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麦德乐朝觐雍正 |
| 释义 | 1724年(清雍正二年)，清朝政府大规模驱逐西洋传教士，澳葡政府担心清廷会进而收回澳门，就上书请求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遗使来华。 简介1727年，葡国使臣麦德乐(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zes)经澳门抵达北京，朝觐雍正皇帝，行叁跪九叩礼，呈献大量礼物，并恳请清政府保护在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葡人。雍正允准了这一请求，同意葡人继续居留澳门，并在麦德乐返澳时，给予了特别的优待。这次出使费用浩大，在澳葡萄牙人共拿出了3万两银子，其中澳葡当局承担了2.5万两。 朝觐原因1725年（雍正三年），麦德乐携带国书及30箱礼物，随张安多（Antóin de Magaihaens）等9位神父，从葡萄牙乘坐奥利维拉圣母号（Nossa Scnhora d’Oliveira）船，经巴西里约热内卢前来中国。1726年（雍正四年）6月10日到达澳门。麦德乐及其随从共64人，受到澳门葡萄牙当局和市民的隆重欢迎，各炮台和战舰礼炮齐鸣，三队官兵在门口组成仪仗队，人们希冀着这一位大使能减轻雍正皇帝对天主教之厌恶情绪，进而改善在澳门的处境。 第一次朝觐简介麦德乐在澳门停留期间，同议事局举行了会议，广泛接触澳门各界人士。他们请求大使“将澳门所受到的压力和勒索全部是报给皇帝，并请求中国停止一切不公正和令人困扰的举动”。麦德乐得知中国官吏把他当做贡使上报时，极力想维护葡萄牙国王及自身的尊严，表示“宁可返回欧洲，也不愿以一名帝国臣服者的身份跋涉至此”，要求皇帝将他当作进贺的使节。在广东官员许诺勘合中没有插进“进贡”或其它侮辱性的词语后，大使决定动身。结果麦德乐得到雍正皇帝的旅途安排。 进京1727年（雍正五年）5月18日，麦德乐大使正式进入北京，雍正为他安排了极为隆重的进京仪式：先是一队200人的满族军队及三队乐手；接着是260名著红衣的仆役抬着30个覆盖着黄色丝绸的装有礼物的箱子；然后是身着蓝色和银色制服的鼓号手，伴随着举有镶着金边旗帜着绿色的锦缎的葡萄牙士兵；然后是手持兵器的皇家卫士、马夫和身着金银衣服头带羽帽等候的绅士和秘书，每人有一仆役牵马跟随；然后是数量更多的着蓝、银色制服的皇家士兵；接下来是坐在八人大轿上的大使，轿子用蓝色天鹅绒装饰，八个轿夫均着蓝衫、系红腰带和戴羽帽，另有一名士兵护卫轿子；澳门议事局的副官坐轿随其后，大使的坐骑被套上精致的马装。之后是随从神父、翻译、宫廷教士及其它使团成员，最后有一队中国官员，全队伍一共有800人。雍正对大使礼节的安排出乎寻常，使负责接待外使的官员陷入混乱之中，他们习惯了平常其它贡使的程序安排。大使亦命令使团成员不失时机地向人群抛撒银币，使人们惊异于大使的慷慨大方。 进京后麦德乐进京以后，领班军机大臣立即奏报皇帝，雍正随即询问了许多关于大使的问题，诸如其才干、性格、身份以及其出使目的，得到的答案仍如同张安多神父之言。麦德乐大使面对在“西夷”面前趾高气扬的中国朝廷，始终努力保持葡萄牙及整个欧洲的荣誉和尊严，总是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有些行为是要惹恼中国朝廷的。但雍正均以出乎寻常的宽广胸怀接纳了大使，他处处以隆重的礼仪对待大使，给予其极高的荣誉，其规格之高使朝廷百官和京城百姓均瞠目结舌。雍正唯一没有给予大使的机会便是提及传教士事务，显示雍正在这方面持否定的态度。 推掉安排5月23日，按照礼部安排，麦德乐应前往礼部演习朝观皇帝的礼仪，但大使却认为有损于其荣耀身份而拒绝前往。在传教士的机智对应下，以大使已经十分熟悉中国礼仪为藉口推掉了这个安排。之后，在大使怎样递交葡萄牙国王信件给皇帝的方式上，双方发生争吵。按中国朝廷惯例，贡使应先将信件放在一张桌子上，由大臣转呈皇帝，但麦德乐要求按葡萄牙国王的指示，亲手将信件递呈皇帝。因为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沙皇大使伊兹迈诺夫（Leoff Vasilievich Ismailoff）觐见康熙时是亲手递交国书的。这件事在欧洲广为流传，被欧洲人认为是对中国的一大胜利。大使的坚决态度激怒了负责此事的皇太子，他向传教士指责大使固执和不识时务：“一到这里就挑起争端，今天就一张桌子的问题挑起争端，以此类推将没完没了”。 雍正却极其和气地宽容了此事。26日谕令：按照大使的要求行事。当时处在雍正禁教时期，此事在传教士心中投下了阴影。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一方面在皇帝及大臣面前忍受训斥，使皇帝及大臣们明白大使的唯一目的是祝贺皇帝登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清醒地告诉大使，大使给朝廷留下好印象比他按预定计划行事要好，他们要求大使不要提及传教一事。 争端再起这件事后争端再起，麦德乐要求坐八人大轿朝见皇帝，按中国礼仪，在京城只有皇子可以坐八人大轿。大使的过分要求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招致的只能是反感和拒绝。最后在传教士的调解下，麦德乐作出让步。尽管大使一再挑起争端，但雍正一直不改其盛情款待的态度。 5月28日，麦德 乐正式朝见皇帝。他在礼部官员的指引下，按照中国礼仪及程序，在太和殿对雍正三跪九叩首，与前两次使节基本相同，唯一区别是他亲手将葡萄牙国王的信呈给雍正，而这封信是真正来自葡萄牙国王的，前两次均是澳门或果阿葡当局假借葡萄牙国王名仪的代笔之作。仪式完成之后，大使发表了极为礼貌得体的演讲，陈述了葡萄牙国王对雍正的美好祝愿，并恳求雍正如同康熙一样与葡萄牙保持友好关系，关心和爱护居住在澳门及中国其它地方的葡萄牙人，“协调在澳门和中国土地上居住的葡萄牙人和中国臣民的关系”。随后，雍正与大使闲聊了一阵，气氛十分愉快，大使机智的对应与高雅的举止使雍正十分满意。他对大臣说：“这个人不错，很懂礼貌”。之后，麦德乐离开宫廷，完成了第一次觐见。在整个过程中，大使牢记传教士的忠告，没有提及教务，一个字也没有！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个多世纪后，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谈判桌上，西方殖民者要求种种特权时的强霸之气焰。大使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又向人群大撒银币，以示阔气。 第二次朝觐 6月7日，雍正在西山别宫第二次接见了麦德乐，大使将从葡萄牙带来的三十箱礼物奉上， 第三次朝觐6月13日，大使第三次朝觐雍正，此次是谢恩，随雍正参观各处花园。雍正依旧热情好客，只是不给大使畅所欲言的机会。数次大使谈及教务，均被雍正制止，这让大使迷惑不解，他不时地叹息：“如果他不让我为基督教说好话，何必如此款待我呢？”。〔14〕大使依照传教士的劝诫尽量地给朝廷留下好印象，同样热情大方地与中国官员接触、赠送礼物，在葡萄牙国王的命名日，宴请某部大臣佟老爷及留在公馆里接待他的官员。此外，严格使团纪律，使团无一人因可以自由在京城走动而到处乱逛，以免影响形象。在传教士眼中，麦德乐的确在北京留下了好印象，“他的一表人才，他的灵活技巧，他住处的井然有序，为他自己也为欧洲人在中国朝廷上下赢得高度的尊严”。〔15〕这已经是传教士所希望的了，但远没有达到澳葡当局的要求。 最后一次朝觐麦德乐最后一次觐见雍正是在7月7日，雍正把这次见面安排在圆明园。他以隆重的礼节款待大使，亲自赐酒一樽，并把自己桌上之食物赐给大使，这要是发生在五十余前萨尔达尼亚或本托·白垒拉之时，定会让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但此时，传教士小心翼翼地陪着大使，只求他不要再有半点差错就足够了。在这次会见中，大使重新提到澳门之困境，请求雍正保护澳门及爱护居住在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葡萄牙人，并将此旨意下召给广东官吏。雍正仍以其雍容大度的帝王气派应允下来，并赐给大使七个小玩艺。大使在请求雍正确定回国日期后便告退了。整个会见和宴会表面上充满着愉快的气氛，但双方都在掩饰着实质性的话题。雍正根本不愿提及传教事务，但只是为了显示其继承康熙善待外国人的传统，和其本人雍容大度的帝王风范，而摆出种种友好姿态。麦德乐牢记传教士的忠告，除了尽量维持葡萄牙的尊严及大使荣耀外，也只字不提传教事务，如同被薄纸隔开一样，双方都在极力扮演一种角色，一个不愿而另一个不敢去捅破这一层薄纸。在这种情形下，薄纸会慢慢变成厚厚的墙，把双方严实地隔开。雍正从维护自身统治稳固出发，铲除潜在的危险因素，使天主教在华突然中断，也使中国失去了大批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充当桥梁角色的传教士，直接造成清前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中落。究其原因虽然并不能归于给雍正或其它某个君王的个人喜好或谋略，应该从更深层次的原因中探寻。但历史事实至少说明，雍正一味地强调“西洋人何裨益于我中国”的态度及驱逐传教士的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中国起到保护作用，而是将中国置于与世隔绝之中。 离开京城麦德乐在御史常保住的伴送下，离开京城，走江苏、浙江、江西一线前往澳门，雍正此意是想让大使亲眼目睹中国经济繁荣和人文发达的地方，并授意各地厚待大使。雍正同时也密切关注大使的行程。御史常保住在路程中为勒索地方官而故意抬高麦德乐的身份，遭到一些官员扺制，浙江李卫于雍正五年（1727）九月十九日奏报麦德乐轿横，常保住“不原国体，但借之以作威福。”雍正很欣赏李卫，原批曰：“所奏珠属可嘉之至，各省封疆诸臣悉能如此居心，顾惜国体，天下何愁不治”，要求李卫调查使臣离浙赴粤之情况。麦德乐扺澳门后，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称常保住“一路廉静，待夷人亦甚得体”，雍正朱批令其据实奏闻。孔毓珣回奏：前报常保住廉静，是因他离广州时拒收各官公送程仪八百两，其实他在广东，来回都派家人打前站，所至勒要抄填勘合银、小包及其它费用，“在澳门收受西洋人礼物，则人皆知道，收受西洋人是何礼物，则外人不知。”，说明常保住确实不惜以伤国体捞取钱财。 麦德乐于12月8日回到澳门，受到澳葡当局和市民热烈欢迎。为了感谢雍正的“深仁厚泽”，又恰逢其寿辰，大使便于十一月初一（12月13日）率“异官商民，排列行礼于天主堂，诵经恭祝圣寿。” 结果去澳门麦德乐此次出使中国一无所获，雍正仍继续实行禁教政策，澳门再一次成为被驱逐的传教士的避难所。澳门不但没能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因负担大使的费用而使刚刚恢复了一点点的财政大伤元气。澳门为此花费三万两白银，其中包括： 传教士耶稣会日本省区捐赠：1000两 传教士耶稣会中国省区捐赠：500两 澳门教士捐赠：200两 十二个市民捐赠： 3000两 城市财政收入：25500两 澳门克服重重困难为筹得这笔资金，使刚于1720年建立起来的一家银行倒闭，同时由于议事局因财政收入为扺押，一直到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才有足够的资金重新恢复正常财政运转。 副作用麦德乐这次出使中国既没有改善传教士的处境，也没有为澳门争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相反，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又实行了对澳门经济影响更大的新政策。在两广总督孔毓珣、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屡次奏请下，鉴于东南沿海各省因禁止与南洋贸易而引起的各种严重社会问题，雍正下令陆续废除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禁海令，中国商船重新获准出洋贸易，再一次打破了葡萄牙人独揽南洋贸易的局面。中国商人占有种种优势，不仅与葡萄牙人争夺海外市场，同时也争夺国内货源，对澳门葡萄牙人造成严重威协。中国政府开海通商的政策，客观上却使澳葡贸易的衰落不可逆转。可见，澳门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政府政策的倾斜。为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次出使最后一个结果是让澳门的管理者沮丧，因为没有给他们在中国和葡印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带来任何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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