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文郁（1909-1988）先生，笔名吴亿，山西省原平县人。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从事教育事业50年。1948年秋到青海省西宁市，在青藏高原这块教育园地里，他默默躬耕，送走了40个春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总叙

一、风雨满目起神州 报国青春似水流

二、躬耕默默营桃李 宛似高山一曲歌

三、谁道青阳徒迫岁 精忠为国献吾身

总叙

聂文郁先生先后任过西安《民意报》编辑、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西安分会理事、青海省第一中学校长、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青海师范大学教授、青海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曾先后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青海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青海省委副主委。

他早年苦读，中岁流离，晚年勤耕。在他生命的最后的10年时光里，撰写出版了《王勃诗解》、《元结诗解》、《曹植诗解释》、《阮籍诗解释》等学术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撰写了大量的讲义、诗稿、专著遗稿。他治学严谨、笔耕勤勉；正直谦和、诲人不倦；俭朴廉洁，砥砺名节；大力兴学，始终不渝。1988年春，他身患绝疾，治疗无效，终于放下了一生紧握的笔，忍痛永别了他终生所热爱的事业和翰墨生涯，享年80岁。

聂文郁先生的身后，留下了一条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努力追随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的人生轨迹；留下了扎根高原，献身教育，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可贵精神。深为青海学子所敬重。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同志诗赞曰：“简衣素食不为家，独上昆仑去种花。乐在无声勤闯业，流光隐处照天涯。”这是对聂文郁先生大半生执着高原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亦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一、风雨满目起神州 报国青春似水流

1909年11月25日，聂文郁先生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县西常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因生于酉年酉时，取名“酉酉”。7岁入学塾受教，起学名为文郁。10岁转入本县白水村小学，日夜跟随表叔董士元学习古文、算术。因其聪慧，立志向学，以优异的学绩完成了初小学业。初小毕业后，其家父意欲让他到口外学商，但他志不在学商而在学文。

由于他的坚毅意志，穷追不舍的精神，取得亲友的支持，说动其父，以第三名的考试成绩进入原平高小。高小三年，他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史鉴节要》、《东莱博议》、《论说指南》等儒学典籍，同时亦浏览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大量古典小说。这为他以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教学与科研打下了基础。

1927年夏，聂文郁先生升入山西省崞县中学。得良师指导，开始接触新文学和新思潮。他阅读了中国进步作家的《呐喊》、《彷徨》、《迷羊》、《反正前后》、《子夜》、《新潮》、《新青年》等小说与刊物。同时涉猎了《母亲》、《一周间》、《煤油》、《石炭王》等外国名著。这些新文学，对他的思想转变，开拓知识视野和以后的文学创作都获益匪浅。1928年，国民党军警到学校逮捕了黎玉等7名学生。聂文郁先生对此事愤懑不平，并对7位同学表示同情。当他知道这7位同学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成员时，他不避风险前往探监，并捐赠银元1元。当7书生被解押省城太原时，他含泪赶至县城城郊送别。此后他毅然与共青团地下组织成员陈志中交往，组成读书小组，阅读好书和进步书籍，讨论时事，保护党组织的宣传品，准备重建学校团组织。后因时局动荡，人事变更而未能遂愿。但在他人生的历程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1930年，他离家到北平，以第一名考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学。该校是当时北平最好的三所（北师大附中、北京四中、河北省立十七中）中学之一。他离家毅然赴燕时，志在报考北京大学预科，但因山西的中学当时所设课目不全，有多门课程他没有学过。为了实现志愿，他在考试前半年在北平日夜刻苦自学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课程。白天携带烧饼去松坡图书馆自修，晚上吃点粗茶淡饭，又学至深夜。后因取消北大预料，不得已才投考高中，考试完毕已身染重病，两月方愈。能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十七中学实属不易。可见先生青年时期刻苦自励、志在必得的坚强意志。

“九·一八”事件爆发，正在中学读书的聂文郁先生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与同学们奋起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亡，爱国不甘人后，并随同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扒车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请愿虽无结结果，却从而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荒谬性与反动性。

从此以后，聂文郁先生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32年春，诗人于赓虞先生组织诗社，号召人们学写新诗。他参加了新诗社并创作《蒙蒙的细雨》一诗，与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汪静之等新诗界著名人物的诗作一起收入《新诗资料集》中。是年夏，他又在天津《大公报》“小公园”副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常遇春的故事》。从此以后，他就与翰墨生涯结下了不解之缘，陪伴他走过整整半个世纪。

1933年，聂文郁先生考录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日军已占领离北平仅39里的通州，日机开始轰炸北平城区，形势已万分危急。国内战争频起，货币贬值，经济破产。国难家劫，交织踵至，断绝了经济来源的聂文郁先生，觅债度日，境况惨迫。幸得少数同学和乡友的资助，方得勉强入学，以后他又以半工半读和写稿的稿酬维持生活，坚持读完了大学，1935年，他怀着满腔爱国之情，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担任纠察队员，多次同反动军警的水龙、警棍、大刀展开搏斗，表现出一个青年爱国志士的大无畏精神。在大学期间，聂文郁先生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得更为成熟了，他忧国忧民，爱憎分明。他在当时所写的诗中道：“辜月街头行客少，黑风吹断玉带桥。可怜东北流浪者，乞讨声声口唇焦。”表现了他对国家形势的忧虑和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同情。从而促使他立志要在教育领域里一展宏图，寻觅出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1937年，京、津将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聂文郁先生大学毕业，走向百孔千疮的多难社会。他不甘当亡国奴，离开北平回到山西原平老家，想借故园一方热土传授知识，实现教育救国的宏愿。但不久，日本侵略军又深入山西原平县，县城被围。他幸出重围以后，爬山涉水，千里奔波，历尽艰险，几经辗转才到达西安，在《民意报》谋得编辑之职。

1937年12月，聂文郁先生与共产党员刘熹亭、著名作家丁玲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西安分会，被选为分会理事。并在该会刊物《西北文艺》创刊号上发表小说《血的代价》。此后，他先后在《西北》文艺、《西北论衡》等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杂文、短评和文学评论等文章约六七十篇之多，在《山西国民日报》连载长篇小说《金戒指》。这个时期是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高峰期。他运用手中的笔，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丑恶嘴脸。

但是编辑工作并非他平生素志，投身教育才是他真正的追求。故而从1938年起到1948年夏，他辞去编辑之职，先后到陕西洋县国立七中、铭贤中学和东南中学担任国文教师。

他学底深厚，教学认真，为人师表，深得学生敬重。由于他思想激进，追随真理，曾多次被校方解聘。犹如蓬草，任风吹荡。

抗战胜利以后，内战又起。聂文郁先生越来越认清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真面目，对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了厌恶和唾弃。1948年秋，举家西迁，从西安来到高原古城西宁。经岳父杜汝涛引荐，到西宁湟川中学任教。只教了一段时间，又因与校长政见不合而被解聘。生活无着，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真有“涕泪涟涟问苍穹，何处是我米粮乡”之感愤。

聂文郁先生一身正气，在漫漫长夜中寻觅教育救国道路，但与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空负才华，不为所用，空有壮志，不能酬国，理想一个个破灭，追求与现实相背，一腔热血尽付东流。

二、躬耕默默营桃李 宛似高山一曲歌

1949年9月，青海解放。聂文郁先生欣喜若狂，他与青海人民一起奔向街头，迎接开进西宁城的解放军。他和教友罗弼卿在街上与部队杨绍雄连长相遇（杨系罗的学生），当晚又和罗弼卿前往解放军驻地，请求连队给他们赠送毛主席著作。他们当时带回毛主席著作六七篇，如获至宝，挑灯夜读直到天明，一口气读完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去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毛主席著作。读后心情激动，精神为之一振，始觉原来真理在共产党手里！当即赋诗，以抒其志：“鸡鸣五更天拂晓，东方红日照心头。越学心中越坚信，中共救国有佳谋。”并至为感慨地说：“朝闻道而夕死，吾愿足矣！”

学校军代表在学生中了解到聂文郁先生是一位进步教师，决定让他代表西宁学界参加庆祝西宁解放万人大会主席团。次日，他在庆祝大会上，走上主席台，代表西宁学界发了言。

明媚的春光和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到半生飘泊的聂文郁先生身上。从此，他跟定了共产党，在青海教育园地里拓荒、耕耘。

1950年，党组织派聂文郁先生着手西宁市各中学合校工作，并任合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两月之内，将西宁中学、昆仑中学、西宁职业高中合并入湟川中学，成立了青海省第一中学。组织委任他担任了该校第一任校长。他殚精竭虑，不舍昼夜，为整顿校风、聘请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辛苦劳作，乐而不疲。在他培养出的一批又一批学生中，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了青海省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栋梁。

1956年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青海师范专科学校，省文教厅抽调聂文郁先生担任学校中文科副主任。由聂文郁、李万义，李柏琴等三位先生组成三人小组，聂文郁先生为小组召集人，负责师范专科学校的筹建工作。建校之初，一无校舍，二无师资，条件十分艰苦。他们边筹备，边招生，边上课。当时，借了一批师资，当年即招收了中文、数学两个班，办起了高校。聂文郁先生除了处理日常事务以外，还兼授文艺理论课程。自编讲义，边学边教，每日夜里一点钟以前从没睡过觉，以至积劳成疾，身患尿血重病，住入医院。

1958年，青海师范专科学校改为青海师范学院，聂文郁先生任中文系副主任之职，与院党委书记任琛同志和原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王泽同志一起，前往西宁城西郊杨家寨，斩棘劈荆，勘定未来的大学校址。尔后，中文系又搬至纸坊街，到1964年才迁入新校园。当时一无操场，二无取暖设备，教室简陋，人才奇缺，困难重重，不一而止。就在这样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聂文郁先生领导全系师生，团结合力，招收了两个 本科班，两个专科班和一个新闻专业班，共300多名大学生。他身兼数职，坚持上课。

建校不久的青海师范学院，面临着校园建设、筹划师资、寻求生源等一个个难题。要建立一所正规化的学府，建设一个完备的专业系，必须要以雄厚的师资力量为保证。然而当时的中文系师资力量却极为薄弱。上级部门有计划分配到学校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即使分配来的教师，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立即胜任高深的高校教学工作。他下定决心走自己培养的道路。

在五、六十年代，不惜工本选送了一批青年教师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上海、厦门等地的院校进修。在校内，请姜书阁等老教授给青年教师上课，用以师带徒的办法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又从毕业生中选拨一批品学兼优者留校任教，培养成为教育接班人。

这些培养和进修的教师，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取长补短，积极进取，成为教学骨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师资队伍，从而壮大了师资力量，大大提高了办学水平。

生源的极端紧缺是建校以来学校面临的又一个难题。学校办起来了，老师请来了，但是没有学生来上学又如何能称之为学校呢？面对这样的处境，聂文郁先生与学校领导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出去请，请学生来上学。”他派教师走出校园，到河南、陕西、上海等地劝导青年学生来开发大西北，一批批学生纷纷自愿来到青海。聂文郁先生与他们谈人生、谈理想，使学生树立起克服困难的信心，问寒送暖，使他们深为感动，终于热恋起这块待开发的黄土地。从此以后，每当金秋时节，学校用鲜花与微笑迎来一批批省内外的学生；又在百花争俏的时节，送走一批批去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象一颗颗优良的种子，在青海高原这块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春夏秋冬，为了青海师范学院，为了那些可爱的青年们，一盏旧式的台灯伴他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又有多少个日子他迎来了黎明的第一缕霞光。

在几十年创业的艰苦岁月里，聂文郁先生有欢乐，也有辛酸。在那反右派、“拨白旗”的年代，他曾因直言敢谏，差点被打成“右派”；在人们头脑发热的1958年，他也曾不得不忍痛放下手中的教鞭当了炼钢工人；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全家和全系师生一起喝“代食面”糊糊，到西山火烧沟开荒种地，共度难关；在建设校园中，这位年已50开外的老人，更是以身作则，和全系师生们一起搬砖担砂，平整操场，干着年轻人都觉吃力的体力活却从不嫌一身脏，没喊过一声苦。苦与累是当然的，但他心里感舒畅，高兴。那顽强的拼搏精神，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精神，使学子们钦佩不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聂文郁先生和千百万知识分子一样，未能幸免。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挂牌游街，被关进“牛棚”。编入“牛鬼蛇神”队，被管制劳动。不久，又冻结了他的工资、存款，并被扫地出门，被迫迁出校园，移居西宁市尕庄西台子。全家8口人住在3间破烂的平房内困居长达10个春秋。子幼妻病，贫病交加，数十年日积月累的诗文、讲稿、资料卡片，也因屡经翻箱倒柜被毁掠一空。他当时的愤激之情，几难言喻。

他不得不怯谈国事数花朵，忍弃专长诵外文。

从“牛棚”被放回以后，不甘白白虚度光阴的他重新开始攻读英语，天天坚持，书声琅琅，十年如一日。他在西台子主动办起了中学生英语补习班，自告奋勇担任英语教员，和西台子的左邻右舍建立了真诚的感情。

在那段令人心酸的日子里，有讲不完被伤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尽管生活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他始终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同样，也相信他自己。在一次被“红卫兵”围斗中，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俯仰不愧天地，功过自有春秋！”

解放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待遇优厚、工作条件优越的一些著名大学的聘任，决心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青海人民的教育事业。正如他的诗一样：昆仑峨险可为家，滔荡河湟应种花。三纪如驰心更壮，思留火种照天涯。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乎险远。人生的道路和事业不是一帆风顺，会遇到各种惊涛骇浪、逆流、险滩。然而，只有不畏风吹浪打，敢于扬帆之人，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磅礴气势，才能领略到前进途中的山水风光，才能驾驶着生命之舟，到达理想的彼岸。聂文郁先生正是这扬帆之人，他在艰难之中创造着人生的自我价值。

三、谁道青阳徒迫岁 精忠为国献吾身

十年浩劫过后，聂文郁先生已年届古稀，又焕发青春，将其余年献给教育事业。1977年他重新恢复工作，担任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978年下半年，他毅然担负起培养首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的重任，招收7名研究生。这项工作对他是极为繁重的。他亲自制订教学计划，为研究生指定读书篇目，亲自授课，检查读书笔记和背诵情况，还要经常过问和关心研究生们的日常生活，为之排忧解难。他每次给研究生讲课都长达三、四小时。除此以外，还担任了大学本科提高课和专题课的授课任务，先后给几届本科毕业班讲授了《诗经研究》、《李白》、《元结诗歌的思想性》、《初唐四杰初探》、《古代诗歌注释问题》等专业提高课。他功底扎实、深厚，讲课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使学生深获教益。

1980年，他被晋升为中国古典文学教授，1982年担任青海师范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青海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尽管政事繁忙，席不暇暖，但他还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教书育人和学术著述上，在古稀之年，争分夺秒，不舍昼夜。

作为一位功底深厚的学者，他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涌现出来的。在风调雨顺的政治气候下，他积郁已久的写作热情似喷泉一样爆发了出来。他从1978年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动手学术专著撰述，计划在他有生之年，完成5部专著，他常以“日暮赶路程”的诗句来激励自己，以耄耋之年而笔耕不辍。在短短几年内，他辛勤的汗水，结出了累累硕果。试看下面的时间表：

1980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勃诗解》；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元结诗解》；1985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植诗解译》；1987年完成《阮籍诗解释》，1989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先生已逝世有年；1988年，在他身患绝症的最后一年里，他自知弥留人间的时间不长，更以顽强的毅力在与死魔拼搏中坚持著述。在医院里，就连同房的病友也为之感叹不已。终于完成了他计划中的第5部专著《杨炯诗解释》，在他去世前三天，他从昏睡中醒来，还强忍痛楚，在病榻上支撑着极度虚弱的身躯，用颤抖的双手，最后审定了这部书稿，在场的人无不为他这种顽强的精神而感动涕零。在他完成计划中的5部专著的同时，还在省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聂文郁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常说：“写书不是为了成名，而是为青年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架桥引渡，须尽量减少疏漏，不误人子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他的第一部专著《王勃诗解》出版后，曾引起省内外学者的注意和好评，连续3次再版，收到了许多誉美的文章。但是，他更特别注意的是批评性文章。有的学者曾指出个别引文的疏误，他立即引为谏友，并翻检史料，加以查证、核对，拟在以后再版时加以订证。他这种严肃的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于以后几部专著的写作过程中。“三曹”、“四杰”、阮籍、元结等人的作品，千百年来研究者甚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云，繁杂迷离，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或直接在他的先师黄节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阅史料，细心剥理，去伪存真，然后根据坚实的史据择善而从，并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加以注解，运用富有民歌情韵的诗句加以现译。他往往能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发人之未能发，言人之不敢言，使青年们读之了然于心，其可信性和可读性都很强，富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色。

他一生富有才华，笔头甚勤。早在中学时代就发表了文学作品。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曾经发表诗歌、小说、杂文、小品、文学评论和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有连载长篇《金戒指》一部。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其平生所述著有小说5篇（部）；散文、小品文、杂文、文学评论、政论和学术论文约126篇；学术专著5部。他不仅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者，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给后代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聂文郁先生的晚年，身兼多职，教学科研繁重，但他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十分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民意，热情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青海献计献策。有一次，他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会上提出一件为青海等边远地区增加教育经费的提案，得到大会的重视。他十分激动，每当谈起此事，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认为自己以微薄之力，为青海人民办了件实事。在他病重期间，还积极参加和领导“一多”高中的筹建工作，从计划、经费、校舍、师资力量、生源以至校名等，事无巨细，必亲躬不辞。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间，曾数十次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实地考察。足迹遍及祖国的河洛中原、大江南北、丝绸古道、五岳古关。与同道讨论学术，切磋学问，或为写专著搜集资料，千山万水，不辞艰辛。他每到一处必登山临水，访古探幽，赋诗抒志，投向大自然的怀抱，把炽热的爱国之情，洒向祖国的美好河山。他的古体诗写得很好。善写古风、律诗、绝句，体格多样。其诗风健朗，文字朴实，感情真挚，富有生活气息。有的诗歌已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有的已收入《丝路诗集》，有的尚留存在自编选的《一笑诗选》中，共约有几百首之多。这些诗都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风风雨雨的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也寄抒了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精神；对祖国的热恋；对人生的热爱。

聂文郁先生一生清廉自守，粗茶淡饭，布衣布履，从不随便铺张浪费，以权谋私。外出开会、学习和参加学术活动尽量不住高级宾馆，往返大都挤公共汽车。家中陈设十分简单，唯有几架藏书而已。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由爱人自裁自制，理发亦由家 人自理。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宁可一家人喝“代食面”糊糊，从不用国家的照顾物品去换取食物。

在他晚年患病住院期间，拒绝雇人护理，全由自己的子女轮流照顾，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在他即将辞世时，给其子女留下这样一句简短遗言：“我一生清贫，勤俭度日，廉洁奉公，并愿以此勉我子女。”他的高贵品格，亦象遗嘱一样留给了后人。

聂文郁先生为人正派，谦和平易，团结同事，爱护学生，从不说不自重的话，做不自重的事。他学养深厚，经验丰富，德高望重，但从来不以此自傲。几十年来，他培养的学生几满河湟，有的已成为省内文化、教育界的巨臂，有的已蜚声海外，但在他的眼中永远没有“小字辈”。对于学子们的意见，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只要讲得有道理，他都虚心采纳。在他赠送给学生的书籍扉页上，总是写上“学弟”二字，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谦和不傲的精神和长者之风，使师生们深深为之敬服。

他一生教书育人，奖掖后进，为人师表，教子有方。他对自己子女们充满着父爱，又能严格要求，时常教导他们要凭自已的本事吃饭。在他的教育下，6个子女克服种种困难，勤奋自励，先后都完成了大学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几个孙子亦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生。这真可谓是：文章千古在，堂下子孙贤。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80年风风雨雨,聂文郁先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拼搏的脚步，每一步都如此坚定，如此充实。他的事业和精神将垂之久远，泽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