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历史背景(一、全国的军政形势 二、四川军政形势)

起义历程

起义通电文稿

起义的意义

概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四川近代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彭县“刘、邓、潘”三将军起义。起义从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等起义人员入驻彭县古庙龙兴寺起至27日撤离龙兴古刹止，历时18天。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极短的十八天还不足称浪花，但在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却是闪光的史迹。彭县起义，是我军在围歼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它残敌的紧要关头的率先义举。它打乱了蒋介石预谋与我军作最后“川西决战“的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妄图建立所谓“陆上基地”的根基；帮助了我军阻截并关闭了胡宗南部逃窜康、滇的大门；加快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减少了人员的伤亡和城市的破坏；促使几十万蒋军临阵起义，投到人民阵营，对整个西南战役的速胜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然而，彭县起义决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选择彭县龙兴寺作起义总部也不是偶然的抉择，而是有它必然的趋势：一、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钩之力摧毁了蒋家王朝，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大陆最后一个反动据点大西南；二、中国共产党长期的统战政策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三，“刘、邓、潘”三将军所处的势态及彭县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四，龙兴寺高僧的殊缘。

历史背景

一、全国的军政形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取代了蒋家王朝的反动政权。国民政府。这时的。国民政府。成了丧家之犬，东奔西窜，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蒋介石带着这具陈朽的牌子逃到了重庆，企图以蜀为中心在大西南建陆上政权。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

在军事上，1948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蒋家王朝200多万精锐部卒尽归黄土，再加上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两广战役，西北战役，国民党的军事精华几乎拼尽，就连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白崇禧也兵败“祁山”，上演“五丈原”的新悲剧。然而在军事上连连失利而导致政治倒台的蒋介石决不甘心失败，妄想天赐奇迹，挽回毁灭的命运．于是就狗急跳墙，慌忙在广州失陷后飞到重庆，搜罗残兵败将，喘息调整几日后重新布阵，要同共产党决战川西，保住大陆最后一个反共复国大据点。蒋当时的战略部署，是采用历代统帅或君王保蜀时的办法：“东堵，北抗”，所谓“东堵”，就是以长江天险为中心布防阻挡，名曰：川湘鄂边防线，企图将解放军堵在东大门，像刘备当年抗据东吴那样，其战将主选国民党名帅宋希濂。川、湘，鄂边境是川东屏障，北起巴东，南至天柱近千里防线。宋希濂部自7月由宜昌、沙市败退至此，并与巴东孙震部配合协防，三个兵团加地方部队约十五万人拒守。而“北抗”就是在天险秦岭以四川山域为中心泛及甘南、陕南作为主要防线．兵力主要以胡宗南第五兵团、第十八兵团等部共八个军倚秦岭主脉沿成县。徽县。留坝，佛坪、镇安一线构成主要防线。以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六个军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成二道防线，阻止解放军由陕南、甘南入川。同时在南大门还加防了郭汝槐驻防泸州(初编第二十二兵团)，以谷正伦部第十九兵团两个军分驻在贵阳至晃县(今新晃)扼守黔东门户及湘黔公路沿线要点．还配置了罗广文兵团于南充、达县、大竹地区作机动，据势态面向，或北、或东等．这样一布防，不但把进入四川的大门堵住，而且连大西南的门户也封死了。蒋以为这样和共产党抗衡必然有力，即使保不住大西南，拖上一段时间也可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美日支持，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复国之梦定会实现。当时谣传美日各谴40万军队已登陆秦皇岛，帮蒋收复大陆。

以上仅是蒋介石的梦而已，而在共产党阵营中却是胜利的现实及其人民解放军锐不可挡之势。蒋介石的企图共产党早就看在眼中，为了痛打落水狗，彻底摧毁反动派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基地，中共中央作出了卓越的应对决策：“南北夹击，关门打狗”。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消息。蒋介石还在作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美梦，而欲消灭胡宗南集团及川康境内国民党军，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对白崇禧及盘据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均应有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插至敌后，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实施回打。并决定：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由赣南经广东出广西迂回白崇禧集团，协同第四野主力将其歼灭于广西境内，尔后兜击云南，在第四野一部的配合下，解放云南全境。第二野主力待广州解放并迫使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即在第四野进行广西作战的同时，迅速有取大迂回动作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及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尔后聚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华北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部由陕南、甘南入川，但不宜过早攻击，应积极吸引胡部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主力断其退路后，迅速进占川北，挺进成都，协同二野主力，聚歼胡部，解放川、康地区。在武力部署的同时还采取政治攻势，即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毛泽东于同年7月指示：对国民党军队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于是这两大法宝向国民党的大西南防线投来。

二、四川军政形势

当时处在黎明前的四川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人心惶惶，大有末日来临的凄风惨雨。川内的军政祸害巳使人民喘不过气来，再加蒋政权及败兵流寇齐聚四川，就像大魔头撒旦的降临，给人民的苦难可想而知。哪里有压迫哪里有斗争，光明就在眼前!下层的人民和士兵盼望北京的太阳普照过来，中上层人士也在各自谋求生路，一时四川出现空前的大震荡、大动乱。从正义的力量说，四川地下党如川东、重庆，成都和香港等地的支部，工委或特委纷纷派人到川军或外来聚川的残军中作争取工作。二野敌工部情报处也派出人员并联系起义事项。其次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和国军，地方军阀的亲属及各方面的进步人士也深入部队各阶层作策反工作。各派系各属军事集团中从士兵、基层官佐到中上层军官也有部分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成为进步人士，甚至还有极少数成为秘密党员。这些人士暗流涌动，趁热打铁，围绕和平解放这一主题在自己身边进行进步活动。这些人员在四川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中居多。非正义的方面以蒋介石残余军政集团包括胡宗南为主，以张群、王缵绪，王陵基、牵文、盛文等为辅的川内实权派掌控着四川军政大权，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残破江山。然而垂死挣扎，最后一拼的心态又使他们作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打算，即使决战失败，就顺势逃到康、滇以图东山再起。这就是所谓的“敌顽”一派。而反蒋欲投人民的一派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川陕边区绥靖主任邓锡侯，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等三大实力派为主，早在共产党长期的统战工作争取下，越来越靠近共产党，随时准备与反动政权脱离，待机起义。其次是以国民党军罗广义、陈克非、董宋珩、李振。裴昌会为飘摇派的中间力量，在国民党土崩瓦解，作鸟兽散的时刻有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表现。在当时军力的分布和对峙中，单就国民党军队来说，反蒋投共的军力之比还是很有限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宋希濂、孙震部仅正规军约50多万人，再加地方部队的非正规军约30多万人均在四川境内布防。而。刘、邓，潘。三将军直属部队不过3万人，加上掌握和能争取的地方武装不过5万人，能争取中立的国军在解放大军未入川境时也不过10来万人。可见军事压力之大，也可见象赌徒输红眼一样的蒋介石为什么孤注一掷在四川。“刘，邓、潘。三将军在这种情况下起义会下多大的决心，鼓起多大的勇气，勇敢从事多么壮烈的事业!

起义历程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蒋介石布下的在川、滇、鄂、黔的“天罗地网”开始迅猛冲击，以风卷残云，洪水涤荡之势很快突破了“川、鄂、湘”千里防线，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川东门户，继而虚晃一枪攻占贵州遵义后又抢占川南，与秦岭以北的一野十八兵团形成一把大铁钳，慢慢向国民党残敌头上夹来。四川解放指日可待，但残敌仍在，力量还大。这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通过中共驻雅安电台王少春同志电告刘文辉：“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刘文辉早在大革命前就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其二十年的历程中有时动摇，但在与过境红军交锋时虚与委蛇，受到蒋的“悔过”处理，蒋为排挤、取代或消灭地方武力与刘文辉积怨甚深，甚至矛盾尖锐。蒋搅尽脑汁想吞并他，他也变着法子同蒋明争暗斗，一斗二十年。共产党针对敌营中复杂的成分和矛盾斗争及时派员作刘的工作。对刘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周恩来通过刘驻瀹办事处的杨家桢引见，在重庆机房街亲自作刘文辉工作，并派出共产党情报人员王少春夫妇在刘文辉的省府雅安设立红色电台，使刘经常听到延安的声音。尤其是1945年春，共产党重要人物、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一个多月同刘的朝夕相处中使刘的世界观有了明显的转变，眼界也大开。正如他自己所说：“1945年2月间，张友渔到成都，共产党派他帮我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每天清早就到我方正街住所，给我系统地分析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讲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连续达一个月，我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经过共产党多年的感召、争取，刘把自己的利益逐渐同人民的利益放到一起，把自己的前途也逐渐托付在人民的阵营中．因此在解放四川的大炮轰响时，他及时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开始起义准备工作。他首先把西康工作安排好后迎着危险上，带着相关人员到成都来联络反蒋的实力派邓锡侯、潘文华商讨起义事宜。当时蒋在重庆指控成都。蒋在成都的心腹有张群、王陵基，王缵绪，盛文等，再加大特务头子徐远举及其中统特工遍布，犹如行走在黑夜的虎穴中，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但“刘、邓、潘”三将军与蒋勾心斗角了二十多年也自有一套对付的方略。他们首先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慎重推进形成以侧、邓、潘”为起义的核心小组，经常约集熊克武、邓汉祥、杨家桢等秘密策划商讨起义事宜，随时掌握敌我情况，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及时将民主力量和地方实力派抓到手。为蒙蔽国民党则采取花言巧语，巧布迷阵。对其“达官贵人”一如既往，采取迎来送往，把酒言欢，使他们看不出疑点。这样既能准确地掌握对方的动向和可靠情报消息，以便及时作出决策，同时在暗地里积极准备起义工作。然而，没有不漏风的墙，暗斗久了必露其锋．12月7日，狡诈多疑的蒋介石终于察觉三人有不轨行为，立即通知他们于下午四点赶至成都北校场开会，欲强绑在蒋家王朝反人民的腐朽战车上作殉葬品或挟送至台。刘邓当即识破阴谋，商量决定立即北上八十华里的彭县去起义。彭县是邓部九十五军的防区，而且战略位置好，退可到广大的龙门山区，进可一马直下成都。

刘邓二将军通知早两日先离虎穴去灌县的潘文华，然后分头出北门在城皇庙后会合。刘文辉这时正患哮喘病，被随员扶着从北城门左缺口处翻出高墙，来到约定地点，邓锡侯已挎着作掩护的猎枪等侯在庙后坝上。脱离了成都等于暂时逃脱了兵山，冲破了牢笼。但二人深知他们的出走对蒋介石来说会是怎样的心情，又会使出怎样的手段。于是刘即刻电告西康军政负责人按既定计划行动，令驻成都武侯祠的二十四军所部准备战斗。邓锡侯和所部九十五军军长黄隐令一二六师驻广汉部队穆至彭县，驻新都的六三七团移至彭县蒙阳镇担任警戒，令驻灌县的二二五师进入战斗准备，驻崇义桥的邓部驻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在通往成都的要道口上进行警戒，保证刘邓晚宿安全。

第二天他们继续北进，至新繁龙桥已中午1点，蒋派王缵绪亲到龙桥镇劝说二人回到蒋的怀抱，并以其子蒋经国作人质来饵骗二人“回心转意”。刘邓二将军理所当然地回绝了。为躲避蒋介石近距离轰炸，也为尽快实现起义，二将军连夜往彭县赶，将有伟大的历史史命等他们去完成。

1949年12月9日，是国民党统治彻底在大陆垮台的忌日，大西南北有“刘、邓、潘”，南有卢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南北二地的起义让蒋介石心惊肉跳，他怕重蹈西安事变覆辙，赶忙于次日下午2时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上“中美”号专机飞往台湾。”彭县”不仅在蒋介石的脑海中深铭，而且所有的人都关注着龙兴寺这座古刹。

为什么“刘、邓、潘”三将军起义选在彭县，且住在龙兴寺?据一般的说法是彭县自古就是蜀王立国的地方，处在川西坝的西北部龙门山脉的前沿，进中下攻入成都，退可于龙门山拒守，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当年的蜀族和彭族反复交战于此，三国时为蜀汉的主要屯垦地，张献忠当年带兵至此也望而却步，止马于此，但更重要的是彭县是川西著名的七佛胜地，是人们心仪的净土，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个据点。彭县起义地点的选择除了历史的态势如此，还有一个原因是牵线入彭的能海法师曾是速成系的国民党将领，早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久巳出家并作了新繁龙藏寺，彭县龙兴寺的方丈(后为正乘和尚)，曾身为同行的刘邓与高僧在政治上有同感，而且都信佛，特别是刘文辉更把佛事作为政治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随行常有喇嘛，每到一地必设经堂。当时川西有名的龙兴寺庙宽房广，既宜驻扎大队人马，又便于接待客人，自是首选之地了。因此刘邓早在成都策划起义时就选择了这里，同时这里又是邓的防区便于保护。

“刘、邓，潘”三将军及其部属汇聚到龙兴寺(潘文华于10日从灌县赶来)后，象众星追月一样陆续从各方涌来商量起义事项的人员，主要有第二野战军派谴人员周超(化名章浩然)、朱穗钦、张侠，地下党员胡春浦、洪宝书、王一平、詹大风、吕振修等，民盟的潘达逵、张志和、张鹏翼、黄慕彦等，“刘，邓，潘”的主要部属有赵星州、牛范九、杨晒轩、黄隐、严啸虎等。龙兴寺一时成了川西起义的大本营。为统一作好起义工作，三将军经与二野代表、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商量成立一个综合小组。小组由解放军代表、共产党和民主党代表，进步人士及起义将领、军官组成，公推民盟的潘大逵负责。下设：组织组，由朱德钦、朱彦林、黄幕彦，胡克林、陈高等组成，朱德钦为召集人，严啸虎。吴宗国列席；参谋组由章浩然，万里、何翔迥、邓亚民、张熙民、周朗清、黄慕彦、金抟九等组成，章浩然为召集人；宣传组由张伯英、赵一明，邓实庵、李光韬等组成，张伯英为召集人；情报组由万里、刘重威，蔡可彬、何翔迥等组成，万里为召集人；保卫组由张鹏冀、李载之、徐盛霖等组成，张鹏冀为召集人；策反组由胡克林、朱彦林、牵铁夫、牵蜀华、何家杰等组成，胡克林为召集人。综合小组开会，除各小组负责人外，还有邹趣涛、陈离，牵铁夫、陈兰亭、朱彦林、黄慕颜、邱翥双、曹四笏，牵静轩、黄冀等参加。组织策反，参谋三组开会时交互出席，互相配合。所有军事部署和策反工作均由三个组会同办理。

统一行动小组成立后，领头的刘文辉带病抓紧工作，在作以上布置之前已完成起义通电的事项．早在12月7日北出成都时刘就派副官将拟好的起义通电移送雅安交代理人杨家桢，待接到正式通知后由王少春发往北京。九日传来云南卢汉起义的消息刘文辉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及时说服邓锡侯和一些观望的将领，基本统一意见后由刘文辉带头签名的起义通电稿终于出台。几经波折转到雅安时已是12月11日，已迟于云南通电，只好将日期填在12月9日与卢汉同时。

起义通电发出后，刘文辉身患疾病，为了从真正意义上获得新生，他以顽强的毅力来戒鸦片烟瘾。潘文华也在病中，场面上的事全托给邓锡侯，只重大问题再碰头。

邓锡侯的军政生涯与刘文辉虽不一样，但在受到蒋的排挤打击都是一个样，因而反蒋投共的决心大致是一样的。虽然当时上层人士都说他是“水晶猴子”特别的“精灵”，但他在起义的关键时候却与刘和潘紧紧相靠毫不动摇。如当年12月7日刘邓二人感到蒋介石。图穷匕首见。，欲扣留他们时经反复考虑谋划起义事宜及地点，最后定在进可会合解放军对胡作战，退可以据守山地的彭县，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搞军事的不懂政治，政治上听幺爸(刘文辉)的。。在当时签电文时由于彭县是他的防区，不能喧宾夺主，刘让他先签，他却让刘先签，说是刘最先同共产党接触。从这些细节可看出，彭县起义时二人的作用和情义。

起义通电文稿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印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起义的意义

继北平、湖南两次起义后，彭县起义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次起义，震惊了蒋介石集团，连最后一场美梦也破灭了，成都也是他在大陆的最后立足点。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岂容背负他的人，他临走时命令胡宗南派兵先解决。刘、邓，潘。三将军及部署，然后决战成都或退往康。滇。胡宗南唯蒋令是从，立即抄了刘文辉的家，用武力解决了刘驻武侯祠部队，在西昌攻打刘部伍培英驻军。同时派罗广文，陈克非等攻打彭县起义据点。彭县一时处在胡宗南、孙元良、杨森约20万人的包围之中。在这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口，邓锡侯九十五军分布在彭县南面、西面，以柏条河为屏障防阻，东面北至浦江，南至蒙阳镇布防，并把撤退的后路也考虑好了，积极在彭县关口(今丹景山镇)海窝子(今新兴镇)一带构筑坚固工事。在政治上通过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往集结在温江，郫县、崇宁(今唐昌镇)，新都、广汉，什邡等地的国民党军去作起义策反的工作。如中共党员统战小组的吕振修冒着危险到郫县陈克非部策反成功，加上什邡董长安的起义，这就解了崇、彭、灌之危。紧接着又争取了驻温江的罗广文兵团倒戈在郫县起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迅猛进攻下，在“刘，邓，潘”三将军起义带动下，综合小组，特别是刘邓潘及统战小组的“策反下”，国民党聚信在四川的九十多万部队就有36万人起义，15万人投诚，40万人被歼，号称“天下无敌”的胡宗南部也被彻底消灭。

彭县起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的精神还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还没有褪色，它还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