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称：七律·答友人

创作年代：1961年

文学体裁：七言律诗

作者：毛泽东

作品原文

作品译文

作品赏析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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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七律·答友人

1961年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作品译文

九嶷山上空白云飘飘，两名妃子乘着微风翩翩下山。青青的竹枝上闪烁着泪光，片片红霞若天风织成绚丽的衣衫。洞庭湖水波浩荡卷起白色的浪花，橘子洲当歌一曲感天动地。我将为此而梦回祖国辽阔的河山，在我芙蓉盛开的家乡朗照着清晨的光辉。

作品赏析

诗人这首诗在诗人所有诗作中最为绚丽飘逸，工艺上也最为讲究。前四句妙用古典神话传说，想象力瑰丽斑斓，情景交融，从神仙世界写到后四句的现实世界，可谓举重若轻、自然婉转。

那么这首诗到底要写什么？而且写了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作者自己的回答：“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伴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而‘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引自芦荻《在毛主席身边读书》一文，此文载于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从毛主席自己这段话中，我们明白了作者作这首诗的主旨。而且此诗的题目就是“答友人”，毛主席在这儿所答的友人是他年轻时代在长沙求学时的三个湖南老朋友：林业专家乐天宇、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和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乐天宇的家乡在湖南的九嶷山下，故毛主席称他为“九嶷山人”。他在60年代初带领一个科研小组去九嶷山考察斑竹、香杉等情况。后与李达、周世钊（二人均为毛主席的老朋友）聚会，于是决定送几件九嶷山的纪念品给毛主席，其中有斑竹、斑竹管毛笔等。乐天宇还署名“九嶷山人”写了一首七言诗《九嶷山颂》“赠呈毛泽东主席案右”。毛主席收到老朋友们的礼物，分外高兴，欣然提笔写了这首诗相答。

所以诗人这首诗的主题是写友谊与爱情，以及对故乡的无尽眷念。

此诗起首二句就为我们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今天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杨开慧）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犹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斑竹一枝千滴泪”整个化用清代洪升《黄式序出其祖母顾太君诗集见示》诗中二句中其一：“斑竹一枝千滴泪，湘江烟雨不知春。”但诗人妙化恰切，在上下文的语境中有自然天成之功。

这首诗整个场景都属湖南，自然所写之情景也立足于湖南。诗人的怀念之情通过最初的四行之后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画面，这画面不仅令诗人高兴，同时也可以告慰诗人的朋友以及过逝的亲人、爱侣。新中国阵阵汹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浪在洞庭湖畔、橘子洲头翻卷一曲感动天地的颂歌响彻湘江大地。诗人从忆念之情转入对欣欣向荣的祖国的感奋之情。

接着最后二行诗人再度缅怀故乡，并激励故乡儿女再织锦绣，再创黎明般的辉煌。其中“我欲因之梦寥廓”化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我欲因之梦吴越”句，以“寥廓”代“吴越”境界更为扩大，随着这寥廓苍茫的晨景，诗人似乎真的梦回到他芙蓉盛开，朝霞满天的家乡。

作者简介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 年12 月26 日生于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即开始革命活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平生于政务、军旅之暇，喜爱诗词、书法，用功尤勤，造诣甚深。著有《毛泽东选集》5卷，遗墨辑有《毛泽东书信手迹选》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诗词手书》、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

相关考证

毛泽东《七律·答友人》是答华国锋，还是答乐天宇？

符骐驿发表于 2008-09-16 22:21:02 凤凰文化

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有人说是答已故知名民主人士周世钊一个人的，有人说是答已故中国革命先驱者李达一个人的，也有人说是答周世钊、李达和已故农林科学家乐天宇三个人的，更有人说是答华国锋的。三人说最为流行。但做为乐天宇的学生，本人坚持一人说，是写给已故农林科学家——乐天宇教授一个人的。

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写于1961年，发表于1963年12月，从写作到发表历时大约两年有余。对这首诗词的一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七律·答友人》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其二是《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

关于《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毛泽东诗词集》中注释为“答周世钊同学”，也就是说这首诗是写给周世钊的。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时曾表示：“友人”是指周世钊。这是“友人即周世钊说”的来由，并说毛泽东原稿的原题也是这样写的。第二种讲法即“三人说”：也就是这首诗词是写给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三位湖南老友周世钊、李达、乐天宇。本人认为这首诗是写给乐天宇一个人的，学者、作家陈晋在他的《毛泽东之魂》中也说，“友人指乐天宇等”。

由胡乔木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选》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是具有权威性的，他们也是前两种说法，并对本人的第三种有研究价值的观点采取了容许的立场。我认为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是“写”给乐天宇一个人的，或者说是因“答”乐天宇一个人而写的。

首先，乐天宇给毛泽东的赠诗等赠品尚存于世，有据可查；而“三人说”中的周世钊、李达的赠诗等则查无可考。最重要的是，乐天宇手中早在60年代之前就有了不少来自九嶷山的斑竹，这些斑竹是他的家乡人从50年代中期陆陆续续送给他的（乐家族谱上有记载），因为他老人家要对家乡的斑竹进行科学研究。60年代初的某一天，乐天宇老人选了一支斑竹嘱咐儿子乐燕生连同一条蔡邕的《九嶷山铭》条幅（复制品）送给毛泽东，乐天宇在条幅上方写有一首古体诗《九嶷山颂》。乐天宇家人尊嘱将赠物赠品赠诗一并送到毛泽东中南海办公室，由当时北门的传达室收下后代为转送。

乐天宇给毛泽东赠送的斑竹来自毛泽东一直都想去看看的九嶷山，乐天宇写的古体诗也是写九嶷山，诗题《九嶷山颂》。诗是这样写的：“三分石耸楚天极，大气磅礴驱舞龙。南接三千罗浮秀，北压七二衡山雄。东播都庞越城雨，西嘘大庾骑田虹。我来瞻仰钦虞德，五风十雨惠无穷。为谋山河添锦绣，访松问柏谒石枞。瑶汉同胞殷古谊，长林共护紫霞红。于今风雨更调顺，大好景光盛世同。”现在发表的乐天宇赠诗与乐天宇当时的赠诗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接到纪念品及赠诗后，诗兴大发而写下了《七律·答友人》。

毛泽东《七律·答友人》的第二说认为是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三人的，并说此三人均给毛泽东送了诗词，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未看到哪一首诗词是当时周世钊和李达的赠诗。周的家人1968年7月16日曾披露说，周在回复当时吉林大学中文系毛泽东诗词学习班来信时这样说：《七律·答友人》一诗发表后接到一些询问信，郭老甚至对人讲肯定是答我的，但我的看法不同。我在长沙和它处为人讲这首诗时我是这样讲的：“《七律·答友人》所肯定是湖南人，甚至肯定是答长沙的友人，但所答的友人可能不止一个人。由于毛主席在这几年（1961年以前的几年正是‘三面红旗’提出后的几年）接到湖南（长沙）一些友人的信和诗，反映了湖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的一片大好形势，主席感到高兴，感到满意，因此浮想联翩，写出这首《答友人》的绝妙好诗来。一方面是对这些友人的回答，一方面是对湖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表达出无限的关怀、无限的希望和真诚的祝愿。”

周世钊对吉林大学毛诗会的回答是慎重的，为什么要这么慎重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周老谦虚所至，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这首诗词确实是写给周世钊本人一个人的，周世钊有隐瞒的必要吗？

毛泽东与周世钊在诗词交往方面甚为亲密，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始终也没有将这首诗抄给他所答谢的友人周世钊。他在此诗发表前后与周世钊的通信中也没有谈及这首诗词。有人用毛泽东1961年12月26日写给周世钊的信来印证此事，现摘抄该信如下：“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在这封写作时间接近发表《七律·答友人》一诗的来信中没有提到该诗是答周世钊的，我们从信的措辞中也无法将它与《七律·答友人》扯上关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写作此诗的前前后后，确实有很多湖南友人给毛泽东赠诗，从周世钊后来回答吉林大学毛诗会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来。周世钊没有直接承认这是写给他自己的，他老人家确实很有原则性，但是他没有忘记说那是写给湖南的友人的。这个友人是谁呢？他就是毛泽东和周世钊的生前老友——乐天宇。而乐天宇在“四人帮”倒台之前，不仅要求郭老划掉自己的名字，而且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他恢复名誉后不久，当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周江南先生采访他时，他才一吐真言，将真像公诸于众，因为那时的他已经远离中国政治漩涡，在遥远的九嶷山下办着他的民办公助大学——湖南九嶷山学院。

其次、从毛泽东同周世钊和毛泽东同乐天宇的亲疏关系上看，这首诗也不是写给周世钊的，或者说是因周世钊引起而写的。虽然周世钊也是毛泽东的湖南籍师友之一，但是周当时已是湖南省副省长，而且是毛泽东当时众多湖南籍师友中比较年轻的。毛泽东同他的关系更为亲密，至少比乐天宇要亲密得多，因而毛泽东同周世钊的诗词写作来往也就甚为密切了。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诗词中与周世钊神交几十年，是以诗为缘并以此为感情基础的，至少可以视为诗之知己，所以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和诗、赠诗，无一不是写上周的名字的，有大部分还抄给周本人，以资探讨。《七律·答友人》既然是写给周世钊的回赠诗，那么毛泽东有必要仅在这一首诗中去其名而改为“友人”么？而且这首诗是经过反复修改后才发表的，如果是写给周世钊一个人的，在这反复修改当中，毛泽东肯定会在书信中与周世钊加以交流、探讨，但是在现存的毛泽东与周世钊往来之文稿中，没有任何可以扯上逻辑关系的文字言及此诗。

乐天宇与毛泽东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以九嶷山为缘的，虽然他早年就认识毛泽东，关系也一度甚好，并且在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乐天宇被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军“退往湘南”九嶷山区的接应人。后来乐天宇也到了延安，并有一些“深度”交往，但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只能说是老乡加革命同志的关系。建国后他们虽然也有诗词往来，但在诗词探讨方面，却要比毛泽东与周世钊少得多。也就是说毛泽东与乐天宇的关系没有与周那么亲密无间，毛泽东因乐天宇主动划掉自己的名字而顺从地改为友人，也说明他们当时的“亲密”关系还未达到将名字“保留”下来的地步，是可以理解的。

从毛泽东的友人乐天宇的角度看，乐天宇在诗词创作活动中是想与毛泽东作朋友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乐天宇却不会允许自己这么做，为此，他在毛泽东面前常常自称为“九嶷山人”，因为他的家乡有一座九嶷山。以九嶷山代称自己，这是再好不过的，这样的称呼更能保持他与毛泽东在感情和工作上的距离，毛泽东本人也叫乐天宇作“九嶷山人”，可见毛泽东是认可乐天宇对双方关系的处理“办法”的。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怀着惋惜的心情对乐天宇说：“我是湖南人，却没有去过九嶷山。”乐天宇回答说：“不要紧，我念一首诗给你听。”接着乐天宇就念了清人何绍基的一首诗。题为《游九嶷山》，全诗如下：“生长濂溪水一湾，老来才游九嶷山。半生费尽芒鞋力，踏破人间五岳还。”诗念完之后，乐天宇作了解释。他说何绍基是道县人，与宁远县搭界，长期在外做官，到了七十岁才告老还乡，游了九嶷山，写下了这首诗。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并说，你原来是拿何绍基的诗来笑我呀。表示以后有机会，他要去九嶷山看看。

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忙于国事，但是九嶷山人乐天宇却并未忘记毛泽东的愿望。为满足毛泽东“去”九嶷山的愿望，60年代初，乐天宇在他的家乡人送给他的九嶷山斑竹中选出一支，并同蔡邕的《九嶷山铭》（条幅复制品）和他写一首古体诗词《九嶷山颂》一起送给毛泽东。条幅上书：“赠呈毛泽东主席案右”，署名“九嶷山人”。

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因九嶷山、斑竹、帝子等等起兴而作，我们是可以从中找到“逻辑”关系的，可见乐天宇正是诗词中的友人。

再次是诗题的修改活动也显示出这首诗词是写给乐天宇的，因为《七律·答友人》这首诗词的诗题是乐天宇在他当时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领导郭沫若家并经郭老同意而修改的。如果不是写给乐天宇一个人的诗词，乐天宇会“紧张”得要划掉自己的名字吗？乐天宇主动划掉自己的名字，是符合“九嶷山人”不以个人身份示人的个性和原则性的。“可能会给毛主席添麻烦”是他当时回答郭老所提到的为何要改变诗题的原话，那么乐天宇作为毛泽东的友人，他可能会给毛主席添加哪些麻烦呢？我们揣测这可能跟建国之初乐天宇在北农大担任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所受的那次挫折有关。

在建国之初，中国就实行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那时苏联正在用尖锐的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以及党的决定等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李森科所创造的“米丘林学说”，打倒摩尔根学派。在中国提倡和推行“米丘林学说”的第一人是乐天宇。他在北农大首先增设“新遗传学”也即米丘林遗传学，亲自担任教学组长。“旧遗传学”（也即摩尔根遗传学的贬称）改为选修课，后来被迫停开。接着在1950年初又决定停开生物统计与田间设计两门课，（生物统计事后重开——作者注）这两门课都是当时的李景均教授担任的。李被指责支持“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说”。反对“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学说”，而成为“反面教员”。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愤然离国赴美，并于次年受聘于匹兹堡大学，此事立即引起中央的关注。当年5月，胡乔木找乐天宇谈话，当面批评他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错误。6月5日，乐天宇写了题为《由米丘林、摩尔根学说到团结问题》的报告送刘少奇，经刘批示后送毛泽东以及朱德、陆定一。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所做的批示是，“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毛病。”同时北农大森林系的一位助教写了一封信，揭发乐天宇的过“左”行为，以及李景均被迫出走的真相。这封信后来转给了周总理。周在这封信上做了批示后送毛泽东、刘少奇、陆定一。周的批示是，“可考虑乐天宇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农大主委。”毛泽东也批示道：“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做适当处理。”1950年11月教育部派出调查组进驻农大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经上级批准，于次年3月撤销了乐天宇的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调科学院工作。

乐天宇经此一挫，在他看来也就是给毛泽东添了麻烦了。他给毛主席送的那些九嶷山纪念品是为着满足毛泽东要去九嶷山看看的愿望，而不是为了获得毛泽东的赠诗。毛泽东因此起兴写下《七律·答友人》是乐天宇料想不到的，而且写得这么好。所以当乐天宇在郭老处看到毛泽东的这首诗词要定稿发表时，他主动要求划掉这首诗中他的名字，这在反右扩大化之后的那些年月里，乐天宇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泽东后来顺应乐天宇的要求，将诗词的题目改为《七律·答友人》，是不是为了从中保护“办事莽莽撞撞”的且“犯”过错误的乐天宇也未曾可知。

再其次是，从毛泽东的这首诗词的写作时间上推测，《七律·答友人》无疑是写给乐天宇一个人的，或者说是因为收到乐天宇60年代初送给他的九嶷山纪念品而写下这首诗词的。与周世钊、李达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先看看现在最流行的说法：60年代初，毛泽东的老友、林业专家乐天宇带科研小组到湖南九嶷山区进行科学考察时，同也在湖南做社会调查的毛泽东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当时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会合了。三人商定送几件九嶷山的纪念品给毛泽东，并附上有关诗词作品。乐天宇送了一枝得自家乡九嶷山区的墨竹，据目击者说，那枝墨竹比平常的要鲜明黑亮得多。乐天宇还送一条幅，上有蔡邕《九嶷山铭》的复制品，此条幅的上额写有他自己作的七言古体诗《九嶷山颂》“赠呈毛泽东主席案右”署名“九嶷山人”。李达送一枝斑竹毛笔，又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毛泽东收到这些纪念品后，睹物思友、睹物思乡，写下了这首诗。

李达写的咏九嶷山的诗词题目是什么？周世钊送的墨刻如何？（周此时未见诗词）我们无从得知。但乐天宇送的纪念品、赠诗，却确有其物、确有其事。如果按上面的讲法，他们三个人一起给毛泽东送纪念品的时间最早也是在1962年深秋之季，因为乐天宇在这一年10月份才回到老家湖南省九嶷山区进行科学考察，然后在长沙与周世钊、李达两人会合。对于乐天宇获得斑竹和那次回家考察的时间，湖南宁远《莲塘乐氏族谱》卷之一总谱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六0年庚子，饥荒、饿亡者不知其数。族中于外工作者多归家务农。一九六一年辛丑，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实行‘三自一包’。是年，天宇在京得故乡斑竹分别送毛泽东、郭沫若、陈毅。并呈毛泽东诗一首：九疑山呈毛公（诗词略——作者注）。一九六一年壬寅，维修公祠，天宇归故里考察，秋，公共食堂解散。”

而宁远县《九嶷山志》也记截说：“1961年，天宇转送毛泽东主席斑竹一枝，并呈毛公七言诗一首，从而引发毛泽东《七律·答友人》。1962年，天宇回宁远九嶷山考察斑竹资源。”当时负责接待乐天宇一行回乡考察的县文教科长黄开钺在他的《超额贡献》中写道：“我同乐老相识是一九六二年十月，那时，他为考察五岭山脉的森林保护和水土保持，带一个五人考察小组回到了离别三十五年的故乡。”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至少是在1961年底之前就写成初稿的，（发表时标明的写作时间为1961年。查阅毛泽东文稿，这首诗是毛泽东1961年写的最后一首诗）但诸多文献所认定的他们三人一起“送”纪念品的事却是“发生”在1962年深秋之季。毛泽东写诗在前，周、李、乐三人送纪念品于后，这怎么可能是因此而创作《七律·答友人》呢？所以，从这首诗词的写作时间上看，最初让毛泽东思绪万千、诗兴大发的“事件”肯定与周世钊、李达、乐天宇三人的“这次赠物”无关；而是与乐天宇此前的1961年接家乡亲人的斑竹后的一次“赠送”活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