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旗人 |
| 释义 | 旗人是明万历十九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诸部，后建立八旗制度，八旗中的人对自己的简称。八旗打破了原来分裂的局面，使得努尔哈赤直接掌管八旗，当时的旗人拥有一定的地位。 前言八旗的形成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诸部，伴随统一战争的进行，归服的人口日众，先前那种只凭血缘关系的军事与生产组织，已不能适应统一战争的需要了。于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下，八旗制度便应运产生了。《满文老档》中记载如下：“聪睿恭敬汗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村拨什库四人。将三百男丁以四章京之分编塔坦，无论做何事，往何地，四塔坦的人按班轮值，其同工、同差、同行走。”（额真来自蒙语，是主人的意思。） 随着统一战争的不断扩大，牛录编设的增多，为适应多兵力、大规模作战统一指挥的需要，努尔哈赤将五牛录（实际大多不止五个）组成一个甲喇，在由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即旗。并以八种不同形式的旗帜作为标志，行军战斗；生产劳动；行政管理均为一个固定单位。旗是八旗制度中的最高组织形式，也是最大的军事编制。 满城“满城”，系1718年（清康熙五十七年）由年羹尧主持、建于城之西南角、专供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居住的城中城，习惯上呼为“少城”。城设五门八旗重要官署均设满城内，由清帝直接任命的最高官员“将军”统管，四川总督亦无权过问，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除满人、蒙古人外，汉人不得进入。这些八旗官兵的后代，生下来就享有一份“口粮”，过着“月赐钱粮，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由成都附近十六州县每年向“满城” 交纳大量粮食和生活用品，其中仅粮食一项就多达92万余石。直到清末宣统年间，将军玉昆把满城东南一大片开阔地辟为公园，始向大城的汉民开放，才打破了两百多年汉人不得进人满城的陈规。 八旗样式初建四旗，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作旗帜。增添的四旗，用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种颜色作旗帜。然而，八旗的颜色有一个变化过程。据《光海君日记》卷169所载，“初始为青、黄、赤、黑五种颜色旗帜，尔后为黄旗无画、黄旗画黄龙、赤旗无画、赤旗画青龙、白旗无画、白旗画黄龙、青旗无画、青旗画黑龙八种颜色旗帜。”至于比较规范的八旗颜色，到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二月，始见之于《满文老档》记载有：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共八种颜色的旗帜。其四镶旗为：将原来的整黄、整白、整红、整蓝的旗帜周围镶上一条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不镶边的黄色旗帜称为整黄旗，即整幅的黄旗，习称正黄旗；镶红边的黄旗称为镶边黄旗。习称镶黄旗，俗写厢黄旗。其他六旗也是如此。于是形成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合起来称为八旗。 八旗方位清代的八旗军，包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在行军，驻营时所居的位置是固定的。据说是依“五行相克”说制订的。在《八旗通志》中有如下的记载：“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黑色难辩，故以蓝代之。”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东方属木，颜色为青，木能克土；南方属火，颜色为赤，火能生土克金；西方属金，颜色为白，金能生水克木；北方属水，颜色为黑，水能生木克火；中央属土，颜色为黄，土能生金克水。从五行所属的颜色和五行相克的角度讲，八旗所处的方位恰恰与五行相克的方位是一致的：两黄旗属土，土能克水，所以在北方；两红旗属火，火能克金，所以两红旗位于西方；两白旗属金，金能克木，所以两白旗位于东方；两蓝旗属水，水能克火，所以两蓝旗位于南方。驻防北京的八旗军就是按这种方式布防的：京师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盛门内，并列北方，取土胜水之意；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列东方，取金胜木之意；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列西方，取火胜金之意；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列南方，取水胜火之意。清代八旗驻防营房及旗地的分配均按此方位进行。 其实八旗的排列方位，最初来源于狩猎。据《清文鉴》载，行围方式是“箕掌式”的。其中军黄纛设做围底，围底的两翼树红白二纛处叫做围肩，两翼末端树立蓝纛处称围端。于是围场的组织分为彼此呼应关联的五个部分。 狩猎部众在围底处集结以后以牛录为单位由围底处分向两翼前进，“各照方向，不准错乱”。围而不合，谓之“行围”。左右围端按令合拢后叫“合围”。然后开始猎杀野兽。这种形式是女真人围猎的标准队形和基本序列，在军事行动中也采用它。努尔哈赤在创立八旗制度时，显然是采用了这种方式。正如《八旗通志》所载的：“八旗分为两翼，左翼则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也；右翼则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也。其次序皆自北而南，向离而治。”八旗入关以后，八旗的方位有了更加明确的的规定并且成为定制而推行全国。至于后来发展成的“阴阳五行说”多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努尔哈赤的军事思想与阴阳先生的“五行相克”是绝不相同的。这一点在《满文老档》已有明确记载：天命三年四月，汗颁谕统兵诸贝勒、大臣曰：“太平之道，贵乎公正；用兵之道，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顿兵为贵。若敌寡我众，兵宜潜伏，勿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者，是中我计也!诱而不来，即说察其城堡之远近，远则追击直抵城下，近则追抵城下，俟敌拥集于门下而斩杀之。倘敌兵众，遇我一旗或二旗兵，勿令接近，先行后退，请我大军来会，倘二、三兵合，再行计议。此乃与敌野战之说也。至于城郭堡寨，能取则取，不能取则勿攻之。倘攻之不克而后退，反损名矣!不劳我兵而克敌制胜者乃为智谋之良将也。苦劳我兵，虽有获胜亦何益焉？用兵之首，以我各军不受损而克敌制胜为上。┄┄攻城郭时，不在争先竟进，一二先进，必致损伤也!即先进而受伤者，亦不赏俘获，虽战死，亦不为功。先登城者则方为先进之功，其先破城者，来告固山额真矣。俟各处之人俱破毕，固山额真鸣螺，各处人众，同时并进。”通篇所论的战法无一处提到“五行生克”，可见八旗方位只是八旗的一种布局的方案，军队的实际战术并不是依据五行相克的原则进行的。 八旗制度的特点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创造的满族社会制度。它是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牛录制原是女真人集体狩猎的一种形式，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将其改造成一种满族的社会制度。八旗制度最初具有行政、军事、生产三种职能。这种兵民结合的满族社会结构具有不同寻常的特点。 其一、八旗之间分别独立，不相统属。努尔哈赤从创立八旗制度开始，就把所有的部众，包括后来归附和俘获的人员，都编入各旗中。形成“以旗统人”的统治格局。八旗旗主各管一旗，互不相扰。如阿敏贝勒欺压其弟塞桑古，塞桑古诉于代善、皇太极二人，但代善、皇太极因自己与阿敏同是旗主，不敢过问此事。在满族旗人中有一句俗话，叫“隔旗如隔山”，这就是说各旗独立，只对本旗人负责，旗主间无隶属关系。 其二、一旗之主就是一旗之君。各旗主贝勒对属下旗员、兵丁的统属关系十分严格。“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旗下官员及旗民有事，必须到本旗主处报告，得其允许后方可行动。行军打仗不得擅离本旗及其所属牛录，如擅自离开要处重罚。甚至旗人女子婚嫁也需要本旗贝勒的许可。旗主贝勒在一旗之内就是一个小君主，不是旗主的贝勒，对本旗旗主贝勒都是敬畏如神。 其三、努尔哈赤为八旗之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八旗分隶，互不统属，但八旗却共推一旗之主为八旗之共主。努尔哈赤对八家贝勒具有绝对权威。这一方面是由于各旗贝勒都是他的兄弟子侄，另一方面是八旗之主拥有旗的数量和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各旗。因此他有能力发号施令。努尔哈赤作为大汗，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如战争的俘获品及人畜等，各旗贝勒不能私自支配，必须由努尔哈赤分配。在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中，“汗”有上天赋予的无限的权利。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国家大小政事，均须以汗所事为是，所非为非。这种以血缘关系维系的政权统治带有浓厚的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的遗存。 驻京八旗驻京八旗，也叫禁旅八旗或京旗。是清朝定鼎北京后拱卫京师的那部分八旗。驻京八旗的职责是拱卫京城，负责帝都的安全，故而又分别组建了各种军事组织。其人员由各旗抽调组成。有如下一些组织： 侍卫处：是皇帝和皇宫的警卫部队。清初挑选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才艺出众之子弟为侍卫。“用备随侍宿卫，亦得选预环列”。“凡轮值殿庭，以领侍卫内大臣等总统之。其侍卫等更番轮值，凡六班、分两翼。宿卫乾清门、右内门、神武门、宁寿门为内班。宿卫太和门为外班。行幸驻跸宿卫亦如之”。（《光绪会典事例》卷1106）顺治初年定，领侍卫内大臣6人，即上三旗每旗2人。内大臣6人，散秩大臣无定员。侍卫的人数规定为上三旗每旗20人，共60人为一等侍卫；每旗50人，共150人为二等侍卫；每旗90人，共270人为三等侍卫；每旗30人，共90人为蓝翎侍卫。上三旗总共出侍卫570人。此外，还设有宗室侍卫。在侍卫之上又设侍卫班领12人、署班领24人、侍卫什长60人、宗室侍卫什长9人，均由上三旗等额出任。 骁骑营：骁骑营是八旗中的主力部队，按旗各设之。骁骑营在京都担负守卫城门之职。北京内城九门即安定门、得胜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崇文门、宣武门、正阳门，由满洲八旗骁骑营守卫。除正阳门有八旗各派兵20人守卫外，其余八门各有居门内的各旗派兵30名守卫。京师外七门，即东便门、西便门、广渠门、广宁门、左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分别由汉军八旗把守，每门有汉军甲兵10人。 前锋营：前锋营为皇帝卫队之一。由满洲、蒙古兵之精锐组成。其前身是入关前的摆牙哨兵。入关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定为前锋营。前锋营的职责是皇帝“大阅则为首队，介护军以列阵，鹿角开则前进，返则分前锋之半殿焉”，皇帝“巡幸则警跸”。 前锋营设前锋参领8人、委署前锋参领4人、前锋侍卫8人、空衔花翎8人、前锋校96人、空衔前锋校8人、委补蓝翎长8人。 护军营：护军营为守卫紫禁城的卫队之一，由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选17名精锐者组成。设护军统领8人、护军参领满洲80人、蒙古2人、护军校满洲681人、蒙古204人，分辖营众。其职责为：“大阅则为首队，夹前锋以列阵，鹿角开则前进，返则分前锋之半殿焉。常日令上三旗参领、副参领坐班于太和门。朝会则侍于陛前以管辖，不敬者执之。燕飨戒其执事，部燕则率以弹压，午门颁赏亦如之。大祭祀，统领一人与于后管。皇帝宿斋宫，率其属以环卫。驾出入则警跸。巡幸则设管营大臣一统辖营众。掌司门禁，率直班官兵以守卫宫阙。紫禁城内以上三旗官兵直焉，紫禁城外以下五旗官兵直焉”。（《光绪大清会典》卷87） 步军营：步军营由满洲、蒙古每佐领下步军领催2名、步军18名，汉军每佐领下步军领催1人，步军12人组成，步军营共有兵21000余人。按八旗方位驻防，负责城内社会治安，专司缉扑之事。 火器营：火器营也是京师卫队之一，它建置较晚。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91年）有汉军火器，康熙三十年始设八旗火器营。内火器营在城内，有枪炮二营。外火器营在城外蓝靛厂后，专习鸟枪，亦操练马步射及其它技艺。内营有鸟枪2516枝、炮甲鸟枪880枝，子母炮40门。外营有鸟枪2516枝。火器营设掌印总统大臣1人，执掌政令。内外火器营分设翼长1人、署翼长总营1人，营总1人鸟枪护军参领4人，副鸟枪护军参领8人、署鸟枪护军参领16人。 键锐营：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三月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反叛，乾隆派张广泗去云南平叛。因作战需要，命八旗前锋护军内选体壮勇猛者千人习练云梯技艺。战事结束以后，乾隆遂命云梯兵别立为营，遂有健锐营之设。此为乾隆十四年之事。健锐营云梯兵千人分为左右两翼，各设翼领1人、前锋校50人，统于掌印总统大臣。健锐营共有兵员3800名。健锐营的职责是“大阅则为翼队，会外火器营以交衡。常日备静宜园之守卫。巡幸则扈从”。（《光绪大清会典》） 神机营：神机营设置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由亲王、郡王内特简一人为掌印总理大臣。神机营之兵选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之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内务府、圆明园护军营中的精锐者，是一支优中选优的最精锐的皇家卫队。其职责是“皇帝大阅于南苑，则分布全队以列阵，阵各备其式，分官兵以守卫。紫禁城内，则协同巡缉焉。三海墙外，则轮流值宿焉，皆日而代，阅十日而周”。 驻京八旗各营兵主要如上，此外，还有圆明园护军营、内务府三旗、虎枪营等。 驻防八旗驻防八旗是被清政府派驻到全国各地扼要守险的八旗军，顺治年间，驻防各地的八旗兵丁有1万5千余人；康熙、雍正年间有7万9千人；乾隆、嘉庆年间有10万余人，一直到清末。按驻地划分可分为畿辅驻防、东北驻防和各直省驻防。 畿辅驻防始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是年设昌平州、固安、采育里、张家口、古北口、独石口等地驻防。 东北驻防。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备受清政府的重视。包括盛京驻防、吉林驻防和黑龙江驻防。 盛京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驻防的兵力仅次于京畿地区。设盛京将军1人总辖之，下设副都统4人、副都统衔总管1人、城守尉8人、协领15人、防守尉2人、佐领131人、骁骑校207人；主要驻防地为盛京、兴京、凤凰城、义州、牛庄、锦州、金州、辽阳、熊岳、复州、宁远、广宁、铁岭、开原等。 吉林驻防，设吉林将军1人、副都统6人、水师营总管1人、协领23人、参领1人、佐领137人、防御81人、骁骑校141人。主要驻防地有宁古塔、吉林、伊屯、赫尔苏、巴彦鄂佛罗、布尔图库苏巴尔汗、伯都讷、珲春、拉林、阿勒楚喀、打牲乌拉、三姓等。 黑龙江驻防。设黑龙江将军1人、副都统4人、副都统衔总管2人、总管9人、协领20人参领 1人、副总管23人、佐领246人、防尉28人、骁骑校250人。驻防地主要有齐齐哈尔、墨尔根、呼兰、呼伦贝尔、黑龙江城等。 各直省驻防。除京畿、东北驻防外，全国其他驻防如下表： 始设驻防 顺治 二年 陕西西安府 满蒙兵2000 将军1、协领4 六年 山西太原府 满蒙兵612 城守尉1、防御骁骑校各4、 十一年 山东德州 满蒙兵340 城守尉1、防御4、骁骑校4 十五年 浙江杭州 满蒙兵969 总管1、都统1、副都统2 十六年 江南京口 汉军2000 将军1、副都统2、协领参领各8、防御80、骁骑校40 康熙 十九年 福建福州府 汉军2007 将军1、副都统1、协领参领各4、防御骁骑校各20 二十年 广东广州府 汉军1125 将军1、副都统2、协领参领各8、防御骁骑校各40 二十二年 湖北荆州府 满蒙兵3543 将军1、副都统2、协领8、佐领防御骁骑校各56 三十三年 山西右卫 满蒙汉兵4903 将军1、护军统领2、副都统4、护军参领56、协领12 五十九年 河南开封府 满蒙兵800 城守尉1、佐领防御骁骑校各8 六十年 四川成都府 满蒙兵1600 副都统1、协领4、佐领20、防御骁骑校各24 雍 正 九年 山东青州府 满洲兵2400 将军1、副都统1、协领4、佐领防御骁骑校各16 十三年 甘肃庄浪 满洲兵680 副都统1、协领1、佐领4、防御4、骁骑校4 乾隆 二十七年 新疆依犁惠远城 满蒙汉3200 总管1、副总管2、协领、佐领骁骑校各46、防御40 三十八年 新疆乌鲁木齐 满洲兵3000 新疆巴里坤 满洲兵2000 三十九年 新疆古城 满洲兵1000 四十二年 新疆塔尔巴哈台 额鲁特兵1000 四十四年 新疆吐鲁番 满洲兵500 东北是满族的老家，又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其中配备京畿和东北的兵力，约占全国驻防八旗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东北的驻防八旗又占畿辅地区以外驻防八旗总数的一半以上。东北只由满蒙兵驻守，未配备绿营汉兵，说明清朝统治者对自己的“发祥地”的极端重视。相比之下，内地各省八旗驻防，一省不过一至三处，又以长江以北为多。其卫戍任务主要由绿营汉兵担任。满洲八旗主要起监视作用。驻防八旗原由京旗各旗派拨，其户籍仍有原旗管理，所以清初驻防八旗官兵仍把北京视为老家。驻防八旗分散于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瑷珲，西迄依犁、东到江宁（南京）。除在东北外，大部分都处在汉族的包围之中。清朝统治者担心驻防旗人沾染汉俗，以至“国语骑射”荒疏，丧失震慑地方的威力，处心积虑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主要有：一、驻防旗人禁止在外地设立坟茔。康熙年间规定，驻防旗人亡故后，一律用棺木收殓或火化后送京归旗。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驻防官兵亡故，除盛京等处外，其内地各省，不许在彼设立坟茔。情愿装盛棺木送京者，听其自送；如贫乏不能自送，仍火化官送。其妇女、闲散人等骨殖，以于每年官送之便，附带至京。”二、修筑“满城”，实行旗、民隔离政策。这种满城不仅是一个兵营、堡塞，也是一个在当地社会中相对独立的旗人社区。除了军事需要外，它可防止旗、民之间发生直接冲突。而且更便于加强对旗人的管理和控制。如满城内的旗人平日不准离城20里，远出要请假注册，回城要销假，违限不归按逃旗论处。旗兵及其家属在满城中生活十分单调，平时训练，战时出征。不准从事农、工、商各业。满城初期没有任何商贸之处，日用所需靠到毗邻汉城购买，或靠民人货郎白天进城购买。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满城既是驻防旗人的生活天地，又是困锁他们自身的樊笼。 旗人兵饷有清一代，清政府禁止旗人从事农、工、商各业，当兵成为旗人唯一正当的职业。八旗军队中的兵丁是从各旗中的壮丁中挑选的，挑选兵丁俗称“挑缺”，被选中的称为“披甲”成为一个正式八旗兵丁。清廷为确保八旗军的稳定和具备较高的战斗力，陆续建立起一系列的兵丁挑选、演练、粮饷等完备的制度。 旗人粮饷，俗称“钱粮”。其中包括月饷（每月一次）和季米（每年四季发放）。康熙朝定制：京旗前锋、护军、领催，月饷4两，马兵月饷3两。每年饷米均46斛（合23石）；步兵领催月饷3两，步兵月饷1两5钱，每年饷米均22斛（合11石）。这是所谓的“坐粮”，在出征时另有“行粮”每人每月银2两，每月小米8合3勺（《广阳杂记》卷1）。旗兵饷银，由各旗领催于每月初二统计分配后，于翌日发放。除按月领饷外，旗兵领米也由各旗档房和领催掌其事。每年四季，每季领米一次，所以又叫“季米”。领米时间分旗定期，一种为“二五八冬”，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为领米时间；另一种为“三六九腊”，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为领米时间。 另有文献记载，将军岁领俸银180两，养廉银1500两，白中米石折银144两9钱，四季津贴银1700两，每年可支领银3524两9钱。副都统岁支俸银155两，养廉银600两，白中米石折银126两5钱1分，四季津贴银500两，马乾折银152两2钱8分，米豆草折银174两，每年共可支领银1707两7钱9分。协领岁支俸银130两，白中米石折银108两1钱5分，马乾折银121两8钱2分4厘，每年共支领银359两9钱7分4厘。佐领岁支俸银105两，白中米石折银71两4钱，马乾折银81两2钱1分6厘，每年共支领银257两6钱1分6厘。防御岁支俸、米、马乾等银共180两1钱1分。骁骑校年支俸、米、马乾等银共142两6钱8厘。笔帖式因出身不同，岁支银115两6钱8厘或103两2钱5分8厘或80两9钱7厘不等。领催岁支俸、米、马乾等银共96两3钱3分。甲兵岁支饷银、米、马乾等银共84两3钱3分。轻车都尉岁支银255两2钱8分7厘5丝等等。另外，驻防官兵遇有出差或家有红白事件又可借银。 当时，清廷有意给旗人规定较高的饷额。如饷米一项，高的每人每年23石，低的也有11石。本人吃不了可变买养家。正如嘉庆在对户部官员的谕旨中所说的：“自王公以及官兵等应领米粮，定额俱酌量从宽，并非计口授食。即如亲王每岁领米万石，甚为宽裕，岂为一身计乎？原以该王公官兵等禄糈所入，即可赡其身家，并可酌粜余粮，俾稍沾润，立法至为详备”（《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5） 清代一个七品官员的俸禄是每年银45两、米22石5斗，八品官是银40两、米20石（《清朝通志》卷71）一个甲兵的俸饷是超过这一数目的。所以雍正曾对满洲兵丁说：“从前满洲人等虽不能咸备，各饶裕，凡遇出征行走俱系自备，并无贻误之处，此皆由平日节俭，勤于生计，故其家赀，皆足自给。今兵丁等钱粮较前增加一两，又有马银，计其所得，已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即此有能谋生之人，尽足具用矣。”（《八旗通志初集》卷67）清朝对旗人采取这种“优养”政策，旗人生下来就有钱粮，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八旗兵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当兵当差，以巩固统治政权。但是，这种政策也造成了旗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兵、不民，而环聚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皇朝经世文编》卷35），其负面效应整整困扰清朝到灭亡。 八旗子弟清代八旗子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八旗创立以来，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活跃了三百多年。他们辉煌过、成功过，也衰落过。但是，在三百多年间，中国的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天山南北、西南边陲、闽粤海疆、宝岛台湾都曾留下他们奋斗的足迹，名垂青史，功在史册。他们绝不单单是后来被人们所称的“纨绔子弟”。八旗子弟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的，除了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外，还有鄂温克、达斡尔、锡伯、朝鲜族及一些维吾尔族、俄罗斯族人等。 三百多年间，八旗子弟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辽阔的中国版图许多是由八旗子弟开拓的。清代鼎盛时期，统一多民族的大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当时的疆域，东自台湾及所属的钓鱼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起南海诸岛，北抵恰克图，东北到外兴安岭和库页岛。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隶属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旗人”外，还有当时被称为“民人”的汉族等50多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这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使上是绝无仅有的。 为这一空前“大一统”盛世的实现，八旗子弟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诸如顺治年间逐鹿中原、北击罗刹；康熙年间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收复雅克萨、三征噶尔丹、安定西藏；雍正年间平定青海、平定西藏阿尔布巴之乱、西北用兵；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两征廓尔喀、派锡伯兵西迁伊犁戍边、南征缅甸叛乱；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之乱等等。鸦片战争以后，在反抗列强入侵的斗争中，许多八旗子弟也同仇敌忾，为国捐躯。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前期，八旗子弟常年以“骑射”为业，代代以“披甲 ”为生。为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所建立的武功，今天看来也是可歌可泣的。 八旗子弟不仅以武功传于后世，他们崇尚先进文化善于学习的精神，也留下许多佳话。入关以前，整个满族的民族文化都比较落后，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开始，就特别重视八旗子弟的教育。皇太极曾下令：“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清太宗实录》卷10第28页)于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乃至整个八旗子弟，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爱好和崇拜，开始有系统地学习和汲取。如皇太极之兄阿巴泰，本是一介武夫，率兵打仗路过苏州，他没有抢掠金银财宝，却抢来一大批文人，留在府中教子弟读书。清统一中国后，皇族教育在制度上更加完善、正规。宫中设立上书房，选择学问和品德最好的大臣教皇子读书。上书房的制度极严，曾于军机处任职的赵翼在其所著的《檐曝杂记》中写到：“本朝家法之严，既皇子读书一事，以炯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不仅皇子皇孙如此，闲散宗室和觉罗也分别安排在八旗官学、左右翼宗学、八旗觉罗学、八旗义学中学习。 正是由于满族如此抓紧八旗子弟的教育，三百年来，人才辈出，成就斐然。古今中外也不多见的康熙皇帝，他精通经、史、文、算术、几何、天文、物理、骑马、射箭、游泳、火器、钟表、书画、音乐等。其孙乾隆皇帝也大有祖父遗风，不但多才多艺，在国家治理上也是大有作为。清代的康乾盛世，不能不说与皇帝本身的高素质有相当大的关系。严格的教育把许多八旗子弟都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非凡的成绩。尤其在文学艺术上，皇室子弟的诗文、书法都为上乘。八旗子弟的许多文学作品更是享誉四海。 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溪、芹圃，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人。虽然他出身汉族血统，但是曹家清初就加入了八旗，到曹雪芹这辈儿已在满族圈子里生活了一百多年，祖父曹寅，与康熙关系甚密，其母为康熙乳母，一家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二女被选作王妃。曹家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已经完全满族化了。曹雪芹所创作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最高峰，不仅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人类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文康，字铁仙、悔庵、费莫氏，八旗满洲镶红旗人。生于乾隆末年，所著《儿女英雄传》是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 纳兰性德，满洲正黄旗人。满族。擅长书法，精于书画鉴赏，而一词闻名。被称作“清代第一词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高度赞扬他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顾太清，是与纳兰性德齐名的请末女词人。名春，字梅仙，号太清。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著有词集《东海渔歌》和诗集《天游阁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相比。 此外，八旗子弟在音乐、绘画、书法以及科技等方面颇有造诣的人也为数众多。比如：康熙第三子诚亲王允祉，精于历法、数学，奉命编有《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精于数学、乐律，乾隆年管理乐部时，考订古乐，依《周礼》，铸博钟、特磬各12，以备朝廷大礼之用；并曾参与编修《数理精蕴》。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精通满、汉、蒙古三种语言，天文学，数学，又擅长书画。其子绵亿，擅长书画，极为当世推重。其孙奕绘，擅长篆书，精通数学，著有《子章子》、《妙莲集》等。八旗蒙古正白旗人明安图，精于数学、天文学，曾任钦天监监正，参与篡修《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仪象考成》，并“积思三十余年”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一书等等。 冲突与弊端第一，众所周知，清代汉民族百姓必须养活史上最庞大之群体————旗人。 第二，“减赋”实为掩耳盗铃。 从康熙到乾隆，清政府一再宣扬减赋，而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按理说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例，乾隆31年和康熙26年相比，田地减少了15000余顷，赋银也减收了42万余两，但征粮却增加了200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即使按照最低的银价计算，也增加了150万两，这就是说，从康熙26年到乾隆31年，清政府数次宣称“减赋”，赋银也的确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上苏南的税赋却净增110万两白银，而这还是最低估算————因为大体上看，有清一代的银价一直在上涨，金田起义前某些地方的银价已经上涨为康熙中叶的三倍，如果我们取折中即1.5倍银价计算，那么仅苏南税赋就净增250万两，而这还是在田地减少15000余顷的情况下征收的。 第三 4浮收折勒严重 江南诸省每年从田粮中抽出若干漕运京师，漕粮转运数干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这就是所谓“浮收”。所有额征田粮，几乎无不浮收。又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这就是所谓“勒折”。由于“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能，百姓仅仅因此一项，实际交纳的赋额就可达正额的二~四倍。而在雍正推行“火耗归公”之前情况更糟。 第四 阶级压迫极为残酷。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果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记载看，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以相差数倍，甚至拥有几千顷乃至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可不交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赋税又有“长价”与“短价”之分，大户人家减价交纳，小户则必须数倍加价，以弥补大户的亏欠，具记载，有些地方，大户只交原额的千分之三，余额全由小户补齐，小户所交赋额，竟可高达大户的20倍以上！ 此外，很多富豪人家利用这一点引诱小户将田地挂在他们名下，借此达到兼并土地之目的，造成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些基本上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情况，至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和鸦片倾销造成白银大两外流，银价飞涨，以铜钱为日常生活花费单位的老百姓在交纳钱折银时所承担的负担自然也飞涨，这是不必详谈的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辖区内实行“照旧完粮纳税”，赋额通常减为原来的一半，但由于剔除了清朝赋税制度中的以上弊端，中小户的实际负担仅为原先数分之一，而且1860年以前没有明确保护过地主的收租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其经济政策能在皖赣鄂苏浙等地区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 八旗制度的组织形式八旗制度为三级组织，即牛录─甲喇─旗。 牛录是八旗制的基础。牛录为满语，是女真人传统的狩猎组织。据《满洲实录》卷3所载：“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一箭，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原注：华言大箭，厄真，华言主也）。”因此，“牛录”的派生意思，则是指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十人围猎群体。牛录额真即为这个十人群体推举的头领。努尔哈赤起兵初期，牛录人数不十分固定，辛丑年（公元1601年）厘定为300人。每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统领之。下设代子二人、协助牛录额真管理所治人户、田宅、兵籍等事。代子之下设章京四人，职司文书、粮饷等事。天聪八年皇太极将章京的满文名定为“拨什库”。 甲喇是牛录之上、旗之下的一级组织。定五牛录为一甲喇。甲喇行则一路，止则一处，战则攻一地。 旗（固山），是八旗制度中的最高组织形式。下辖五甲喇。努尔哈赤时期，设固山额真一人统领之，下设两个梅勒额真副之。原来女真各部之主皆称贝勒，八旗建立后，贝勒分主旗贝勒和不主旗贝勒。主旗贝勒，满语称为和硕贝勒，和硕为“四方四角”之意。和硕贝勒意为一方之主，即为一旗之主。努尔哈赤时期主旗的和硕贝勒如下表： 旗色别 公1607年 公元1616年 公元1626年 正黄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镶黄 正红 代 善 代 善 代 善 镶红 岳 托 正白 褚 英 皇 太 极 皇 太 极 镶白 杜 度 杜 度 正蓝 舒尔哈齐 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 镶蓝 阿 敏 阿 敏从上表可以看出，各旗旗主除了努尔哈赤之外，其他都是他的兄弟子侄。努尔哈赤则是八旗之总主（汗），又是两黄旗的和硕贝勒。 其他本文并没有系统统计有清以来各代税赋的演化，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定量的结论，以上定量统计仅为参考。而本文指出这种种现象，目的也不在于定量讨论，只在从各个方面指出“清朝税赋较轻”为何是种“假象”，除了很多地区因为爆发了抗租抗赋起义，官府被迫对赋制中的弊端稍加遏止，减轻了一些人民负担外，有清以来老百姓的负担实际一直都在“永不加赋”的幌子下不断加重，加重，再加重 起初，努尔哈赤一人直接指挥各牛录兵作战，没有旗一级的组织。随着军队的扩大，出于战争包抄战术的需要，遂分成两、四路，各以不同旗帜导引，逐渐固定化。便形成了开始的四旗。清《高皇帝实录》中记载：“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 清代档案中所记载的八旗创建时间并不完全一致，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疑点。实际上，八旗制度的创制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达五十余年的过程，可以分为初制、建制和定制三个阶段。即从牛录到四旗，从四旗到八旗，再从八旗到二十四旗。可以说，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不久，满族的军队就有了牛录组织。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正式整编牛录，建立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正式整编八旗，建立八旗制度。满洲八旗建立后，又建立蒙古八旗，再建立汉军八旗，从而使八旗制度完善。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将国家的中枢机构与基层的牛录组织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把星散于深山密林间的满洲臣民组成一个社会军事化、军事社会化的新型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把生产力低下、文化落后的满族人高度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建州女真从氏族部落迈入了封建社会。这是满洲社会崛起的一个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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