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的石刻从规模上也超出了以往的陵园石刻，超大的体量表现出大唐盛世的宏大雄壮之势，乾陵石刻的雄浑气势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高大宏伟，更在于内在精神的深邃与大气。而这种精神气度在乾陵石刻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淌着，一种深邃而强大的精神力量与简洁朴实的雕刻形式相辅相成。乾陵石刻无论是雍容华丽的人物还是张扬霸气的动物，都能从它们宏大的体积内感受到一股涌动的力量，而那些流动的线条中又有着音乐般的节奏与韵律。可以说乾陵石刻艺术就是大唐盛世社会风貌的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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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乾陵石雕刻。在今陕西乾县梁山。是唐高宗李治（628-683）和武则天（624-705）合葬陵墓前石雕群像。陵园南向，分内城和外城，石刻群有内城四门石狮各一对、北门立马六（今存一对）。“神路”排列的石刻计：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鸵鸟一对、石马和马夫五对、石人十对、无字碑、述圣记碑各一、六十一宾王像。是现存唐代陵墓中规模最大的石刻群， 组合形制自乾陵始为唐陵石刻定制。 均采用形体浑厚、庄重，轮廓方整的形式，运用圆雕、浮雕、线雕的综合技法制作，以突出其纪念意义。翼马继承了南朝石刻辟邪的特点；蹲狮侧面轮廓线呈三角形，突出雄伟的气势；持剑石人像头戴皮弁，身穿宽袖长袍，直立的形体相似而面部特征各异，应是宿卫宫殿的直閤将军；六十一瑸像表现的是参加唐高宗葬礼的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者，也是形象记录唐代中外友好往来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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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是唐王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位于咸阳市区向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一座石山。陵园内城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沿主轴线列置的120余件精美绝伦的大型石刻群，成为盛唐社会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让人感受到它所体现的盛唐时代精神。

从梁山南二峰的天然双阙起，往北依次对称排列。秦始皇树翁仲像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的帝王以翁仲石像守卫陵园。翁仲之北是两通石碑，西边的一通是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它是女皇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纪念碑，碑高6.30米，宽1.86米。碑文约5600余字，武则天亲自撰文，中宗李显书丹，笔划初刻填以金屑，现今个别字的金迹尚在。东侧一通是武则天的无字碑，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约98.8吨。碑身雕有八条互相缠绕的螭龙，左右两侧各四条。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两侧各线刻高4.12米的“升龙图”。碑座阳面线刻“狮马图”，长2.14米，宽0.66米。整个无字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美，为中国历代群碑中的巨制。无字碑唐时立，但不铭唐人一字，留下诸多待解之谜。目前主要有“德大说”、“遗言说”等。“德大说”是武则天认为自己以女子称帝，“功高德大”，难以用文字表达，故仅立白碑；“遗言说”是说武则天临终前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故不铭一字。从北宋崇宁二年（1103）至明崇祯六年（1633）的530年间有“往来登眺者题咏诗篇刊其上”，计39人42段。其中无字碑阳面正中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朗君行记”题刻是用被称为“二十世纪之谜”的罕见的契丹文字镌刻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在两通石碑的紧北边，竖立着61尊蕃臣石像。东群29尊，西群32尊。这些石人是当时唐王朝属下的少数民族官员和邻国王子、使节。武则天为炫扬高宗及武周朝的威势，将他们雕像立于陵前。在石人像的背部刻有国别、官职和姓名，今字迹可辨认者有“木俱罕国王斯陀勒”、“盛于阗王尉迟璥”、“吐火罗王子持羯达犍”、“默啜使移力贪汗达干”、“播仙城主何伏帝延”等七尊。陵园内城的四门之外，还蹲踞着4对8尊高大雄伟的石狮，以朱雀门外的最为雄伟。这对石狮昂首挺胸，巨头披鬃，瞋目阔口，两足前伸，身躯后蹲，凛然挺拔如泰山。置石狮于陵前，增加了陵园的神圣和威严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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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

太新了不像文物

唐陵石刻是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瑰宝，尤以顺陵、桥陵、乾陵石刻为其典型的艺术体现。顺陵为武则天母亲杨氏之陵，桥陵为武则天少子、唐玄宗之父李旦的陵寝，乾陵则为一代女皇武则天与其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

西安市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国家文物局砖石质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主任马涛告诉记者，除去历史的斑迹，石刻修复后会不会丧失历史沧桑感，会不会让人觉得太新就像复制品？当时在对乾陵的7件石刻进行修复时，也曾有过这方面的争议。但由于陵园石刻长期露天放置，历经风雨沧桑，一些精美石刻已残破，同时风化病害也使石刻面目全非、锈迹斑斑，已无法看清石刻表面的精美纹饰。这些病害已经对石刻构成了危害，不具有人文特征，对文物本身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公众所说的会不会显得太新，没有了沧桑感，主要是从视觉上来体会的，而修复主要是从文物安全方面来考虑的，通过将文物的锈迹清洗、对石刻裂隙进行加固处理、对石刻表层进行化学加固等方法处理，来恢复石刻文物本来的面目。

修复

补残做到修旧如旧

专家们是如何修复大型户外石刻的呢？对于风化的石刻，采用了化学加固的方法；对于石刻裂缝则采用了浇灌加固的方法。有的石刻底座丢失了，这次则进行补配；对于已经倾斜的石人像则进行了扶正。一些倒在田野的石马，也都重新被扶起，摆回了原来的位置。对于铁箍风化产生的铁锈，专家们用化学品予以清除。对于一些石刻残损缺失部分，则采用了相同或相近的石质进行拷贝，并与原有的残块进行有机黏结或加固，补配后再将新补配的做旧，从外形到外观上达到“相似”，体现石刻的艺术感和应有的风貌。“修整后的石刻，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皇家的气派。”有专家认为，在三座陵园中，乾陵陵园内精美的石刻群雕气势最为宏伟，顺陵最具特点，桥陵石刻雕工精美。专家评审后，对修复工作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项目对三陵的七十多件石刻实施了有效的保护，而且效果良好，对同类石刻保护具有指导意义，并建议整理经验推广。

乾陵、顺陵发现新石刻揭示政治争斗

顺陵新发现的石羊、石虎、仗马，以及乾陵首次发现石虎揭示了武则天与李唐之间的争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韩伟说，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死于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当时按照刺史夫人的级别来安葬。武则天称帝后，追封其母为“孝明高皇后”，将墓改为陵，称顺陵。“在唐朝，石羊、石虎均为人臣之墓，设置石羊意为皇帝希望人臣像绵羊一样温顺，而设置石虎，则是希望人臣像老虎一样为君主服务。”韩伟解释说，此次发现的一对石羊和一对石虎，充分说明了武则天之母当初是按照人臣之墓的规格入葬的。武则天当权后厚葬其母，将石羊、石虎深埋，将墓扩建为陵，并设置了皇陵资格的华表、奉阁将军、仗马等，并设置了一对石天禄（像麒麟又像狮子带有翅膀的动物），重达70吨，这是三座陵园的石刻中最重的。

武则天驾崩之后，李唐重掌江山，顺陵又遭了殃，由陵又变成了墓，其华表、仗马、奉阁将军等具有皇陵标志的石刻被掩埋，重新立起了象征人臣标志的石虎、石羊。专家在乾陵北门还发现了石虎。“这意味着乾陵在武则天称帝前，曾摆放有石虎，而武则天当权后将其深埋。在武则天之后，唐陵之中再没有出现石虎，这成了陵园转折的标志。”考古专家分析，武则天特别忌讳石虎，视之为“人臣象征”，以前在乾陵也没有发现过石虎的标志。如今这些被掩埋的石刻全部被立了起来，向人们展示着当时的政治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