女婿的建议。

然而，此时艮山门总站的站房已经建好了。汤寿潜于是派人重新勘测，最终决定将铁路终点站设在清泰门内，支线延长过南星桥，直到闸口。因是城中之站，人们习惯称之为“城站”，这一称谓一直流传保持至今，1909年8月13日，沪杭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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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谚：清泰门外盐担儿。

挑盐担挑出伟业的，是吴越王钱鏐。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到民国初期浙西的私盐贩子，一根扁担，两头是溜尖的乌铁，一旦与官兵遭遇，常有万夫不挡的枭雄出来。读这一段，我想起了在东北插队，当地的盐，是在粮站按户售卖的。其实，清泰门外盐担儿，说的就是官府对盐的统购统销。前面说到龚自珍在北京时的宣南诗社，社中有一个魏源，近代史上“师夷之长技”这话，就是他提出的。后来，此人见改革无望，靠倒卖“食盐许可证”，倒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了。

《三刻拍案惊奇》是晚明的话本，作者署名西湖浪子。第二十六回说到清泰门外的产盐，是将挖来的江沙，放在搭起的“灶炉”中泡煮，“煎沙成盐”。这与沿海的晒盐大不相同。宋以前，杭州的“盐榷”（盐专卖所）在盐桥旁；元、明时期，称盐业批验所，（在东河太平桥附近）。盐商盐贩，都要到此得了官府的确认，才能“称掣放行”（“掣”就是抽取检查），“分行各地”。所以，清泰门外的盐民，往往在一个大好的艳阳天下，挑了白花花银子似的晶盐，委蛇行走在城墙的外面，从庆春门进城，以待官府稽核。

清时，杭州府辖下的盐场，在清泰门外有“三保”（这“保”，是否就是现在清泰门外“堡”的由来，尚需考证）。“三保”设有灶保三名，役使四名，属于杭州府的“干部”编制，负责盐场的“稽煎缉私”。盐的制作，全在这些稽缉人员的眼皮下进行。盐场的产出，除了配给仁和、钱塘、余杭三县的“肩引”（“肩”挑夫；“引”销盐凭证）每“引”一百斤外，剩下的盐全由官府出币收买。这一种“引”，每八天一换，核对盐贩的身份。

省会杭州，民食殷繁，盐贩纷杂。钱塘与仁和两县的食盐销售，可以互相调剂，听凭盐贩“互地行销”，这很有一点计划经济下市场经济的意思。只有余杭来的“肩引”，走的路线是有规定的，就像现在的出租车管理，只准盐贩走清泰门外前往武林门，再出观音关直至余杭，“不许饶道越走”（旧观音关在武林门外的观音桥），这也是余杭不同于直属县钱塘、仁和的区别。不过，清时还有一条贩盐的规定很人性，这就是杭州府另拨仁和、钱塘两县的老年人贩盐名额三百个，凭“筹”每日“止许负盐三十斤”，使无依无靠的老人能保持“易米糊口”的生活，这也是1689年康熙南巡杭州时尊老精神的发扬。

清泰门外盐担儿，一直挑到了1937年的12月，日本佬举着膏药旗从东面来了。进了杭城的日本佬将旧城门作为固守的凭借，盐担儿一度被封锁在城门的外面，统配盐店在杭城出现。当时，清泰门外的产盐地已经东移到了翁家埠。搭灶煮盐，依然因袭。这也是江南多雨，不得为的方式。这一方式，制约了盐的产量，也必定将成为新的生产关系改革的对象。1949年共产党来了，这一年的11月8日，由浙江省盐务局军代表张元勤批发的76号文件，就是在“改煎为晒”的改革中，对翁家埠盐场一只“九号灶”要求保留的质疑。当时，翁家埠驻有一连盐警，对改革的促进，也有一定的威慑。

杭州盐务分局局长罗义文在1949年的工作总结中说到杭城的盐担儿，尚有“二百余名”。说这个数字，罗义文满怀感激。他说：国民党时期，盐“全部实行官收”，“我们接管以后，由于资金和食粮的匮乏，因此实行自由运销，就场征税的政策”。“这个政策，盐区的封建大板主（产盐以‘板’为单位）和盐商是乐意的”。但在翁家埠宣布这政策时，也有不少的盐商与盐民代表反对。罗义文说，事实证明，反对的人是正确的。“而不少在会上不吭声的人，他们对共产党却是抱观望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后来的几个月，大盐商垄断，囤积抬价，致使杭城一度出现盐荒。分局动员了“二百余名食盐零售肩贩（盐担儿），争取这些人来供应杭市市民的食盐。”应该说，盐担儿为新政权的巩固，有过功劳。

盐担儿，一副衬了箬叶的竹篾盐筐，一步一脚从翁家埠挑进了清泰门，上到江头，下到湖墅。“卖盐嘞！”的叫声，悄然中略显短促。这担儿挑进了卖鱼桥的鱼行，隔日的鲜鱼也就成了鹞儿一样的鱼干。现住德胜东村的84岁老人何立人，解放初期就是盐务局的。他说，当时杭州城里的盐担儿，“七到八”都是私盐，国民党手里就有，你要管他，他说你们条儿码子（指公家人或警察。出自洋泾浜语：“moulds”）为啥不去管管大老板？管我们穷人！何老先生说，当时我们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盐担儿的最后消失，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一份杭州盐务分局1949年10月12日第173号文件规定：在杭市及杭县地区开设正式盐店、酱园店或兼营盐业，“均应向本局申请登记……结保……经查核认可，发给登记证盐摺，方得营业。”从那以后，盐担儿就陆陆续续地步入杭城的盐店和酱园店了。这一年的11月3日，省盐务局有一个51号文件，对余姚盐贩的走卖定了行规：“商人必须向放盐场所声述路线及沿途经过的地名，由盐务所在运照上加盖指定沿途报给地点，中途不得任意变更，一经察觉，概以走私论。”杭城盐担儿的消失，就没有这么一个声色俱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