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陵县地名志》l 06页“毗沙’’条记：据谈， “此村是我县最古的村庄。谚云‘先有毗沙堡，后有西安府’。相传大禹治水时有二河流经此地，那时这里有先民居住。因村在二河滩上，故称二河滩。又因村在古时地近沙滩，故后来改称毗沙。毗，近之意。沙指水滨。

”《金史；地理志》载“高陵有毗沙镇，宋置承信郎监酒税官一人。1985年版《高陵县文物志》隆昌寺条记据《明·高陵县志》载：隆昌寺在县西毗沙镇，宋太宗敕赐(寺)名额，有塔突兀。《宋·长安志》记载“毗沙镇在县西十八里。 综合以上引文关于“毗沙’’词条的释意，皆为延续古人的释解，是存在或现象的意释，非本意或深涵之意，特另作诠释。

要说清毗沙，首先要弄清“毗沙”在秦汉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重要作用。2000版《高陵县志》记“此处原为秦汉泾河官渡，有驿楼。秦孝公建都成阳，东来进渭北广大地区，有泾河为障，南去入古长安达骊山有渭水做碍，故修有两桥：中渭桥(便桥)、泾水桥。泾水桥就在毗沙附近。据明时河图记载。明时，泾水由西北而东来，水域流经地在今泾阳崇文塔南。向前追溯至秦，泾水是由现泾阳县址南直东而来，经永乐，达现在康桥马，磨子桥村近处，被奉政原西端阻拦，经毗沙村西湾雷村，折向南下。故秦汉时设泾河官渡在情理之中。二日“渭桥"。故址在今马家湾梁村原村西南数里。是为中渭桥。即汉未央宫直北，秦咸阳城东南方向。 《水经注》曰： “水上有梁，谓之渭桥，秦制也，亦日便门桥，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三辅黄图》载： “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南有长乐宫(兴乐宫)，北有成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成此桥……。”泾渭二桥的建通极大地促进了秦文化、经济、军事的建设发展。因毗沙居要冲，为它的繁荣和发展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

刘邦入主关中，初以栋阳为都。公元前二0二年打败项羽后，本想建都洛阳，经娄敬和张良建议，决定以长安为国都。把秦长乐宫(兴乐宫)加以整修，作为临时皇宫。汉初皇帝接见群臣，诸候都在这里。刘邦称帝后的第七年(公元前二00年)，由萧何监修未央官于长安宫东侧，两年后竣工。由栋阳迁都长乐宫未央宫这段时间，刘邦数次驾幸长安，都是经毗沙过泾桥，走中渭桥而入长乐宫、未央宫。

“汉高帝七年(前2000年)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洛阳，至长安。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徒治长安。”这时汉高帝还未入长安仍以栋阳为都。是年，未央宫成，汉高祖由栋阳迁都长安(未央宫)。毗沙做为中途驿站，西汉帝王、臣属的过往都曾在此驻足。

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代王刘恒登汉位，由代往长安。《资治通鉴·汉纪五》载： “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从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礼次侍。"继后，诸汉皇狩猎出巡，论事，幸甘泉宫(在今淳化境内)，四十余次北渡，皆幸驻毗沙。以后，隋唐诸帝都长安，多有过往，特记有唐高祖李渊登基大唐，起于龙跃宫(县西十里西苏村)。亦经毗沙渡河过中渭桥。

毗沙，在秦汉隋唐时做为宫渡驿站，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是一个镇节，其地理作用在历史上却是显要的。 毗沙置名，有稽于宋金。 《金史·地理志》记，高陵有毗沙镇，宋置承信郎，监酒税官一人…一．。 “高陵有泾水、渭水、白渠。镇二，毗沙、渭城。”前朝无考，简或疏漏。但就其传说和史料留踪可知毗沙一地源远流长。秦汉时设有官渡，驿楼，这为发端。民谚日： “先有毗沙，后有西安府。”也是例证。故，毗沙置名较早，记前肯定有异名，不被人知而已。但是，毗沙一名的设置，与“隆昌寺’’，与佛有着较深的渊源。

佛(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3年的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净饭王的家里，被称为王子。他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相当于中国周灵王九年。佛教创立后，人们尊称释迦牟尼为“佛佗”，即觉悟者。首先在古印度(天竺)国广泛流传，这一时期主要界线还没有超出古印度，就像中国秦灭六国后的秦国区域。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公元前345年，相当于秦孝公l7年)，用血醒征服诸国之后，尽得佛骨舍利。阿育王在读佛经的时候番然顿悟，直接放弃了杀戮和战争，接受了灌顶受佛教的洗礼。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来由。阿育王可以说是佛教的弘大者和践行者。分别遣高僧，以天竺(印度)为中心，如车辐般四射临国。造塔供奉。《佛教》中记载： “佛灭度后一百一十九年，东天竺国，阿育王统阎浮提，收佛灵骨，役使鬼神，一亿人处为起一塔，四海之内，合起八万四千。故此九洲之地，并有遗塔，云是阿育王所造。”中国最早见于史书关于佛教记载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 8年) “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来自西域，帝(始皇帝)以其异俗，以付狱。俄有金刚神碎门而出之。帝惧，以厚礼遣之。” (见《佛祖历代通载》。)此事当发生于古都成阳。以当时始皇帝的脾气“付狱”是不信，简或杀之。可是能“碎门而出之。”这就有些不可思意。依据分析当时高僧出游都随有武僧，这是武僧所为。 “帝惧’’。始皇帝害怕谁，而被震慑， “以厚礼遣之”。在那时方术和神异崇拜的思想意识下，始皇帝也无所适从，只得以礼送行。这为以后佛教在内土流行产生了先兆和依托。公元前二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时西汉王朝正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正需要一种新的助力来统治人民。博士弟子景卢伊存在长安受浮屠经，仅限于宫廷和上层贵族。从此佛教便在内土获得了合法地位，在西汉区域悄然传开。而毗沙做为官渡和驿站，与西域僧人的出入，难免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佛教公开地传入中国，应在东汉时期，东汉灵帝熹平年(公元172年)凌晨寅时，那枚佛指舍利历经千山万水，被印度高僧迦什摩腾和竺法兰的弟子送到了中国，珍藏于今扶凤法门镇。明帝永平l0年(公元67年)，即东汉建都洛阳初年， “西方传教者由陆路东来，先至州，……由凉东下至长安，进至洛阳，俱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地点。

《赵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此之说，佛由凉州东来，沿泾拒渭。中渭桥规模最大，是当时出入长安的必经之桥，难免与佛有不解之缘，加之毗沙时为渭北重镇，如果说长安在当时是经济、文化、军事、道佛两家的集散地，那么毗沙镇则是集与散的必经之地或暂缓之镇。尽管“隆昌寺’’在《明·高陵县志》载“在县西毗沙镇，宋太宗赐名额。有塔突兀。”从此段文字传达出的信息而分析，在宋代隆昌寺已为渭北名寺，其香火必为兴盛，否则何以称“隆昌’’。

佛西来渐次东进，在东汉初，仅限于外来僧人居寺念佛，立寺都邑，原则上不许中国人出家做和尚，佛教为统治势力所统。到东汉中期，由于汉人学者逐渐参与佛经的翻译，便有了剃度为僧的汉人和尚。逐渐散为人民传播，使空泛的心灵找到了寄托而光大为流俗，使佛教的传播远远超出了本意的范围，被普遍接受。因之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漫长的时期，佛教得以传播和大化。在中国广泛的地区，得万二八千寺。唐时高陵就有：昭慧院、崇皇寺、龙泉寺、普济寺、庄严寺、崇兴寺、大悲寺、白马寺等，足以说明佛兴之盛。那么隆昌寺就没有吗?吾以为“隆昌寺’’比起其它的寺院可能还要恢宏，影响还要深远，不然宋太宗闲得没事干了要为“隆昌寺’’题额赐名。

高陵与佛最早见于记载的文字有《征东将军造像石》，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四月立。以及《刘欢庆造像石》，北周武德元年(公元572年)四月二十日立。1982年在昭慧塔下出土。由这两块碑的记载来看，最少在北周武德年间已为佛教活动的圣地，只是现有的资料和历史的记载不详而已。 据1984年，在毗沙隆昌寺遗址出土的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石棺一副，棺底铭文“平阳府霍山塔下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大金明昌陆年岁次已卯十月口日分葬入塔。”已有佛骨舍利由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霍山寺塔中分出入葬在毗沙隆昌寺塔。能够分葬佛骨就说明隆昌寺在当时的地位之高，规模之大，佛事活动的兴盛。

上面就毗沙所处的历史地理位置以及佛教渊流的分析，说明了毗沙古镇古已有之，现回到正题再来分析“毗沙”一词的来历和含义。

毗沙：应释名为：毗邻佛门的地方。毗，接连、靠近。沙，指沙门，佛门。据袁宏《后汉记》“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由此而知不管毗沙堡，毗沙镇，毗沙村的置名都与佛教有着较深的渊源。如果再冒昧地对毗沙依据史记作以阐释，就更有深一层的意思。毗沙，乃佛教中的护法天王，为佛教传入中国时随高僧护法的人。他是天竺佛国毗沙门天王的儿子。毗沙门(天名)：鞭沙门四大天王之一。毗沙门天： (天名)，又叫多闻天，在四大天王中，毗沙门天之王也。在佛教中为护法之天神，兼施福之神性。毗沙门有五童子(名教)，是随毗沙门天王护法的，名字分别为：禅尼只、独健，哪吒、鸬跋罗、甘露。毗沙，即今传中的手持风火轮的哪吒童子。毗沙做为地名，是不是与哪吒有着更深一层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