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产生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

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

十月革命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

简介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思想家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根本不同于以A.孔德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史。它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产生

19世纪40～8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原则，形成具体的应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的方法为标志。基本特点是，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为己任，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资本论》(1863～1865)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形成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基础，即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把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形成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的经济结构，看作是决定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把受它制约并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称之为上层建筑。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动力所引起的两大结构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决定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在这一总的原则指导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阶级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以及它们的产生、存在、发展和灭亡的必然规律，进行了大量而详细的社会学的科学探讨。在科学研究中，他们创造并娴熟地运用了多种社会学方法，创立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学理论。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 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以F.梅林、K.考茨基、P.拉法格、A.拉布里奥拉和Γ.Β.普列汉诺夫为代表，他们的任务是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捍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他们用大量翔实的经验材料，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具体化，使之日益丰富和完善。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和其他著述中，批驳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家P.巴尔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曲解，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不是刻板的公式和僵化的封闭体系。考茨基通过对阶级、职业和社会地位的考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1927)中对社会欲望的探讨，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拉法格用经济决定论的表述方法，反复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批判了孔德、H.斯宾塞和V.帕雷托的社会学观点。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1896)是一部优秀社会学论著。他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生物学规律来说明人和人类历史起源的理论，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他以与经济结构的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为标准，将上层建筑结构中的阶级、法律、国家和道德等因素视为第一级的东西，把艺术、宗教和科学看作第二级的东西。他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史上，第一次引入了社会心理的概念。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一书中，把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宏观结构的理论浓缩为一个含有五个变量的公式，这就是生产力的状况；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人的心理，以及反映这种心理性的各种思想体系。他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的学说，论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将人与自然和社会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是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包含的基本原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对我国文化建设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有指导意义。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把无处无时不起指导作用的思想方法,称为思想路线。由于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因而我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时,首先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或思想路线的指导。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只有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文化的起源、实质,文化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文化对其他社会现象的作用,文化的传承,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各种哲学的文化观各不相同,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文化观。作为文化整体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文化观,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还在形成中。但无论如何,认识一种文化现象、处理一个文化问题,任何人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观指导。

第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概括。这种指导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避免“左”或右的偏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文化问题

正确的指导包含对指导思想的分析,对客观对象的分析和概括,最后得出结论,这种结论的真理性才是可靠的,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文化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这是今天还没有充分解决的理论问题。文化不是一类感性事物,无法根据其感性特征而把文化从其他事物中区别出来。我们对文化的界说大体上有一共识,即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诚然,作为精神产品,必有物质载体,但物质载体不等于文化,物质载体虽然是感性的,载于其上的文化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究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有必要认真研究。文化是三大社会领域之一,要弄清楚它的内容问题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当然会起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循着作为社会存在之精神反映及其成果把文化因素区别出来。例如,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区别出技术、自然科学、经济理论,从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关系区别出语言、文字等。对政治领域的精神活动和文化领域本身的精神活动,也是如此进行具体分析。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总之,指导不仅是在指导思想中进行逻辑演绎的过程,也是在指导思想下深入实际,对实际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的过程。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下面,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略陈己见。

第一,建设和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问题。至今,还没有大家都认同的科学文化观,即文化哲学,因此建设和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这个任务,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来指导才有可能完成。科学的文化哲学之所以难于形成,是由于人们对其对象的理解各式各样。应该采取多数人在理论研究中的理解。在理论研究中,各家各派、东西方往往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列为人类社会三大类活动和现象,把文化界定为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也就是一种可以与经济、政治比较清楚地区分开来的东西。有了比较明确的对象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它作进一步研究。进一步研究应该包括,对它的环境的研究和对它本身的研究。对它的环境的研究,包括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研究,对社会环境的研究实际就是对它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的研究,即它与经济、政治关系的研究。对文化本身的研究,包括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特别是对它的内部结构的研究。这就需要首先对文化的内部因素进行分析,弄明白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研究,要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并从中概括出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的文化哲学的建立与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但这种系统的研究是必要的,它将与对现实文化的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互相推动,极大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其成分是很复杂的,它不但包含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因素,也包含很多外来的文化因素。今天热议中的儒家、国学,不等于传统文化,但可以代表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和典籍在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国学指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思想、理论、学问,是传统文化在思想、理论上的总括,是传统文化在思想上的升华。它们无疑可以代表传统文化,但还有许多文化因素,如中华民族长期在严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以及抵御外侮的战斗和抗拒阶级压迫中形成的勤劳、节俭、智慧、勇敢、坚韧、友爱、先公后私、自我牺牲等高尚品质和产生的经验、知识、技术、艺术、箴言、谚语、风俗、习惯等文化产品,这些有的曲折地反映在传统典籍和文人的著作中,大部分在民间通过口头、日常生活或通过杰出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代代相传,从而积淀在传统文化中,但往往为后代的文化研究者所忽视。对传统文化的鉴别,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往往仁者见仁,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存在客观标准的。这就是: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是非为标准,而只能以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为标准。 第三,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为基础建设当代中国文化问题。文化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不是停留在头脑中的活动,而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其产品也是现实的。文化产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服务,如演出、传播、管理、教育、医疗等,另一是产品,如图书、艺术品、媒体、名胜古迹等。它们不但有价值,而且有交换价值,能够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而且具有经济效益。这样,文化就成了一种实力,即软实力,文化力也被看成一种生产力。但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毕竟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文化产品毕竟不同于物质产品,这就使文化领域变得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在文化活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和文化生产的事业性和产业性的关系上。任何产品一旦成为商品都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重效益。物质资料的产品,一般说来,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成正比,只有在生产过剩时,经济效益才会下降,但这是由于市场需要的变化,与产品本身的性质无关。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则复杂得多,有的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的高低不取决于它的社会效益的高低,甚至社会效益愈高的,经济效益愈低。比如,一本有极高科学价值的著作的稿费收入可能很低;而一本哗众取宠或低俗的书却有极高的稿费收入。因此,在文化生产领域,我们绝不能把经济效益摆在首要位置,应该力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如果二者不可得兼,也绝不能损害社会效益。

总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事业性与产业性的关系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复杂问题,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解决。

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

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Β.И.列宁和Н.И.布哈林先后明确地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开始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主，向研究和维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主过渡。列宁在批判H.K.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主观主义社会学时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他认为科学的社会学应该把社会看成一个产生、存在、发展和灭亡的有机整体。以此为指导，列宁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做了大量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探索。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中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它的名称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又把这一社会学看作是一种方法论，是最一般的科学。他认为社会学所要回答的问题涉及社会的发展和衰亡，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历史形态等领域。为解决这些问题，布哈林运用动态平衡的理论，阐明了社会与自然以及社会要素之间的既平衡和谐又矛盾冲突的关系。他还对社会心理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心理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阶级、集团乃至职业中的不够系统化的感情、思想和情绪。列宁和布哈林的这些论述，成为后来人们定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依据。

十月革命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

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发展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并继续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它自身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①十月革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东欧和中国先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革命任务，И.Β.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阶级和上层建筑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们对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否定社会学理论、终止社会学研究也负有相当的责任。恢复社会学学科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后来逐渐形成了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一般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不断发展，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社会学界。G.卢卡奇和A.葛兰西先后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主义化的趋势，认为应该把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批判的哲学”和“实践的哲学”。他们有关阶级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也成为批判的社会学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的P.M.斯威齐和H.布雷弗曼为首，创建了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学说；埃及的萨米尔·阿明、拉美的F.H.卡多索和美国的A.G.弗兰克，在世界分工概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学说为支柱，建立起发展社会学的依附理论；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纷纷问世。虽然这些学说都程度不同地肢解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但却从中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已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无论是高层次的理论社会学、社会学的科学方法论，还是分科社会学、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具体方法，都已经系统化和完善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认识、规范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发挥着意识形态教育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