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相摩(1920—1949) ，江苏阜宁人。原名钱宝善，194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44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在领导阜东宣传工作队工作中，积极开展新文化宣传活动。他酷爱戏剧艺术，且多才多艺，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和反内战斗争。1945—1946年间，曾编写淮剧剧本《新状元》、《哪个力量大》等二十多部，深受群众欢迎。1947年5月，调阜东县委敌工部工作。同年秋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先后到泰州、镇江、崇明、上海等地开展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叛徒告密，被秘密逮捕，壮烈就义，时年仅29岁。

中文名：钱相摩

别名：钱宝善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省阜宁县

出生日期：1920年

逝世日期：1949年5月21日

信仰：共产主义

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抗日救亡 解放战争 胜利前夕 英勇就义)

人物著作(日记摘抄)

人物简介

钱相摩(1920—1949)，原名钱宝善，自取别名哈哈，江苏省阜宁县阜城镇人；民国21年(1932)，在阜宁城小学毕业，民国29年(1940)在江苏省第三临时中学毕业，

民国30年(1941)，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大同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目睹日军在上海暴行，激起他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于民国32年(1943)毅然回故里，投身革命。

民国33年(1944)任糜滩区新庄小学校长、郭集干校校长。

民国34年(1945)任东坎小学副校长。为了抗日，他在做好学校正常工作的同时，日夜奔波，办冬学、夜校，出黑板报，搞秧歌队，开演讲会，宣传抗日的道理和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深受广大乡民的欢迎。

民国35年(1946)，钱相摩任阜东县教师战地服务团负责人，后又任阜东县宣工队队长，奔赴解放战争前线，在参加著名的“涟水保卫战”时，积极采写新闻、通讯，编写剧本，组织文化战士为战斗服务，一方面鼓舞我军士气，一方面向敌军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

同年冬，钱相摩转战在敌我拉锯地区--阜宁城近郊和三灶、獐沟、潘荡等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政治喊话，号召国民党军和还乡团弃暗投明，归顺人民。《黄海日报》刊登他的宣传经验，县宣工队荣立集体一等功，钱相摩荣立个人二等功。

民国36年(1947)11月，钱相摩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之受中共华中工委派遣，至敌占区泰州、崇明做地下工作，他利用亲朋等诸多关系，打进敌人内部，搜集情报，传送给党组织。并设法向解放区运送敌人禁运的、解放区急需的物资。

民国37年(1948)5月，钱相摩又奉命到上海搞策反工作，他以浦江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搜集情报。他还巧妙地在敌特创办的《原子周刊》上发表《衣冠人物》等文章，揭露敌特罪行。为搞好情报网络，他积极组织爱国民主大同盟沪盟总分部，在中上层人士中发展盟员170余人。同时，还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虹口分局建立起地下情报分站和小组，为解放上海提供情报，还为保护敌伪档案、保护重要物资和要害机关做了大量工作，并在上海县农村争取了一支地下武装，准备起义。

民国38年(1949)5月11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以“赤色嫌疑分子”罪名，逮捕了钱相摩，对其施以酷刑，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敌人屠刀下，钱相摩英勇就义，时年30岁。

人物生平

“万一到无法自解的苦难境地，除坚忍以死命效忠群众外，决不有其它任何想法。”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钱相摩日记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后，旋于五月十二日，对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总攻击。

就在这阴霾密布的上海即将破晓的时刻，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战士钱相摩，由于叛徒出卖，被敌特毛森逮捕，于上海解放的前六天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就义于闸北宋公园。

早年经历

钱相摩，原名钱宝善，一九二零年出生于阜宁县阜城镇。六岁入私塾读书，一九三二年毕业于阜宁城中小学，接着求读于阜宁县初级中学。

在校期间，勤于学业，孜孜不倦，数学期如一日，学习成绩优秀，屡获校方奖励。学习业余时间，爱读文艺作品，喜欢参加校内文艺活动。尊敬师长，友爱同学，深情、风趣、健谈，自取别名“哈哈”，同学们都乐意和他交往。毕业离校时，自备的师生赠言簿上，题满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少年英俊”、 “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读书要在不疑处有疑”等勉励词句，相别依依。

抗日烽火纷飞的一九四O年，相摩毕业于江苏省第三临时中学。在中学读书时，和同学办过一个叫做<洪流》的壁报，宣传抗日，在他所写的文章里，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九四一年夏，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取上海大同大学经济系。在硝烟弥漫的年代，从家乡到敌占区的上海就读，旅途要通过敌、伪、顽的多道封锁线，随时会遇到不测风云。可是，强烈的求知欲，使相摩征服种种艰难险阻，坚定了为救亡而读书的信念。一九四三年春，日寇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梳篦式的大“扫荡”，他被迫辍学，从此结束了学校生活。

相摩失学在家，毫不消沉，倍加自学不懈，并帮助同遭失学之苦的年幼诸弟补习功课。通过写日记严谨于己，自省不怠，争时间，求深造。从此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自参加革命，到壮烈牺牲，从未间断。

日寇大“扫荡”开始，相摩随全家迁居抗日后方的阜东县蔡桥十四顷（今滨海县蔡桥乡丰余村）避乱。十四顷是阜东县教育科．暑研会、村学研究会、秧歌舞研究会、教师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经常活动的地方，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非常活跃，这使相摩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逐渐萌发向往革命的动念。当他认识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是救国救民的希望所在时，遂于一九四四年春，毅然离别亲人，投身革命，踏上为人类谋求彻底解放的征程。

抗日救亡

相摩参加革命，就象孩子似地一下扑入慈母的怀抱，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一九四四年春，在糜滩区新庄小学、郭集干校任校长，一九四五年调任东坎小学副校长。此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由对日寇的战略相持转变为战略反攻，积极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相摩胸怀彻底打败日本强盗的大目标，不顾体质瘦弱、眼睛深度近视，刻苦备课，潜心讲解，认真辅导，使学生学业上不断长进。并以课堂为阵地，经常向学生历数日本强盗侵华罪行，阐述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御外侮的革命道理。学生们听了相摩慷慨激昂、动之以情的演讲，每每声泪俱下，磨拳擦掌，怒斥日本强盗。

多一个人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就是多一颗射向日寇的子弹。相摩除搞好学校教育，并把目光转向社会，利用晚间和农闲，积极开办冬学、夜校，对工人、农民进行识字教育和抗日救国的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牢记民族仇、血泪恨，勇敢奔赴抗日斗争第一线。

钱相摩为抗日救亡活动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深深植根于当地学生、教师、干部和群众之中。学生称他为好老师，教师、职工称他为好校长，干部、群众称他是革命的好同志。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人民公敌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内战。

相摩坚决服从革命的需要，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任阜东县教师战地服务团负责人，后又担任阜东县宣工队副队长、队长，肩负起战时宣传的重担。

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涟水战斗打响，相摩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一起开赴前线。在火热的战地服务中，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着。不是搞采访，写战地通讯，就是编写剧本，排练、演出，给前方将士和支前民工以极大的鼓舞，受到支前司令部的表扬。

相摩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战士。不但能编剧本，能导演，还能登台扮演角色。两年多时间里，他个人编写的独幕和多幕剧本就有近三十个。这些剧本，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总任务，起到投向敌人匕首、投枪、炸弹的作用。剧本上演后，在社会各阶层激起强烈的反响。阜东县委和盐阜地委宣传部，多次推荐其中较好的本子。

一九四六年冬，阜宁以南的重镇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阜宁县的三灶、阜东县的潘荡、獐沟等地成为敌我“拉锯”区域。县委决定在这些地区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瓦解敌军、还乡团的斗争。

胜利前夕

一九四七年元月二十九日，相摩在日记里写道：“想不到抗战胜利以后，群众又被拖入内战的苦海。我要为苦难的同胞呼喊，我要呼喊为反动派充当内战炮灰的蒋军觉醒。”

“笔杆就是枪杆，嘴巴就是炸弹”。相摩带领宣工队同志，经常深入到敌我斗争的边缘区域和阜宁城周围，向敌人进行政治宣传。他们每到一处，就在显眼的墙壁上和高大建筑物上书写“蒋军必败，我军必胜”、 “‘蒋军士兵们，弃暗投明，归顺人民，是你们的唯一出路”等大幅标语，瓦解敌人，激励人民。

在对敌宣传方法上，相摩和宣工队同志，可算是用尽了心计。他们把宣传品伪装起来，有的用戏剧海报形式，有的用月商品介绍形式，有的用医药广告形式，张贴上墙。这些形式，不仅吸引大量的观众，达到了宣传教育目的，而且遮过了敌人的眼目。并且将瓦解敌军的宣传内容，编写成民歌小调、玩洋画、看画说唱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每次宣传活动中，相摩总是首当其冲，充任主要角色。他深入浅出的讲解，绘声绘色的表演，使人们于阵阵欢笑、赞叹声中，接受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提高了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政治觉悟。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黄海日报》发表了相摩写的《阜东宣工队在边缘区的工作经验》专稿。六月，全县教师开展评功活动，阜东县宣工队荣获集体一等功，钱相摩、杨正吾被评为二等功。

一九四七年六月，因革命事业的需要，相摩由宣工队调至县委敌工部工作。经过抗日战争末期和两年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由阜东县委批准，十月二十日，相摩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刚加入党组织的相摩，又迎来了新的斗争考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受华中工委的派遣，去蒋管区开展地下工作。

相摩来到白区，不屈苦风凄雨的凌袭，不受红灯绿酒的引诱，不畏重重艰难险阻，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机智灵活，勇敢沉着，巧妙地利用亲朋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先在泰州、崇明一带，打入敌人内部，搜集到许多有重要政治价值的情报，传送给党组织，并为解放区运送了大批敌人禁运的物资。

一九四八年五月，奉党组织指示，他转移到上海。先寄居在榆赫小学，后又利用关系到浦江中学，以教书作掩护，继续搜集敌人情报和进行策反工作。他巧妙地在敌特省调统室创办的《原子周刊》杂志上发表题为《衣冠人物》的文章，揭露敌特罪行。为了建立情报网，相摩积极组织党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大同盟”沪盟总分部，发展盟员。半年多时间里，在中上层人士中发展盟员 -百七十多人，连敌人的市警察局、虹口分局也建立起地下分站和小组。通过区站、分站、小组相互联系，瓦解敌人，传送情报，抢救敝人要销毁的档案，保护物资，并争取了敌人在上海县的一支地方武装，准备起义。为迎接上海解放，相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每值月斜星横的时候，一阵夜风，一阵呛咳，苦痛呻吟。我恨反动派坚持反人民的立场，加深了我们的苦难；可每当想到前途的昭示，我又悄悄地在梦中笑了。”

英勇就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相摩在日记上写着：“站牢人民立场，决不苟且偷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震撼着上海大地。敌上海市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等人，就在这大军压境之时，仍在忙垂死挣扎。特务机关逮捕大批所谓“赤色嫌疑分子”，秘密地逮捕，私密地处死。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个阴冷可怕的鬼世界。

正当相摩同广大盟员坚持艰苦的最后斗争的时候，敌虹口公安分局的一个盟员向敌人告密，相摩于-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凌晨，遭特务机关逮捕。

在敌人的法庭上，相摩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痛斥敌人。瘦弱的身躯，铮铮的铁骨，承受了敌人多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没有叛党，没有背叛人民。

五月二十一日，年仅三十岁的党和人民的好儿子钱相摩，在敌人的屠刀下，迎着解放上海的礼炮，告别他终生热爱的党的事业，光荣就义。

人物著作

日记摘抄

1948年12月4日　生活散记

胜利愈来愈近了，内心的兴奋简直无法描绘，像一个离开母亲很久的孩子，骤然从近处听到母亲的声音，恨不得马上就见到母亲。同时我也感到愧疚，我的学业不够长进，没有好的成绩来安慰母亲，但我仍有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忠于母亲以及母亲的教训，尽管经过千变万化，百般的引诱，只有比过去更坚定更忠贞。

1948年12月22日　如何迎接风暴

上海的特务机关近来逮捕大批所谓赤色嫌疑分子，秘密地执行，又秘密地处死，他们为上海制造又一个阴冷可怕的鬼世界，他们希望将从此安静下来，不再有事，博得主子们的宠爱，无如连日逮捕的结果，从“囚徒”身上除影子外，全未看到任何线索，“匪谍”活动的潜热反而愈逼愈近，愈久愈高，最容易看到的迹象为进步的、少数的、被动的“失踪”，大批的却自动的“失踪”。这对“贤明当局”重申“戡乱到底”决心的时际，冷冷地刺了一刀，泄气不少。

这一切均不足怕，所可怕的为我们所不能掌握自己，损害节操，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所以我们置身于这即将到来的大风暴内，要辨清方向，守住我们的岗位，等待一个较为适宜的时机到来，我们要风暴来得更粗野些，将反对者的叫嚣比得力竭声嘶。如果企求以可怜的颤抖换来安慰，下一个节目将愈使我们可怕。兄弟们！斗争这名词才是他们所惧怕的，唯在风景没有到来之前，很好地掩藏自己与反动派串演一出仍属必要。

1949年1月3日　新展望

“恭贺新禧！”假使大家都在一起，我一定要撮起两只手，对大家拱一个大圈子，说上几句贺节话。无如我们为了事业各自东西，不能来次团拜。但我深信大家会以激动的感情来迎接事业，胜过迎接新年的欢快。同时我也深信我们的事业将在群力的培植下抽枝茁芽，开花结果。近来大家并不因新年到来而感到轻松，倒是紧张的情绪日渐加重，像舞台快要揭开帷幕和观众就要见面那样的紧张严肃。谁都懂得1949年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为一个不平凡的年头。所以谁也不愿平凡地度过这个年头。“充实与光辉你手内的事业！”不知谁在叫喊，也许为我的思想、灵魂。由于不断地提醒，大家也就不断地苦干，事业在这营养优良的环境里，生长的速度，自会比平日惊人。我决心将征服一切困难，让鲜明的红旗插到事业中去。

1949年1月23日年　残岁急写乡思

快70岁的老母与年仅5岁的孙儿偎依度日，值此年仅一度佳节，也不知有几许感触？想起来总像有个结没有解开似的，可我绝不怨怼组织，我应该将自己献给人民，我不能照顾母亲和孩子，亦势所必然，能为己为人民多想，也就安慰了，况今后的新年将随生产复兴计划的实现而蒸蒸日上呢？

去年的农历新年，我留在泰州，今年的农历新年，泰州获得了解放。如果今春人民解放军再向江南进军，整个山河就要改观，我当为全民的解放事业而兴奋。

1949年3月28日　生活散记

上海陷于特务的恐怖统治，从许多迹象可以予以证实。如警察局长换了毛森，据称他为戴雨农的股肱干部。于调任前曾负责上海警备部的二处工作，这次也带了大批的保密人物到局内来，显然拟将警政特务化。两特区办事处经叶秀峰两次亲临“指示”也逐渐加强起来。其他的由滕杰领导的军统部队，如志愿兵团、自卫兵团，亦大事扩军，准备必要时转入地下，这为大局发展过程中必有的插曲。我为了提高大家的政治警觉，特地强调出来，未尝不可以看作考验的节目。果然有部分弟兄将知难而退了，以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情绪不无消沉，转趋下游。我看清了这种现象，乃将军统的最近任务布置印发，一方面令大家洞烛其奸，另一方面要大家认识了纸老虎，还提出“战斗第一”的口号，检查与清除这种可耻的退却思想。

1949年4月22日　春雷

自和谈决裂，大局究作如何分解？千万人均急待着这个变化。外边飞着细雨，天气格外阴沉，突然从看报的人群中，响起一阵惊呼，立刻抓住了全办公室人的注意力，“真快，获港登陆了！”那方先生喃喃地自语。

中共曾经广播25日以前渡江，一般信赖长江天险说法的人，均嗤以狂妄。尽管他们说得乐观、天真，渡江的初步行动，毕竟成了现实。

外面的雨阵更大了，雷声也更紧了，屋内渐暗下来，好像有种革命的力量，马上要压破这古老的屋顶，我们均静待这翻天的变化，谁都懂得，随着这破除阴霾的雷声，将由和风推送出明丽的太阳。啊，伟大的荻港新生！你带给大江南3千万人民最美好的启示与最有力的鼓舞，至少是一个启端。

1949年4月24日　马路上

各大报的头条新闻均为“南京国军业于23日午前作战略性的撤退”。“共军占领江阴”、“共军进入无锡”的一类新闻亦于第一版刊露。情况异常紧张，谁也不敢保证共军于本月内不致进入上海。加之晚报消息更趋严重，苏州已成真空地带，安庆、芜湖先后“弃守”，白崇禧飞长沙，何应钦飞广州。许多似是而非的谣传也乘机蜂起，如“昆山已经情况不明”、“沪淞交通断绝”、“两路局于今夜撤退”、“各机关烧毁公文”……一面张贴着警备司令部紧急戒严法的布告，一面许多人围在一起，在指手划脚地为广州政府算时日，谁不在说“大势已去！”

1949年4月26日　严恶气流

24日晚大逮捕开始，各大学被捕同学很多，现除根据其黑名单外，根本毫无法律条文堪资遵循。同时27日突击检查开始，表面为疏散居民，实则为搜捕我方“潜伏分子”。最易引起敌特注意的，首为日记、文件。我为顾全整体，避免因小失大，就此忍痛暂告终止，让我这一直伴随在身边的“老友”，再度埋伏，我坚信我们再见的日子将不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