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驰北，原名们都巴亚。内蒙古额济纳旗人。1947年在昆明大学（今昆明学院）参加学运，后赴苏北解放区，历任《苏南日报》记者组长，《新华日报》工业组副组长，《雨花》编辑部小说组组长，《新疆日报》工业组副组长，《新疆画报》编辑组长，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不沉的湖》，长篇纪实小说《新疆疏勒劫狱奇案》等。

论孟驰北先生

吴华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理论处处长）

他好似向我们推开了一扇从未打开的思维之窗，透过这扇窗户我们看见了过去从不曾看见过的“文化景色”；他好似为我们架设了一条心灵的时空隧道，通过这条隧道我们能够理解波澜壮阔的过去；他好似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直达心灵深处的“内视镜”，借助这面镜子我们感受到人格深处的历史烙印；他好似为我们建起某种“桥”，通过这桥能在不同文化模式间穿行。类似摩尔根揭示了远古社会的“序”，达尔文揭示了生物世界的“序”，孟驰北先生揭示了古代草原社会的“序”。

孟驰北先生精彩地分析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冲突、混合对古代亚欧大陆一些区域文明兴发的巨大作用，我都赞成，但对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如同化、顺应、对抗塑造、浸染等，缺乏规范性的概括、表述。这方面的学术条件已经具备，只是需要跨学科的方法组合。

孟驰北先生在草原文化领域已经实现基础性的突破，需要拓展，需要有更多的学人、学科进入。期望更多的人阅读孟驰北、传播孟驰北、共享孟驰北、发展孟驰北。

孟驰北其人 孟驰北，1925年生，蒙古族贵族后裔，中国文化大家、“草原文化理论之父”、著名记者、小说家。他历时14年，完成了当今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草原文化和人类发展的恢弘巨著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上、下卷），开创了人类草原文化学系统理论。此后，经过十年的研究，孟驰北先生再次推出70万字的巨著 《中国历史新视角》（上、下卷），更加完善了人类草原文化学系统理论，对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提出了全新的视角和认识论。最近，年事已高的孟驰北先生又开始撰写 《欧洲历史新视角》，此书的完成，一个完整的草原文化体系将呈现给世界。他被国外华裔学者誉为“草原文化之父”。 孟驰北先生是个思想家。什么是思想家？这显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以为思想家有六个共性特质：一是具有渊博的“总和知识”；二是具有先进的思考方式和强大的思考力；三是具有以思考为人生最大趣好的人格特质；四是具有“思想勇士”的性格特点；五是具有丰碑式的思考成果；六是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和公认。以这些标准来衡量，我认为孟驰北是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影响、得到更广泛公认的思想家。孟驰北的思想 孟驰北先生的最大贡献是深刻揭示了草原文化的本质和各种外表的形态，深刻透视了草原文化的人格特征，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游牧民族和草原文化在欧亚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 他主要论说了些什么呢？他提出的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在想：世界有好几个大洲，为什么只有欧亚大陆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辉煌而长久不衰？在欧亚大陆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在历史上走着各自不同的路？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在文化上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历史的哪一个方面，而是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各个方面，是整体的差异。为什么欧洲文化一直处在发展中，表现为不断有质变的动势，而亚洲竟在农业文化圈画上了句号？” 他分析问题的基本范式是“6种文化形态论” “对社会文化内蕴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样式。从远古到现在，大致上可区分出这样几种社会样式：原始狩猎生产样式、原始采集生产样式、牧业生产样式、农业生产样式、商业生产样式、工业生产样式。与这几种生产样式相关联，人类历史长河出现过6种文化形态：原始狩猎文化、原始采集文化、牧业文化、农业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要解释清楚人类历史必须要研究这6种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6种文化是从人类历史整体说的，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并非都要经历这6种文化。但是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折射出一个巨大的差别来看，凡是完完全全经历了这6种文化的民族在认识上与社会生活上就比较成熟，就站到了世界的前列，而没有完全接受这6种文化的民族就表现出先天不足，只好尾随历史之后。” 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积淀在人们心灵的 “集体无意识”，也就是“主观范式” “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不同的生存方式，每一种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几千年、几百年。在这个跨度内可以改朝换代，可以有政治权力交接的大变动。只要社会生产样式不变，文化形态的经纬网络就不会变，生存方式的构架也不会变。人的生命在一定的轨迹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形成一个常数，它对人就不能不留下心理积淀，形成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中介和对外部世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范式，在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上就表现出一种定向性，这种定向性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差异。” 他认为欧亚大陆所有民族几乎都是游牧民族和农业土著民族的混合 “公元300年到800年，日耳曼游牧民族整部落整部落地向欧洲纵深推进，建立了许许多多王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牧业民族与农业民族大融合，时间延续了500年，这就形成了今天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雅利安游牧民族和印度当地农业土著达罗毗荼人混合，后来又有白匈奴和蒙古人混进，这就构成了今天的印度人。雅利安游牧民族和伊朗的土著混合的结果，成了今天的伊朗人。北非的含米特游牧民族和尼罗河三角洲务农的土著民族混合就成了埃及人，后来西亚的闪米特游牧民族又侵入埃及，埃及人又有了一次新的混合。铁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同样是游牧民族和农业土著民族混合而成的。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炎黄两大部落就来自西域。根据现有史料推断，最早出现在新疆和甘肃的游牧民族是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兰州的塞种人和进入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都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说中华民族是雅利安游牧民族和华夏农业土著民族的混血，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他用 “文明混合论”解释欧洲和亚洲的历史分野 “虽然欧洲和亚洲的民族都是两种民族的混合，但混合的结果不同。游牧民族带着草原文化，农业民族带着农业文化，两种民族混合的过程也是两种文化的混合过程。在欧洲，因为农业文化很脆弱，不能构成对草原文化强有力的同化，再加上草原民族不停地进入欧洲，直到13世纪，这种混合还在进行着，因此，草原文化就以强劲之势保持着它的存在，形成欧洲自始至终的传统。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有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长江、黄河、珠江、渭河，适宜于发展农业，农业人口很多，都创造了良好的农业文化，因此有很强的同化力。游牧民族在军事进攻中能取胜，而在文化上则被同化，虽然每次大的混合之后，农业文化都能获得一定的活力，政治上出现新的局面，像埃及，在西克索斯人入侵以后出现过强大的王朝；中国在春秋战国，各种民族混合以后出现了强大的秦与汉，南北朝混合300年以后，出现了强大的隋唐，但草原文化最终还是被同化了。” “在欧洲形成了草原传统，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则形成农业文化传统。” “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根源就在于草原文化有没有起重要作用。在东方，因为农业人口众多，农业文化缜密完善，具有极强的同化力，游牧民族可以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甚至夺取政权建立帝国，但在文化上却是彻底的失败者。再强大的游牧民族进入东方农业文化网络后，就意味着把游牧民族从原始初民身上承传下来的、人类在数百年时间锤炼出来的、能保证和大自然抗争的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化为乌有，用农业民族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去代替。而在欧洲，农业人口稀少，农业文化底子本来就稀薄，又受到游牧民族的频频破坏，一直建不起像中国那样包罗万象的农业文化体系，所以同化力非常差，牧业文化就不至于受到粉碎性的摧残。那份从原始初民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遗产就得以保存，它就使欧洲的历史保持了创造的活力。” “西方文化继承了草原文化传统；东方文化维持着农业文化传统。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就在这儿。且不说抽象的理论问题，看看西方人现在的生活也能证实这一点。马背民族爱吃肉食和奶酪，西方人也如此；马背民族吃饭用刀叉，西方人也用刀叉（改进过的）；马背民族爱喝奶茶、奶酒、马奶酒，西方人爱喝饮料；马背民族爱用大碗喝酒，西方人用大杯子喝酒；马背民族爱狗，西方人对狗有深厚的情感；马背民族爱马，西方人不论男性女性，连大家闺秀、名门少妇也爱马……诸如此类的现象还可罗列许多，不从这种文化传统上找原因就说不清东西方历史发展和文化的差别。” 他提出了“人格文化论” “牧业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不表现为物质、典章、制度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而是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气质方面，也就是他们的生活、行为、思想方式方面。正因为如此，也就受到史学家们的轻视。似乎草原民族除了歌舞和一些说唱史诗之外，其它几乎是一片空白。草原民族从物质的丰富和各种符号积累的深厚方面虽远不如农业社会，但丝毫也不能低估表现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和气质。” “草原文化是动态文化，不停地变动。牧业文化是尚力的，游牧民族形成力崇拜，特别是追求暴力。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娱乐，有战争的时候参与战争，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参加体育，体育是假想的战争，是在假想的战场上与假想的敌人较量，使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激励人身上的活性精神元素。” “农业文化是静态文化，它千方百计要守住祖宗的经验，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最简约地表述了农业文化的思维框架。静才能加深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静才能积累整理前人的经验，静可使各种制度日趋规范化、合理化，静把人的注意力收拢在生产技术上，使原始人的力转化为技术形态，可以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破天荒的大事，语言可以在流动中形成，文字则必须在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中才能形成。” “社会的静态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贡献，但当静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走向反面，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障碍。维持静态要扼杀创新，这样就会形成顽固的保守心理。当保守观念渗入到人的骨髓时，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排异心理，对异质文化采取排斥态度，把自己牢牢封闭起来。在动势中，人的固定关系不容易形成，今天形成的关系在流动中很容易破散。农业社会的稳定状态是宗法血亲制度得到了枝蔓纠结的发展，使封建社会有了牢靠的根基；静态意味着权力行使系统不会停止和中辍，这样就会使权力不断膨胀起来，使庶民百姓承受越来越大的权力重压；静态也使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定型化，富贵的总是富贵，贫贱的总是贫贱；静态也能使一个民族变得愚昧起来。” “学者们都忽略了理想人格模式塑造在历史中起的作用，在欧洲经历了神话人物塑造——史诗英雄塑造——骑士的塑造——绅士的塑造，这些理想人格模式都尚力，尚自由，珍惜爱情，珍视人的尊严，贯穿着草原民族的精神气质。” “而在中国则是清官——君子——名士——隐士——才子，这些理想人格模式都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都要严格遵守三纲五常，人的本性严重被扭曲，显露不出人的本真。” 他提出了“文化信使论” “当原始初民分为农民和牧民两部分后，务农的人就停止在欧亚大陆进行的大流动，在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地方构成大大小小的农业板块。每个板块都有清晰的边际，这些板块的空间都是固定的。人类选择生存地点，不能按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按自然条件。游牧民族追逐的是水草丰盛的地区，而农民寻找的是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地带。这种地带不可能是绵延千万里的广袤区域，总被山川、河流、森林、荒漠切割成许多小块，每一个小块就是一个封闭体。原始农业当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体与封闭体之间很少有社会联系。许多小块封闭体组成一个大的封闭体，像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锡尔阿姆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是古代大的农业区，也是大的封闭体。大的封闭体之间要发生交往谈何容易！即使大封闭体中的小封闭体之间也难交通。就是山前山后两个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事还是很多的。文化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单靠自我开发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从他人身上吸取异质智慧因子。固然在一个封闭体中，有你我他三方的存在，可以从你他两方接受异质智慧因子，但在同一个封闭体中的人，随着文化认同的扩大，智慧因子的相似性也在加大，相似的智慧因子的撞击就难产生出新质来。到了这时，人的创造活力就会枯竭。” “如果信息体之间没有信息交通，人类的进步就会十分缓慢，封闭体之间的创造就会各立门户，极少有相似性。但从出土文物看，无论是陶器、青铜器、铁器都是有相似性的。这种相似性的大小是和地域距离的远近成正比的，距离越近，相似性越大；距离越远，相似性越小。” “就以彩陶文化来说，它所以能普遍存在于中亚、西亚和欧洲，自然是以狩猎和游牧为主的人相互传播的结果。” “在欧亚大陆上，游牧民族踩出了许多道路。在欧洲，他们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到欧洲心脏地带。在亚洲，他们表现得更英雄，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喜马拉雅山、祁连山、兴都库什山都没挡住他们的去路。不说别的，光是辟出这些路没有游牧民族的勇敢无畏都是不可能的。正是靠着这些路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大大小小封闭体，使彼此都能吸取其文化的精粹。当时的中亚是连接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中间地带。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游牧民族开辟出的传播文化信息的道路。道路是沟通封闭体间的重要设施。道路又要探明水源、饮食、草料供给、住宿等辅助条件，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正是靠游牧民族前仆后继终于辟出条道路，这才使文化传播有了可能。游牧民族的活动空间靠着道路的开辟不断扩大，作为文化信息的媒体的功能也就更大。” “有游牧民族传播文化信息是欧亚大陆独具的优势。美洲、澳大利亚、非洲都不具备这种优势，所以他们就相当落后。在冰河时期的澳大利亚和西太平洋因为海水被阻于地极冰盆，海平面很低，有一批旧石器时代的人带着旧石器时的文化来到了塔斯玛尼亚岛。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因为他们处在绝对封闭状态中，吸取不到一点异质文化的营养，人的智力不断衰退，没有一点创造的活力，永远保持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水平永远固定在一个刻度上，人口也繁殖不起来。1876年，最后一个塔斯玛尼亚人死去，从此也就绝迹了。当澳大利亚土地上也因没有游牧民族用异质文化信息撞击各封闭体，英国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时，这儿的土著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阶段。不知稼穑的南方猿人在更新世第一个冰河期以前就在非洲生活，那时，他们已经能用双手制造一些简单的石器，他们应算是人中的老资格，比亚洲猿人还要早，只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游牧民族，所以文化远远落后于欧亚大陆。从这个对比中，人们不难看出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他提出了“文化转型论” “牧业文化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接替并予以发扬，日久天长自会淡化下去。在欧洲有着独特的发展商业的条件，游牧民族大批大批定居下来以后，对于在一个小天地内从事沉重而又乏味的农业劳动，他们从本能上是抗拒的，游动已经形成他们的本性，固定在土地上当农民，他们承受不了，由牧民转为商人就是合情合理的事。牧民的生活是流动的，商人的生活也是流动的；牧民需要冒险，商人也要冒险；欧洲的商人，半是商人半是强盗，牧民也是如此，因此，由草原文化发展为商业文化，这是很自然的。牧业文化继承了原始文化的精髓，商业文化又继承了牧业文化的精髓。也因为欧洲草原文化影响太强大，在代表农业文化的封建专制国家中，又出现了商业共和国，就在这些商业城市中酿造出完全适合商人需要的商业文化。高度发达的商业又为工业社会的诞生铺平了道路，由商业发展为工业文化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因为有竞争机制和利益驱动，工业文化是更高层次上的动态文化，它最大限度地消化了牧业文化的精髓，成为最富有创造性的文化。” “原始文化——牧业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在欧洲形成一个发展系列。这些文化有一脉相承之处，高扬人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唯其如此，它就能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农业文化的根本之点是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态，因此，它就要千方百计扼制人的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发扬人生命中的惰性精神元素。它尚德而不尚力。所谓尚德，就是对人的生命本性进行特殊的文化塑造，实际是一种扭曲。农业文化对人的塑造不外两种途径：一是运用宗教；一是运用伦理道德。埃及、印度是用宗教改造了人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中国则用伦理道德教化人的本性。在东方，这两种方式都运用得很成功，人性被扭曲，惰性精神元素占了主导，人变得老实、驯服、忍耐、屈从，生命失去爆发力，像被阉割了一样，大大强化了人的奴性。农业文化就成了终极文化，再没向新的文化形态转型。学者们在探讨东方特别是中国何以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个问题时都未抓住问题的根本。” 他提出了他的“西域论” “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而炎黄两大部落就是来自西域的游牧民族。《史记·五帝记》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居轩辕之丘’。《庄子·天地篇》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庄子·至乐篇》说：‘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郭璞注《西山经》云：‘叶日辛酉，天子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昆仑见于庄周、屈原等书，《庄子·大宗师》‘堪坯得之，以袭昆仑’。《屈原·九歌·山鬼》说：‘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屈原·离骚》说：‘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屈原·天问》说：‘昆仑悬圃，其居安在？’《史记·大宛列传》引《禹本记》‘河出昆仑，其高二万五千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者也，其上有醴泉瑶池’。《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昆仑之虚，……面有九井，以玉为槛’。《淮南子》说：‘禹掘昆仑虚以下地……珠树、玉树、旋树在其西’。看起来，这绝非是纯粹的神话，确有地理根据，昆仑山就是出玉之山，这肯定是从西域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带去的，否则不会把玉和昆仑联系在一起的，而黄帝又和昆仑有联系，这证明黄帝是从西域去的游牧部落。” “西域曾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中原是农耕民族生活的地区，这两大部落的民族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样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各自具有有别于对方的文化。这两个部落民族并不是各守自己的生活疆界，两个民族经常冲突、融合，由此产生了文化混血和人种混血。这两种混血都会在历史上表现出来，世界历史证实一点：凡是这两种混血最多的地方，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 “中国历史曾经有过的兴盛衰亡的动因常常来自西域。这个历史局面延续了数千年，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历史关联才由西域转向西方世界。新疆正式建省以后，西域的地理概念大大缩小，西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就淡化了。” 以上是我全部赞同或部分赞同的孟驰北先生的重要观点，我所完全不赞同的就没有列举。当然这只是很概要的扫描，算是种“点击”吧。 读以上内容可能略显沉闷。实际上，孟驰北先生的著述具象与抽象相结合，既深刻又妙趣横生。比如，他讲到“草文化”时有这么一段：“从草上就可看见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是草原文化传统，西方人对草表现了特殊的爱好，因为牛羊是吃草的，游牧民族终年游动，就是追逐水草丰茂之地，这种追逐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西方人走到哪儿，都要种草，草皮是西方人培育出来的，西方农村种草，城市也种草，西方的足球场、高尔夫球场都是草地，台球桌上铺的绿布也是草场的象征。而中国因为是农耕文化传统，农民是最恨草的，有草必除，有草必剪。农民对草恨到了这种程度：一定要斩草除根，对草恨得咬牙切齿。中国的文字作品中虽有‘奇花异草’之说，但在过去的公园里，人只能见到花木，却没有草的地位。中国人从来不用草装饰空间。种草皮、铺草皮这都是从西方学来的。” 孟驰北先生总是从多种细节看到人格的塑形，从多种细节看到内在人格的闪现，从多种细节看到文明的内在本质及其分野。

认识孟驰北

我认识孟驰北先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性。

我长期研究人类“团结现象”，除了实际观察，就是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信息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书籍。其中草原文化、草原秩序、草原生活是缺页，完全没有体验。

为了补这个缺页，我读了一些有关草原民族史方面的书，但我所想知道的书里基本没有；请教过一些人，也不得要领。后来有幸结识现任自治区广播电视厅领导的西林女士和她的丈夫道尔基先生，就向他们请教有关草原文化的问题。他们向我推荐了孟驰北，问我想不想见见。我心里想：“社会科学对近现代的理解还说得过去，对农耕社会的理解就迷糊，何况草原文化，那就更迷糊了，谁要揭开草原文化的秘密也许应该给他诺贝尔奖吧。”我心里这样想，嘴上就说：“算了！”“算了”就是不抱希望了。这是2007年的事。

一晃到了2010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习惯性地逛乌鲁木齐市的阳光书城，看到一套上下两册的书上写着孟驰北著，由于西林、道尔基的介绍驻在我心头，我就拿起细看，书名是 《中国历史新视角》，直接翻到讲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草原文化人格和杜甫的农耕文化人格在他们诗中的体现部分，略读之下，我对孟驰北先生把人格作为文化本质存在的视角深为赞同，对他的具体分析深为赞佩，其书的文学风格也甚合我意。

我把书买下来，四天看完。从封底介绍得知，孟驰北先生1997年就出了《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一书，我就到乌市各大书店查找这部书，只有阳光书城有一套，还被老板自留不卖。我又托人找出版社，先说库房里有一套，后说没有了。我找《新疆经济报》社的吴卉女士，她说有一套，可以借阅。对我来说，读书是精神的投入和心灵的再创造过程，需要边读边在书上写下我的看法，只借阅怎么行？我又托人到一心书店，也没有了。我只好从吴卉那儿要了孟先生家的电话，直接向孟先生求书。孟先生说手头没有了，可以找一部。

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心里惦记着《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心像猫抓一样难受。我就琢磨把吴卉那套先借过来读，心想：“还不还到时候再说吧”。就在我向吴卉借书时，她说孟驰北先生给我找了一套，过两天带给我。

得到孟驰北先生的书后，读之甚为欢喜，就思考如何回报呢？这种情况钱、物都俗而无用。直到临近中秋节，我约朋友卢春萍女士到孟驰北先生家拜访。我对孟驰北先生说：“你的书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后都有人研读，会传之久远。”他只微微笑了一下，那自信是坚如磐石的。我说了些他的理论不完善的地方，他说：“你应该把看法写出来”。临走时我讲：“你的书也许像《红楼梦》一样不朽呢！”我觉得孟驰北先生显出有点自愧不如的表情。其实，各是各的事，不好比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孟驰北先生对《红楼梦》的崇敬。

我是把自己、把所经历的人和事放到文化大背景中去思考的那种人。过去我对20多年来在新疆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一些现象究之不解，甚至用了很多心理分析的方法思考仍不得要领。读了孟驰北先生的草原文化论后明白，我身上也有草原文化，新疆人的人格中也带有草原文化因子。有了孟驰北先生提供的新视角，我了解了大脑中的很多现象。

阅读孟驰北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学术与中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宏富、规模的庞大、崛起的影响很不相称，读了孟驰北先生的著作，我的看法有点改变。

我一直以为新疆是理想的学术之地。正如已故的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的：“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新疆地区。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对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既然如此，这该是产生学术大师的土地。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此不相称，读了孟驰北先生的著作，我的看法有点改变。

这些年阅读、思考新疆和新疆人，反复看到这样的文字介绍：“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地区”，在讲了“多”之后，就没有与“多”有关的下文了。好像“多”是新疆的本质特征似的。但公允的外国学者都不这样看，比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林凯特就认为：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多民族“充分交汇和融合”才是新疆文化的主要特征。各种文化是如何交织、交融、包容、生成中国新疆地域文化、不断塑造出中国新疆人性格的呢？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凭直觉，新疆跨境民族的境内境外部分有共性也有差异，主要区别在于境内部分是“中国化”了的。这种“化”，包括历史上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外来文化在这里相互的“化”，更包括现实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这儿的“化”。同样，新疆的汉族人与全国其它地方的汉族人也有所不同，原因也在于新疆的汉族人被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化”过了。记得一次在上海参加短期培训，几个同学一起到餐馆吃饭，听到隔间很热闹，我们一起吃饭的一个同学说：“隔壁吃饭的是一群新疆人。”我们都说：“像！”。店里的服务员说：“神了，你们怎么知道的？那是几个在新疆工作过的上海人在聚会。”由这个细节可知，这块土地上的多种文化确实在不断发生着“化合反应”，这种“化合反应”生成的“复合文化”在不断地塑造出“新疆人格”，这种“新疆人格”像空气中的氧一样，的确是我们每天都在呼和吸的。问题是：多种文化在新疆是如何发生“化合反应”的？读孟驰北先生的著作对我们理解新疆和新疆人有极大帮助。

新疆各民族要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需要“解放思想”、需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而“解放思想”、“以现代文化为引领”，都有个从哪儿解放到哪儿、从哪儿引领到哪儿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从传统“解放”和“引领”到现代，从过去、现在引领到未来。对新疆各民族和所有新疆人来说，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实现自我创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我们的传统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在广泛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比较、再选择、再建构、再提升。读孟驰北先生的著作对我们认识新疆特性和新疆的文化转型有极大帮助。

苛求孟驰北

苛求一下孟驰北先生如何？

诚然，孟驰北先生创作的《草原文化和人类历史》等学术著作是里程碑式的。他好似向我们推开了一扇从未打开的思维之窗，透过这扇窗户我们看见了过去从不曾看见过的“文化景色”；他好似为我们架设了一条心灵的时空隧道，通过这条隧道我们能够理解波澜壮阔的过去；他好似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直达心灵深处的“内视镜”，借助这面镜子我们感受到人格深处的历史烙印；他好似为我们建起某种“桥”，通过这桥能在不同文化模式间穿行。类似摩尔根揭示了远古社会的“序”，达尔文揭示了生物世界的“序”，孟驰北先生揭示了古代草原社会的“序”。

但是，个人，包括思想家、理论家们，在无限的自然面前，在60多亿人构成的人类面前，在以无数意志相互作用为动力的社会演进面前，在由无数知名不知名的人们的贡献汇成的知识海洋面前，局限性显而易见。一个人的思维有多远，他的思想局限性的隧道就有多长；一个人的“思界”有多大，那条思维的无形“限界”就有多大。苛求孟驰北先生不仅可以，也有必要。关于一个“基本命题”

孟驰北先生说：“对社会文化内蕴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样式。”我认为这是片面的。马克思多次讲：决定一个社会的哲学、文学、法律、宗教、政治等上层建筑的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一定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发达程度。马克思把生产和交往、把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一起讲，是一以贯之的，是他思想和著作的一条红线。马克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交往不是生产的简单延伸，交往方式不一定由生产样式决定，没结合着的人就没有人的生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制约、相互推进，犹如鸟之双翼。以技术进步为例，既有生产技术，又有交往技术，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历史前进，交往工具和方式方法的变革也推动历史前进。人类的交往技术如道路、马、马车、汽车、飞机、轮船、文字、传媒、货币、度量衡等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交往效率，极大地提高了知识、信息、文化传播、货物流转、人员流动的效率，提升了社会共有知识和物质财富效用的数量和质量，也极大地提升着生产的效率。包括交往规则的创新、进步，都会极大地解放交往力，从而提升生产力。近代化、现代化、全球化就是从航海等交通交往革命引起商业革命进而引起工业革命，生产和交往的变革一路互补着走过来。中国的现代化不也是如此吗？实际上，近代交通和传播革命都首先是联结技术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互联网引起的变革首先是联结方式的变革，整个服务业主要是联结、交往业。可是，由于多种因素，我们一些教科书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时，往往单讲生产力，不讲交往力，讲生产方式，不讲交往方式，讲生产和产业革命，不讲交往革命。比如讲技术进步的时候，如对度量衡技术进步之重要性不提或一笔带过。讲中国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背景时，讲铁器的发明和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不讲它的另一个技术背景：即书写技术这一交往技术的巨大进步。生产和交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一定社会文化的内蕴取决于生产和交往两个方面的状况。人们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塑造人工自然的同时塑造自己，而且在交往过程中彼此塑造着。生产样式塑造文化，地缘文化之间也彼此塑造，外部输入的文化还可能塑造出新的生产样式。同样是工业生产样式，可能与计划交往方式结合，可能与市场交往方式结合，这种结合的不同，会导致与之相联系的文化模式不同。同样是传统的农耕生产样式，可能是古代中国占主导的小农生产方式，也可能是西欧中世纪的农庄生产方式，与之相联系的文化模式也不同。不仅如此，不同文化模式之间也不断相互作用。比如，中国的地域文化 “楚文化”虽然不能离开楚地的生产样式得到理解，也不能单从楚地的生产样式得到理解。中国古代北方的关中、关东传统文化既受着农耕生产样式的塑造，也在与草原文化的交往当中相互塑造。宇宙万物，不单自身是自身的根源，相互作用也是其根源，完整地说，事物内部的相互作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的结合才是事物的根源。事物不能仅从自身得到理解，必须在相互作用中得到理解。这一点，完全适用于文化。实际说，孟驰北先生的著作既分析了人与自然互动方式对人格的塑造，也分析了人类交往方式对人格的塑造，更分析了文化与文化相互作用中的相互塑造，他的分析是系统的、深刻的，但我总感觉他 “对社会文化内蕴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样式”的表述缺少点什么。

关于“理论基座”问题

建楼房要有地基，理论大厦要有基座。理论的基座就是理论的对象存在其上的那个基础。由于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升上了新一层的发展形态，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忘记我们本来是、一直是、也无法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连我们创造的“文化”也仍然属于一种“自然现象”。这种文化的空间大而言之在太阳系，小而言之不过是地球表面 “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社会圈”这“五个圈层”的相互作用。在这“五个圈层”中，“社会圈”具有主动性，但它是被其它“四个圈层”所无形支配的。直至今日，人类对于地质变动只能顺应、无力改变，对气候变化也主要是顺应。所谓草原文明、农耕文明都主要是人类利用工具驯化、利用生物以满足自己吃、穿、住、用、行等需要的文明，所谓工业文明不过是人类以大规模利用金属和非金属矿物为关键发展起来的文明。就是说，理解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就必须理解人类驯化、利用生物的不同方式，要理解这种方式的不同，就必须理解地球上不同区域生物分布的差异及其根源。大致而言，是纬度、海拔、海陆关系三个要素决定着气候（气流、气温、湿度），主要是气候决定着生物的分布。地质地貌的变迁非常缓慢，地质地貌变迁引起的气候变迁、进而引起的生物分布的变迁也非常缓慢，人类对这种变迁是不知不觉适应的。远古时期，例如距今15万年前吧，青藏高原的抬升还没有完全屏绝印度洋暖湿气流的进入，新疆应该是没有沙漠或只有很少的沙丘。在当时的人类生存方式下，西域应该曾经是亚欧大陆人类生存的 “相对好环境”。由于青藏高原的继续抬升，使这片土地接受的暖湿气流越来越少，中国的西部地区渐渐沙化。这个沙化过程导致的生存环境变差是西域这个一度的亚欧中心舞台的部落演员们向东亚、南亚、西亚、欧洲移动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祖先炎、黄等部落（部落联盟）东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关中平原渐渐向东转移的原因之一，也应是东亚中国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的角逐、拉锯唐代以前主要在西北、唐代以后转移至华北和东北的原因之一吧。一个著名的历史学教授说过：西北地区人口过载导致沙漠化是象征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唐以后东移的主要原因，这是不成立的。在沙漠化过程中，人为的作用通常不超过10%，江浙地区人口密度那么高也没有沙化吧。亚欧大陆中北部草原沙化的原因是青藏高原抬升屏障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和其它因素引起的气候变迁，导致了植被减少。这种变化使亚欧大陆北部的草场退化，导致了游牧民族相互之间争夺草场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不论还有多少自然因素，都是气候变迁引起了植被变化，引起了社会文化重心的移动。当然还有重大社会原因，自然和社会原因是结合发生作用的。孟驰北先生讲到中亚游牧民族向东亚、西亚、南亚的大规模迁移，他没提到促使这种迁移的动因，更没提及自然因素对人的生存选择无形而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巨大的。比如，生长较早的古代印度、埃及、巴比伦、中国四大农耕文明的中心大致分布在北纬28度至北纬38度之间。这四大早期农耕文明生长的条件有很多共性：比如都在亚热带和温带，都在落差较大的河流冲积平原，这些地方土质肥沃，用木制农具就能耕作。而欧洲由于较平，河流落差小，没有形成适宜木制农具耕作的较大的肥沃冲积平原，加上欧洲大部分在寒带和寒温带圈内，按其纬度来说，直到中世纪都可能延续草原游牧生产方式，但由于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那里气候比同纬度的其它地方气温高些，农耕生存方式和农耕文化也在中世纪发展起来。文明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的遗传基因99．9%是相同的，差异的是生存环境。基本构造相同的人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与自然相互作用创造了不同的原生文明模式。孟先生讲了人类不同生存方式的特质、相互影响及转化，如果他提及导致早期文明剧本不同的舞台背景差异就更好了。

关于原生“文化的复合性”问题

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就是“混合的”，那时 “采摘”、“狩猎”、“渔猎”、“种业”、“牧业”、“工业”、“商业”都是有的。打制石器由掌握了专门技艺的人完成，那就是“工业”。商业就更古老了。至于先后出现的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只是其中的“一业”占了主导地位，塑造了“其它各业”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早期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发生在相对隔离的种群与自然环境之间，就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由于一些区域生存环境本身的多样性，就使一些地域呈现出原生文化的“复合性特征”。如亚欧大陆北部的腹地就是相对单一的游牧方式和草原文化，但也并非没有工商业，也不是一点没有种植业。有些地方半牧半海，一半靠草原讨生活，一半靠海洋讨生活，两个比重都较大，就会形成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原生性复合。有的地方，比如中国沿海某些地方就是半农半海的生存环境。有些地方，比如中国的川东、云南、贵州、广西等，属于南方山地生存环境，由于地处南方，雨水、积温较高，平坝、河套和山脊相间共生，那些地方传统上就是农耕、狩猎和山林牧业的复合。当然，如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关东平原就是相对单一的农耕，由于与游牧文化的冲突和游牧文化的进入，当然也有游牧文化的因子，但不属于原生型的复合文化。从世界文化分布来看，希腊—罗马—西欧的传统文化是最典型的多元复合型文化。早期地中海国家都是原生性农耕、工商、游牧文化复合类型，在其中有些国家的有些时期工商文化曾占过主导地位。比如，以扩张方式为例，游牧民族对新扩张领土采取 “分封制”；农耕民族没有向非农耕区域扩张的冲动，即便防卫性扩张后，也 “因俗而治”，只是要求象征性地称臣纳贡就行了；工商民族的扩张方式是殖民，早期地中海沿岸国家强盛扩张时搞的就是殖民地方式，近代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搞扩张的方式更是建立殖民地。西欧即便在传统农耕文化地位和作用最突出的中世纪，一些国家、地区的农耕、游牧、工商所占比重也是大致三分天下有其一。大致说，天主教区（主要是南欧）的农耕因素更多一些；基督教新教特别是清教源区 （主要是西北欧）的工商因素多一些；东正教区 （主要是东欧）的草原文化因素更多一些。至于这些文化类型生成的原因需要很多文字才能叙述，此处不便展开。但很明显，这种复合类型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是强大的，内部积累性转型是或迟或早会发生的事，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就会加速。相反，那些内陆腹地单一的草原文化和那些单一的农耕文化的转型就比较艰难。游牧民族的所谓 “动性”不是西欧文化从农耕文化为主导向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为主导转型的根本原因。孟驰北先生从希腊文化中看到了草原文化的影响，那是对的，但地中海早期文化中农耕、工商、游牧文化因素同样突出，是典型的 “早期多元复合型文化”。比如希腊出现了早期精密科学，就是以工商经济思维为动力的；比如希腊人给诸神都装上翅膀，是很务实、很理性的工商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而印度、中国的种种飞天只要飘带或练习腾云驾雾的功夫就可以了，就虚一点，至于草原民族飞天的方式又为不同。实际上他们的这些区别源于他们的梦或清醒时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源于生产、交往和生活的方式。坦率地讲，孟先生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分析欧洲文化类型，没有充分估计欧洲文化的原生多样复合性质，是容易走偏的。

关于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工商文化“动性”的区别问题

孟驰北先生总讲草原文化和海洋、工商文化都是动性的，因而草原文化容易向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转型，而农耕文化则不能或不易转型，实际不是那样的。文化转型固然有 “动性”因素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一个事物越是具有内在的多样性、复合性，在不同外部条件作用下，它的转化、适应的可能性空间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一种事物之所以能向它事物转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其内部本身包含了它事物的因子；二是一定的外部条件。文化转型的动力也只能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去寻找。那些单一的草原或农耕生活方式都难以转型。那些半农半海、半牧半海的生产、交往和生活方式在外部条件适宜时都容易转型。特别应注意到，草原文化的动性与海洋文化、工商文化的“动性”具有性质的不同。草原人与农民不一样的是，草原人骑在动物上动，在感受上大地没有动；海洋人就不一样了，水动、船动、人在动，都在动、始终动。更重要的是，在草原上动和在海上动需要的知识（特别是场景感受性知识）体系、技术体系和技能技巧大为不同，在古代知识更多是经验形态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相互学会的。例如，清朝大将施琅收复台湾时，那么多 “动性”很强的八旗兵到海边都吓得往后缩，还是靠福建海边半农半海的农民出生的士兵们才把事情办了下来。至于说到 “商性”，则另有根源，总之也不是由草原民族的动性转化的。古代 “商性”民族或民族 “商性”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 “基本匮乏”、 “多元互补”、“多元破碎”、 “低交易费用”的特定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商业化。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地域相对较少，在近代技术条件下整个西欧都率先具备了上述条件，所以 “商性”都蓬勃发展起来了。另一种情况是 “背井离乡”生产商人。背井离乡使人脱离人情交换环境、进入理性交换环境，古代中国农村的外来户往往具有多一些的 “商性”；背井离乡使人们必然从差异当中发现宝贵商机；背井离乡迫使人们进入商业生活状态，迅速学习商业知识、商业思维。 “商性”偏于实事求是、精于算计的性格，与工业思维都是最理性的性格，与 “牧性”的情感气质相去甚远。 “背井离乡”使犹太人的商性、理性思维更早、更深入地发展起来，使他们的理性人格和理性思维发展程度更高，这是他们当中大商人、大科学家更多的历史文化原因。至于西北欧的那些所谓带着草原文化基因的人，他们不是单纯的牧人，也不只带了草原文化基因，他们本身就带有商业文化、甚至工业文化的基因。不是“牧性”转换成了“商性”，而是本身带有的“商性”在一定外部条件下得到了选择、发挥和放大。比如西北欧那些所谓游牧民族都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他们同时从事海上捕鱼、海上抢劫、海上贸易和工矿业，他们本身早就带上了“海性”、“商性”、“工性”，所以条件适宜时率先转型了。关于“文化相互作用”问题

孟驰北先生精彩地分析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冲突、混合对古代亚欧大陆一些区域文明兴发的巨大作用，我都赞成，但对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如同化、顺应、对抗塑造、浸染等，缺乏规范性的概括、表述。这方面的学术条件已经具备，只是需要跨学科的方法组合。祝愿孟驰北

孟驰北先生在草原文化领域已经实现基础性的突破，需要拓展，需要有更多的学人、学科进入。期望更多的人阅读孟驰北、传播孟驰北、共享孟驰北、发展孟驰北。谨以此文表达对孟驰北先生的敬意，谨以此文祝孟老幸福、健康、长寿。

（原刊于《新疆经济报》社会科学版 责任编辑燕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