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鹰（1903--1966），安徽怀宁人。原名式，字伯鹰，后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 潘伯鹰幼习经史，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 潘伯鹰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坊间论及潘书，多言他是“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

中文名：潘伯鹰

出生日期：1903年

逝世日期：1966年

职业：书法名家

代表作品：《太和会语》、《宜山会语》

潘伯鹰(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性格)

作品及特色(主要作品 书法特色)

潘伯鹰

人物简介

潘伯鹰（?(这与后面的生平不符合啊!)年--1966年），安徽怀宁人。原名式，字伯鹰，后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早年从吴闿生学习经史文词。国共和谈时，曾担任国方代表章士钊的秘书。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对文学颇有造诣，曾著小说多种，后潜心于诗词及书法。是近代书坛“二王”书风的积极追崇者之一。

人物生平

潘伯鹰幼习经史，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

1901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1903年留学北美，习西欧文学，曾预撰《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后又游学德国，学德文。回国时带回德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久又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哲学。1911年回过，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民国间私淑著名学者章士钊。建国后任教同济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鉴定名家谢稚柳共事。因得陈毅赏擢，在上海市政府任参事，与学者书家沈尹默等共同筹创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后潜心考据、义理之学，研究古代哲学、佛学、文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精诗词，书法多山林气，篆刻篆刻崇尚汉印。

性格

潘伯鹰谓之名士，自然要提到潘伯鹰的孤傲狂狷，《近代艺林品藻录》就曾将潘伯鹰的“孤高不群”与沈尹默的“蔼蔼谦谦”相比对。对于一般文人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潘伯鹰却考究至极，除常用毫管以外，还屡用竹笔作字，以求异趣；墨则从不用墨汁，晚年特别钟爱胡开文；笺纸多用自印的“玄隐庐”、“饮河社”纹纸及朵云轩精印的名家水印墨迹花笺；至于印章，非出自名家之手者不用，最喜用也最常用的便是乔大壮、蒋维崧两人镌刻之印，潘伯鹰认为只有乔、蒋所治之印方能与自己的书法匹俦。1949年以后，潘伯鹰在上海创建私人书室，取名“隋经堂”，据传他为了避免外界闲杂人等的干扰，曾在此张字一幅：“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此室”，以致后来“隋经堂”成为饱学之士的会聚之所，是当时的“文化沙龙”和名流会聚之所的代名词。而问访朋友时，若主人开门稍显迟缓，即能引起他大怒。现代篆刻大师陈巨来回忆旧友时，曾将潘伯鹰列为“十大狂人”之一：“他为人作书写扇，总是作伯鹰为某某书，已名高高在前者，亦狂态耳。”有着“补白大王”之誉的掌故大家郑逸梅在其笔记《艺林散叶》中也载：“潘伯鹰有狂人之号，有以所刊之诗集贻彼者，往往鄙薄之，或垫砚，或揩笔。”对待一般俗子，如此当然无妨；而对待一些才识超群的友善之朋，潘伯鹰却十分敦诚谦恭，如他最尊沈尹默，曾为杨世骥《文苑谈往》、潘受《海外庐诗》等亲作序言，更为乔大壮作传等等。潘伯鹰早年在沈阳大学、中法大学和暨南大学任职，其妻周竞中即是他当时的学生，熟谙译事。周竞中过世后，潘伯鹰曾一度追求一女画家而不遗余力，以致在书画界闹出不少笑话，后来得以娶章士钊义女张荷君为妻。陈巨来他在《安持人物琐忆》中记言：“……访潘氏，直趋卧室，见他已横卧床头，云正从华东医院回家未久也，仍豪谈为乐。并介见其妻张夫人，貌亦楚楚，而风骚特甚。余领会潘得病所在矣，以一年老之翁，而当如虎之年之娇妻，安得不病乎。”陈巨来虽为戏谑之语，确也道出潘伯鹰爱美之心。

作品及特色

主要作品

潘伯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主要有《太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朱子读书法》、《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马一浮篆刻》、《蠲戏斋诗集》、《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玄隐庐诗》等。

《大字阴符经》传为唐·褚遂良书，楷书真迹，九十六行，四百六十一字。昔人评此贴[笔力雄瞻，气势古淡]。潘氏学褚功夫极深，穷源竟委，遍临褚遂良诸贴。其所临《阴符经》形神兼备，深得其神理。此是其临写的第九通，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因此较原贴更加平易近人，并揭示了褚书的特点、规律，为后学示范了临写的途径，真可谓是金针度人。

书法特色

潘伯鹰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坊间论及潘书，多言他是“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潘伯鹰的行草书浏丽健劲、潇散超然，得《十七帖》及孙过庭《书谱》之法，可以说颇有二王风致；

但其正书大楷则显露出了他关于碑帖并行的书学主张，擘窠大字偶有露锋者，仍显古拙质朴，雄浑有北碑风貌。潘伯鹰曾有诗自言：“我曾祖习《龙藏寺》，因识河南所结字”（《奉赠沈参议》），正是由于他长期浸淫魏隋碑书，而生发联系到褚字放大了王右军书中隶味的特点，以致于后来长期宗褚，曾苦临过褚遂良早期的《伊阙佛龛碑》及《孟法师碑》。当然，对于褚遂良的书法，潘伯鹰只是通过临习而达到从字中领悟其内在功力的效果，并非流于表面书势和体态的模仿，故而能入更能出，诚如谢稚柳评价的那样：“师法河南，取其绰约，而舍其妩媚”。其实，潘伯鹰作为文坛的多面手，一直强调学书既要勤练而非勤言，更强调书法要求“字外精神”，这些说法大多见于他的《中国的书法》和《中国书法简论》两种著作中，早已被好书、识书者奉为圭臬。而其旧体诗造诣更深，颇得唐宋之人风神，深为诸名家所激赏。潘诗最为可观之处是其能将经历之盛毕现于诗中，悲悯之心尤其深重，观人于微、观物于屑、观世于细，故能成就其体。中山大学徐晋如博士在读《玄隐庐诗》后，叹而评之云：“凫公才气、句法均近东坡，早岁七古，置入眉山集中，不辨楮叶。复以遭际之酷，远过长公，所作尤能摇荡性情。……中年颇参庄释，心事渐归平澹，而世变愈亟，辄发以幽回要眇之诗。……诗境晚益苍，颉颃元亮。”堪称识璧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