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词语释义

2 方之中篇小说

3 《三国杀》游戏的一种

内奸，指暗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对分子；此外有同名中篇小说。

nèi jiān

指暗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对分子。

《宋史·李纲传上》：“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为之警察以防内奸，为之陆海军以御外患。”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第四部：“ 陶阿毛急了，事不宜迟，再不逃走，给汤阿英她们抓住，查问起来，他丑恶的内奸面目可能要暴露了。”

小说简介

作者简介

人物塑造

艺术特色

作品鉴赏

◎ 小说简介

《内奸》，中篇小说名；刊于《北京文艺》1979年第3期，是中国当代作家方之的代表作品。

《内奸》是“反思文学”中相当典型的一个作品，作者方之就是50年代江苏“探求者”团体的成员之一，后被打成“右派”，这是他复出后的一个代表作。

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时间则从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后跨越了近四十年，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玄”、经历复杂的榆面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的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作者对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

这种在历史的纵深中展示社会悲剧，并对导致悲剧的历史原因作出追根溯源的探询的方式，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它是建立在作者二十多年的个人命运遭际和对民族、历史的痛苦而执着的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 作者简介

方之（1930—1979），原名韩建国，1930年生，祖籍湖南湘潭，生长于南京。在南京第一中学读高中时接受进步思想和党的教育，参加了地下党组织。

南京解放时被调去做青年团工作，另外，他又深入农村，先后发表了不少讴歌新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成名作《在泉边》。

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以后又在江苏文联、南京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1957年，方之与江苏几位青年作者高晓声、陆文夫等提出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求人生的艺术感受，受到了批判和斗争，方之回到他工作过的农村参加劳动，更深入和真切地观察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在60年代初写出了引起全国文艺界讨论的《出山》及其他一些作品。

70年代末当他重返文坛后，鲜明地提出了搞“防癌文学”的主张，这是他直面人生深沉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经验的结晶。

这个才华横溢、勇于探求的作家，一生中处于顺境之时甚少，1957年因“探求”受打击后一直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总其一生，能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的时间并不多，所写小说不过几十篇，全部着作加起来不满一百万字，但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和火热的心去观察和聆听时代的脉搏，在自己的作品中讴歌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鞭挞丑恶的东西，写“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 人物塑造

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是“文革”后文学人物画廊里十分独特的一个。所谓“不干不净，好吹好玄”，只是带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眼光的一种界定模糊的评价。

这个普通的小商人在战争年代里，因为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惶恐不安，也为八路军的日益壮大而惊异。当他看到家有万贯的大地主少爷严赤不仅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变卖捐出了全部的家产，惊诧之余他感到纳闷：共产党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样躲避共产党了，还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作为与共产党交善的商人，他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药品，还时时牵挂着他们的生死安危。

1942年日本军队围剿新四军的时候，黄司令员托他设法掩护快要临产的女共产党杨曙，她正是副司令严赤的妻子。田玉堂以多年为商的机敏和社会关系，闯过重重难关，终于使母子二人平安无恙。这是小说上编所叙述的故事。下编则已是“文革”时代了，当了县蚊香厂厂长的处处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烂”声中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但当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目的诬陷黄司令、严赤夫妇为“内奸”，并要他作伪证时，他本着自己的良心实话实说，因而招来一顿打，并将他革职为民，遣返故乡喂猪去了。田玉堂对拷打他的“造反派”说：“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来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 “内奸”本是个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的名词，在中国现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历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随着党派立场竿时势的变迁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内奸》中所叙述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诬为“内奸”终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并没有越出四十年党史斗争的范畴，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的题材也并无多大的差别，但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小说以田玉堂这个富于民间色彩的人物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十年来的政治风云，使这段历史的是非曲折又有了另外一种解释。

就田玉堂个人来讲，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他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的地方。他为共产党做事，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对这个组织的朴素的好感，并不曾出于一种信仰而使他把全身心都交给组织，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他始终是一个“同路人”，他从惧怕、远离共产党，到同情、钦佩、最终参与共产党人的事业，成为一个小企业的厂长，都是出于一个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剧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点软弱的方式，不仅保护了他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极左政治路线和政治阴谋者的行径，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黄司令员、严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与像田有信这样在“干干净净”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盖着私利的“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小说并不是从正面去展示和探问“文革”的悲剧及其历史成因，而是以一个胆小、谨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来折射时代悲剧，田玉堂的悲剧不会激起大悲大恸，而是引发一股淡淡的苦涩，在这一种甜酸交织的苦涩里，我们感到普通人的美好与卑微，勾起我们深深的隐痛。作为一个民间小人物，他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而无法进入崇高和壮美的正史，也因为没有直面惨淡血污的现实而难以有令人崇敬的英雄色彩，但以民间化的视角来叙述政治历史的悲剧性变迁，其本身就是历史反思的一种表现。

◎ 艺术特色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别之处，还体现在故事的传奇性和独特的讽刺手法上。

《内奸》的作者采用了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说话”方法，一开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续的时间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来，脉络清晰，娓娓动听。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环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对人物肖像、心理、动作和对话作静止的刻画，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为主线，在四十年的历史中选取了1942年护送杨曙就医脱险和文革中深陷冤狱，有口难辩这两个传奇式的事件，让许多人物纠缠在一起，在波澜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发展中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同时，故事的传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独特的叙述的语言有关，小说土腔土调的叙述语言与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相得益彰。

《内奸》的辛辣讽刺不仅表现在让讽刺对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将田有信的圣洁的言辞与卑劣的行径相互对照，更重要的体现在对人物和情节的把握与安排上。精通买卖，交游广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来是一个具有民间喜剧色彩的人物，他惯于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云天雾地，但作者恰恰在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悲剧性的讽刺意味，田玉堂本来并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黄、严两位共产党人的感化下叹服了，并为之冒了风险出了力气，到头来被当作“内奸”；他当年好吹好炫时倒没被当作坏人看待，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实实时，却反而连遭痛打。时代历史的内涵在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的眼里，与“好人落难，小人得志”和世事变幻的沧桑感叹相结合，获得了独特的讽刺效果。

◎ 作品鉴赏

方之作品作品通过曲折动听的故事，沉痛地记述了一个进步商人的遭遇，辛辣地讥讽了林彪、“四人帮”的丑恶行径。这篇作品的故事，有着较强的吸引力量；作者饱含泪水的讽刺笔法，不时使读者发出沉重的笑声。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内奸》的讽喻艺术的浓重色彩。

在《内奸》开宗明义的第一段里，作者告诉读者他要说的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五花八门、三教九流的人物就有十多个，时间竟长达40年之久。作者对这一切安排理丝有绪，脉络清晰，娓娓动听，头头是道，在驾驭如此庞杂的题材时显得裕如自然，毫不费力。

人物很多，他着重写了一个商人的遭遇，事件很杂，他着重通过这个商人的眼睛观察了历史的变迁，40年的兴衰，世态的炎凉，共产党的真假，田五堂的可笑而不幸的遭遇，乃是一桩新的传奇公案，面对千头万绪，作者不去孤立地写环境，写事件、写人物，不去静止地写人物的肖像、心理、动作和对话，而是通过写故事把这种种统一起来，通过故事的发展变化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寓人物于讲述的故事之中。

故事以绘声绘色、委婉曲折、引人入胜而见长，这是中国白话小说、说唱文学的显着特点和优良传统。《内奸》里写故事，除了“土”腔“土”调、入耳悦耳之外，刻意求工的是对人物关系、各种事件的选择、剪裁、安排和照应等等。它是以商人田五堂的个人遭遇为主线反映时代、结构故事的，作者尽量地不使故事游离于人物刻画之外，在一篇两万多字的短篇容量中截取长达40年的全部变故中的几个横切面，或描绘，或渲染；或放大，或熔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时而一带而过，时而精工细琢；纵横开合，首尾相顾；摇曳多姿，引人入胜。

40年的境遇，在《内奸》里实际上写了两个不同年代的两件大事——巧妙地躲过日伪的耳目护送“表妹”就医和深陷冤狱、有口难辩。作者紧紧抓住这两件大事不放，让这样两件大事把两个不同时代的众多的人物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彼此冲突，产生悬案，布下疑阵，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环扣着一环，一浪高过一浪，出乎意外，又合乎必然。《内奸》是故事小说，也是讽刺小说，它对于林彪、“四人帮”无情地揭露和严厉的鞭挞，表现了作者犀利、辛辣的讽刺才能。他笔下的田五堂精通买卖，善于交游，见多识广，好吹好炫，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云天雾地，本来是个喜剧人物。但是在“文革”中他被当作“内奸”，黄、严二人变成了“走资派”、“反革命”。这时他既不吹、又不炫，老老实实交代作证，反而却连遭痛打。20多年前就叹服共产党的一个精灵的买卖人，20多年后“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本来的一个喜剧人物，好炫瞎吹时没有被怀疑是坏人，现在竭尽忠诚地说实话，反而被视为“内奸”，成了悲剧人物，这本身就埋伏着一条讽刺的引线，读者由大笑进入了深思。主人公是以正面人物的丑角形式出现，是个肯定性的喜剧人物，不时地给人产生笑。可是在“四人帮”及“帮四人”的迫害下，反变成了悲剧人物，所以这种笑是含泪的笑。而另一位清清白白的田有信，却是暗中诬陷好人的“内奸”，这是一个本来丑恶却力求自炫为美的否定性喜剧角色。作者用喜剧手法揭露其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前后不一，让他自我嘲弄，自我出丑，通过讽刺性的笑，来鞭挞这肮脏的灵魂。

《内奸》用犀利的解剖刀，把“文革”时期红脸白脸的灵魂形象地作鞭辟入里的剖析，而在这犀利的批判锋芒中，充满着强烈的喜剧色彩和讽刺力量。小说还运用辛辣的语言，增强讽刺色彩，有时几句反语，造成讽刺的语境；有时插入叙述者的议论，以嘻笑怒骂的评点，在诙谐的语言中潜藏着尖刻的讥讽。

由游卡桌游推出的《三国杀》游戏中的一种。

的胜利条件为：成为新的霸主，需要除掉除自己外所有的人，成为最后的生还者。

在《三国杀》游戏中，内奸只为自己战斗，就算场上有两名内奸，他们也是各自为战。

注意：主公阵亡则游戏立即结束，内奸应首先击杀掉除主公外的所有人，最后在单挑中战胜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