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新剧始于1909年。第一部演出的新剧是张伯苓编导的《用非所学》，颇受师生称赞。以后又演出了《箴膏起废》、《华娥传》、《新少年》，从此新剧活动日益活跃起来。1914年新剧团成立后，下设编纂、演作、布景、审定等部，以培养人才和改良社会为宗旨，更把南开新剧推进到崭新的水平。

基本简介

出演剧目

起源发展

历史溯源

时代背景

戏曲发展

独具特色

编写剧本

艺术价值

上演话剧

基本简介

南开大学堂原名就是1914年11月成立于天津南开学校，它对中国话剧的主要贡献就是在20世纪初，成立了中国早期话剧（新剧）业余演出团体——南开新剧团。南开新剧团的创建倡导人严范孙、张伯苓。团长时趾周，副团长张彭春。主要成员有尹劭询、伉鼐如、华午晴、马千里、周恩来、黄春谷、陈钢、施奎龄、王祜辰、曾中毅、吴国桢、梅贻琳、张平群等。

出演剧目

仅1914—1920年，就先后演出了《一元钱》、《恩怨缘》、《仇大娘》、《一念差》、《醒》、《反哺泪》、《戏中戏》、《理想中的女子》等33个新剧。这些剧目，大都取材于现实，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其中，张彭春导演的《一念差》、《新村正》等新剧，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通过这些演出活动，南开新剧团在津京等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推动中国新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中国话剧史上，南开新剧团是一个享有较高声誉的学校剧团，在长达40年的艺术活动中，不仅为中国话剧做了播种工作，而且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如张彭春、曹禺等。

起源发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南开中学，有一个传统，便是每到校庆和欢送毕业同学时，都要演戏庆祝。这是由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研究教育和戏剧的教务长张彭春，和对戏剧颇有兴趣的教务主任喻传鉴组织学生进行的。

其实早在1909年（宣统元年）时，张伯苓校长就提倡演出“新剧”。所谓“新剧”就是后来的舞台话剧，是从西方传入的近代新式演出形式。更确切地说，这是从西方传入南开，从南开流传开去的。南开第一次公演的新剧是张伯苓校长自编、自导、自演的《用非所学》。五四运动以前在南开学习的周恩来就是当年南开编演新剧的积极分子。1915年南开学校十一周年时，他参加演出的《一元钱》，曾经大获成功。

到了二十年代在南开的这个新剧“传统”则培养了另外一位名人，但他一生的贡献则是和话剧直接相关的，他就是曹禺。

曹禺大约在十五岁时就加入了南开新剧团，他演过很多戏，几乎都是张彭春导演的。他们演出的剧本经常是外国的，有的要改编，人物要用中国的人名，剧情也要变为中国可能发生的故事，但主题思想不加更改，这样才更中国化，适合了舞台条件和也易于观众接受。曹禺就曾将十七世纪法国喜剧家莫里哀的《吝啬鬼》，改编为《财狂》，两位主角的名字分别改为韩绮丽（原剧的艾利丝）和韩伯康（原剧的阿尔巴贡）。《财狂》在南开慰庭礼堂公演时，轰动了华北文艺界，郑振铎、巴金、靳以都由北平来看戏，天津《大公报》还为此出了纪念特刊。

历史溯源

在文明戏误入歧途时，一支学校演剧队伍却异军突起。南开学校是一座民办的新式学校，位于渤海之滨的城市天津。校长张伯苓受过西方教育，他把学生演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早在1909年，他就自编自演过新剧《学非所用》。虽为社会守旧人士斥为“有失体统”，但他却不改初衷。

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被张伯苓誉为“南开最好的学生”的周恩来，是剧团的置景部长。他不但参加演出，还积极探讨新剧的理论。之后，在周恩来的革命活动中，都同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6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1892－1957）自美国学成归来，他将在美国所学到的西方现代演剧的经验和知识，全部用于指导南开新剧团。他们编演的《一元钱》、《一念差》以及《新村正》等，采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方法，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坚持按照剧本排练，杜绝随意的矫饰的表演，演出风格力求真实，自然。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为当时的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受到观众的好评。一些大学教授也曾撰文，给予高度评价。

南开学生演剧活动，不仅传达了时代变革的先声，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者之一，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戏剧人才。

时代背景

当时社会上的风气还比较保守，“男女大防”之事尚不能完全冲破，男女也不能同台演戏。所以，在中学时的周恩来和曹禺多半扮演女角色。像在1928年10月公演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就是由曹禺扮演的娜拉，张平群饰演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律师。在当时大谈“冲破家庭”的社会潮流下，娜拉的角色是很“时尚”的偶像，《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社会引起很大的注意和反响，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

但在《娜拉》中成功地饰演女角并不是曹禺第一次“反串”，他第一次饰演女角的戏是易卜生的《国民公敌》，而这出戏之外还有一出戏——褚玉璞闹出的禁演风波。

1927年7月，张彭春领着南开新剧团演练的易卜生创作的名作《国民公敌》。这个戏写的是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传染病菌，他不顾浴场主的威迫利诱，坚持要改建泉水浴场，因而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他们便和舆论界勾结起来，宣布斯多克芒为“国民公敌”。在苦心排演了两三个月之后，正当准备上演时，一天晚上张伯苓得到通知说：“此戏禁演。” 这是因为，那时的直隶督办是褚玉璞，这位直隶督办“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认为是“国民公敌”，认为该剧在影射、攻击他，于是下令禁演。

此戏也只好等到他倒台后，张彭春又巧妙地将《国民公敌》改名为《刚愎的医生》，才在1928年3月20日易卜生诞辰百年纪念日得以推出。

戏曲发展

经过这一场风波，让年轻的曹禺头一遭觉得政治社会的压抑，“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要用尽一生地气力！”同样也让年轻的“演员们”堵下一口气，竭尽全力地在舞台上把戏里戏外“抗争”的情感，表演得淋漓尽致。此戏连演三场，场场爆满。也是这场戏，让张彭春看到了曹禺的表演天赋，由此对他大加栽培，让他从自然科学的路转向了戏剧的路，塑造了这样一位戏剧大师。而曹禺也曾回忆说“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我从十五岁至今天（七十二岁），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

之所以南开的新剧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名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张伯苓冲破了当时社会将戏剧行业的表演者视为“下九流”的传统社会等级定势，将表演新剧作为培养学生拥有改良社会能力的一个手段——他认为新戏能够最直接的让学生练习讲演，同时改编的外国戏在宣传进步思想给观众之前最先感染了演员本身，曹禺也曾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

后来，周恩来总理曾经一再说要把天津和北方其它地方的早期戏剧运动写到话剧运动资料里去，“为什么北方这么重要的戏剧活动一点都不谈呢？”或许，这是在作为国家领导人支持文艺事业的背后，还有作为南开人对南开往事的一段回忆吧。

独具特色

早期南开学校演出新剧的时候，并没有正式的剧本，都是“首由师生想故事，故事想好再行分幕，然后找适当角色，角色找好则排演，剧词随排随编，迨剧以排好，词亦编完。编完之 后，再请善于词章者加以润色”〔夏家善等.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南开大学 出版社，54〕因此，演员们上台之后可以随时发挥，剧本并不是演员表演必须遵循者。为了 提高新剧演出质量，张伯苓决定对此进行改革，废除这种可以任意发挥的幕表制，大力推行 剧本制。他做出明确的规定，每次新剧演出之前都要有完整的稿本，并要求新剧团编纂部的 师生要以慎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剧本的创作。“凡此部（注：指编纂部）会员均须编纂一 剧……于上星期六以前交稿，即交审定部评定，遴选佳稿，再交演作部排演。”（《南开星 期报》，第27期）

编写剧本

然而编写剧本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集思广益，编出高水平的剧本，1916年暑假， 张伯苓还特意带领一部分新剧团成员到离天津不远的高家庄集体编纂剧本，“今岁暑假期中 ，校长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 冀毋匆忙于临时”（《南开校风》，第38期）。在参加编纂剧本的人员中，除了张伯苓、时 子 周、尹劭询、王祜辰、华午晴、姜更生、伉乃如等教师外，还有于佩文、李纶襄、李福景、 周恩来等四位同学。在高家庄，师生们或“旅行数里之外，或泛舟河渠之中，或观学校，或 观稻田，又或促膝谈心”（《敬业》，第5期）。最后，每人都编写出了三四部稿本。但是 经 过张伯苓和审查部的仔细检阅，认为能够上演的只有两部。返校之后，张伯苓再次对这两个剧本进行修改和润色，请“尹（劭询）、时趾周（注：即时子周）二先生将意义编出，然后 再加余人削改，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南开校风》，第38期）。后来，到了张彭春执导南开新剧团的时候，他也是和师生们一起创作剧本。

艺术价值

1918年，为纪念建校十四周年而演出的《新村正》，就是张彭春执笔创作的。至于那些可以在南开学校内部演出的剧本，能否 进一步向社会公演，也需要经过再次审批。如果认为剧本不够理想，没有达到公演的程度， 那么就要重新修改，反复推敲琢磨，直至通过审批。1916年，为纪念南开十二周年校庆而公 演的《一念差》，最初就被评判为“事繁幕少，不足起观者兴趣”，于是又重新召开讨论会 ，决定把原来的五幕剧扩充为六幕剧，又经过多次编演，才于校庆日对外公演。

上演话剧

在这样严苛的标准之下，新剧团一共编导上演了大约七十多部中外话剧，由此奠定了南开学校在北方，乃至全中国话剧艺术发展中的地位。这些剧本内容丰富，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阶 层的众多侧面，有的反映了中国广大农村的现实生活，表现出农民与地主阶级乃至帝国主义 侵略势力的矛盾斗争，如《新村正》等；有的反映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场的黑暗，如《 一念差》等；有的反映旧思想、旧道德对人的毒害，宣扬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的新风气，如《一元钱》等；有的反映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问题，如《理想中的女子》等；有的反映青 少年勤奋学习、立志救国，如《新少年》等。可见，剧本题材之广泛，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普 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构成南开新剧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是张伯苓和张彭春的兴趣所在。 除了撰写剧本之外，张伯苓和张彭春还非常注重对新剧理论的研究及探讨，这也是南开新剧 团 的一大特点。他们二人，尤其是张彭春，经常以撰写文章或者发表讲话的方式，详细介绍和 阐述话剧理论演变、话剧流派发展、话剧未来走向等问题，使得热心新剧的同学不仅能 够亲身感受话剧表演的魅力，还能对话剧发展之历史了然于心。张彭春曾在南开礼堂中面对 数千学生侃侃而谈自己对艺术的看法，他认为：“不论多么热烈的情感，只要用某一种形式 表现出来，成为艺术品的，它的律动总是静的、淡的。凡是伟大的作品，全是在非常热烈的 情感中，含着非常静淡的有节奏的律动。把无限的热情，表现在有限制的形式中，加以凝练 、净化，然后成为艺术品。这就是艺术作者的牺牲。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者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