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罗泽南 |
| 释义 | 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二年，卒于文宗咸丰六年，年五十岁。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由附生举孝廉方正。笃志正学，好性理书。太平军起，犯湖南，率乡勇与战，所向皆捷。积功由训导至布政使。尝言其兵法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语。所属部弁，半属其弟子，李续宾、续宜兄弟尤有名。后援武汉，亲出搏战，中弹卒。临殁，谓胡林翼曰：“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谥忠节。泽南工诗古文，见于各家选本者颇多，专集末见。 中文名：罗泽南 别名：字仲岳，号罗山 国籍：中国清朝 出生地：湖南湘乡 出生日期：1807年 逝世日期：1856年 主要著作：《西铭讲义》、《姚江学辨》 人物简介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二年，卒于文宗咸丰六年，年五十岁。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由附生举孝廉方正。笃志正学，好性理书。太平军起，犯湖南，率乡勇与战，所向皆捷。积功由训导至布政使。尝言其兵法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语。所属部弁，半属其弟子，李续宾、续宜兄弟尤有名。后援武汉，亲出搏战，中礮卒。临殁，谓胡林翼曰：“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谥忠节。泽南工诗古文，见于各家选本者颇多，著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 人物生平罗泽南 ( 1808-1856)湖南湘乡人。字仲岳，号罗山。因洪杨事起，从1852年以在籍生员的身份率生徒倡办团练， 次年协助曾国藩编练湘军。自此率湘军转战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因战功卓著，历迁任知县、同知、道员(加按察使衔)。1856年在规复武昌之战中，中弹伤重而死。咸丰帝下诏以巡抚例优恤，救加巴图鲁荣号，建专祠奉祀。罗泽南由一生员治经习理起家，而位逼巡抚。他在近代湖湘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历数十年仍清如明镜。后人曾作盖棺之言：“泽南以在籍生员率生徒倡办团练，转战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余战，克城二十，由其学术醇正，立志坚定，故能临 战不苟若此。至今言咸同中兴名将者，无不言泽南为冠首也。”罗泽南一生治学也颇有成，且多育人之暇所为，著作计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 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皇舆要览》及其诗文集等。 晚清儒将早年 罗泽南生于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从小聪明敏慧，四岁始识字，六岁入私塾，过目成诵。十一岁学作对联，所作颇有奇气。所居之地有一药房，其旁为染房，他撰联云：“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闻者无不叹异，此联既写实，又抒怀，不同凡响，因而脍炙人口。 十九岁，泽南应童子试不售，归家授徒，开始了长达28年的设馆教书生涯。他先后在同里、湘乡县城、长沙等地坐馆。其教授内容与方法别具一格，不仅应举业，而且授之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经世致用之学，既习文，又习武，因此学子云集。他先后培养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曾国荃、曾国葆等高足。后来这些学生大多成为湘军名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书生领兵”的一大景观。故曾国藩为其所作墓志铭中称：“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也。”所以，有人称誉罗泽南为“湘中一代宗师”，非虚语也。道光九年（1823），泽南二十三岁，读书双峰书院，从学同里桥亭流南塘举人陈权先生，陈为名师张正笏第五子、举人张眉大的弟子。因此，可以说罗泽南是正笏先生的三传弟子。十年之后，三十三的泽南以长沙府第一名中秀才，以冠军入湘乡县学。泽南虽然仕途坎坷，但其学问和品德是世所共仰的，故在咸丰元年（1851），湘乡县令朱孙诒举他为孝廉方正以应朝廷之选，时论以其名实相符，当之无愧。 成立湘军及战功 1853年与儒学弟子曾国藩共同募兵成立湘军；罗泽南且自领一军自1853年起至1856年命殒前，转战湖南江西与湖北，策划谋略八天内收复武汉，战功彪炳，因练兵时常对兵将讲述易经故有“儒将”、“湘军之母”称号。湘军最初称湘勇，湘勇又因罗泽南在湘乡县倡办团练，号“湘乡勇”而得名。他朝执兵戈，暮讲道学，料事如神，七日定计收复武汉。先后被授知县、同知、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谥号“忠节”。后人誉为“儒门出将，书生知兵，较其功烈，近古未有也”。 罗泽南累官至浙江按察使(副省长)。 罗泽南本是湘军最早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甚至有人誉之为“湘军之母”。但今天人们只知有曾而不知有罗，这是不公正的。曾氏在罗山墓志中称“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曾国藩之弟子、平江李元度在《忠节公事略》中云：“楚勇始自江忠烈，湘勇则自罗忠节公始。”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钱钟书之父）在其《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诸如此类的评价，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泽南用兵如神，知时识势。他写信给曾国藩，纵论吴楚形势，又单骑面见曾氏，慷慨陈词，剖析利病，规划进止，认为：欲取九江、湖口，当先图武昌；欲取武昌，当先请岳鄂之交。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进而攻取南京。近代史学家认为，罗拟定的这一战略是湘军走向最后胜利的最重要步骤之一。《清史稿》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的建议被曾氏采纳，同治元年十月，曾写信给其弟国荃，回忆这段往事，还深深佩服罗泽南用兵能识时务，能取远势。于是泽南率军攻取武昌，因求胜心切，亲临前线督战，不幸于咸丰六年三月在武昌城下中炮而死，湘军遂失一名将。为避免动摇军心，曾国藩将罗死之消息封锁，秘不发丧。泽南自率湘勇转战湘、鄂、赣三省，大小二百余战，克城二十，以勇略善战，道气深重被誉称“儒将”。曾国藩挽以联云：“步趋薛胡，吾乡矜式；雍容裘带，儒将风流。” 阵亡 1856年参与“第三次武汉争夺战”战斗时，被守城太平军名将韦俊击败，罗泽南领军攻至武昌大东门(宾阳门)，1000名太平军此时也出城门迎战，罗泽南与部队被冲散在武昌市郊野外迷路，于雾中被太平军少年兵拿打鸟铳不射鸟、竟射人击伤左额倒卧血泊，经湘军发现已奄奄一息抬回洪山敌前指挥所，次日三月八日伤重不治，随后及身亡。据说，伤重抬回司令部时仍有意识能言语，遗言：“……(天下)乱极更需镇定”，“所部湘军领导改予李续宾接”。 军人外的罗泽南 罗泽南是湖南理学经世派的主要人物，一面反复研读“性理”，一面“究心水利、边防、河患等书”。对“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并撰写出《皇舆要览会》一书，涉及上述诸方面内容，是一部重要的经世致用之书，惜未能刊行于世。 罗泽南不失书生本色，著有《里中草》《军中草》等诗文集八卷，后收入《罗山遗集》刊行。其诗是湖湘诗派的重要代表，其文是桐城派之嗣响湘乡文派的典范之作，因之，称他为文学家是当之无愧的。下面选录诗二首，以窥一斑。 理学思想罗泽南生于湖南，长于湖南，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湖南，受到湖湘文化强烈而深刻的熏陶。湖湘文化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在湖湘学风的影响下，罗泽南自少时就尊崇程朱理学，先后著有《周易本义衍言》（1840年）、《姚江学辨》（1844年）、《读孟子札记》（1845年）、《人极衍义》（1847年）、《小学韵语》（1848年）、《西铭讲义》（1849年）、《皇舆要览》（1850年）、《周易附说》（1854年）等著作，是一位著述丰厚的理学家。他对晚清理学所做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更在于吸纳经世实学以充实程朱理学。 继承朱熹思想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是建立在继承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的。罗氏学术一以朱熹学说为依归，罗氏学术与朱学之间联系紧密。 罗泽南的每一部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比如，《人极衍义》一书即为“罗君仲岳诵《太极》、《通书》之言，而得其旨要”[4]而作，该书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理解和发挥，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姚江学辨》辨王学与朱熹辨陆学显然更是异代同调。罗泽南在一封答友人的书信中曾透露出著《姚江学辨》的原因：“象山之学，已经朱子明辨，弟固未曾及，惟姚江良知之说，窃禅门之宗旨，乱吾儒之正道，虽经前人议论，而其中之似是而非者，尚未能一一剖晰，故曾为明辨之。”[5]《读孟子札记》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对朱熹的议论颇为欣赏，以为可以“补孟子言外之意”[6]。《小学韵语》是以朱熹《小学》为原本“撮其大要”辑成，“复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7]。《西铭讲义》“附于朱子《解义》之后”，与《西铭解义》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8]。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开新学说对于理气、心性、知行等理学基本概念，罗泽南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在理气论上，罗泽南主要继承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与朱熹稍有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此外，罗泽南还继承了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并强调对事物特殊性的研究。在心性论上，罗泽南持“心统性情”的观点，认为心为赅括性、情的总体，性、情都只是这一总体的不同方面。为了强调每个人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他对朱熹的气质之性的定义稍稍作了修正，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认为气质之性是能够改变的。在知行论上，罗泽南则全面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 理气学说比如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关于理气的说法，以“理”为“气”本，认为“理也者，所以宰夫气者也”[9]，但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罗泽南认为：“物之得阳者亲上，物之得阴者亲下。飞也，动也，阳也；潜也，植也，阴也。……凡物之生死伏见鸣已，皆二气之消长也，是孰非阴阳之所充周者哉”。把天下万物的形成说成是阴阳二气交感的产物，万物的不同性质也取决于阴阳二气的消长。理只有通过气，纲维天地的作用才能显示出来。很明显，气的作用被抬高了。 在理学系统中，“理”是一种超自然的、主宰一切的绝对观念，具有永恒静止的属性，“气”则有形有体，变化无穷，富有生气。对于“气”的强调，使罗泽南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辩证精神，多少隐含着对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认同。他之所以能够用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肯定变革的合理性，认为“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的。不过，在罗泽南的理气说中，气并没有被抬高到与理同等的地位。他只是在朱熹理气说的基础上，稍稍揉进了张载的一些观点。因此，从根本上说，罗泽南的哲学还是属于理本体论哲学。 在人的理气同异问题上，罗泽南持理同气异的观点，认为每个人所禀受的理是相同的，气是不同的，“故人之禀之者，其气质亦不相侔矣”。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朱熹气质之性的定义作了修正。在朱熹的哲学中，人禀受的天地之理被称作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指具体的现实的人性，即天命之性受到气质熏染形成的人性。而在罗泽南的哲学中，定义则有所不同。他认为：“性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命之性者，维皇降衷，厥有恒性，全体浑然，初无偏倚，此溯原于太极者也。气质之性者，天以此理赋之人，必随是气以与之。” 在这里，天命之性指人禀受的天地之理，此无疑义，关键是究竟什么是气质之性。总的看来，罗泽南倾向于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如刚柔急缓之类。他说：“气有互阴互阳之不同，故质有或昏或明之各异。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则仁慈，浊则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则高明，浊则暴烈。推之于金，于水，于土亦然。此禀受乎阴阳者也。这里的“质”指由阴阳五行之气积聚而成的一定形质，“气质”指形气及其构成的一定体质。这句话的意思是气质之性由气质决定，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气的作用。 罗泽南之所以对气质之性作出与朱熹不同的定义，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朱熹虽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规定为两层而不是两个人性，但仍是从理气两方面来解释人性，所以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二元论的思想，而罗泽南如此定义虽有性二元论之嫌，但与他的理气论是统一的，他所说的“理与气原不相离，故性有气禀之性、义理之性，命有气数之命、义理之命”，显得比朱熹的说法更加圆融。而且，将气质之性仅仅理解为气之性能，在理学发展史上也是有根据的。张载的气质之性就是指气的攻取之性，二程的气质之性也是指气的性。 其次，理学主张把理与气对人的作用都讲到，但是在二者之间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理对人的作用，强调每个人都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气对人的作用，强调成圣成贤的困难性。罗泽南显然属于前者，因此不把气质之性定义为现实的人性，这样才可以说“气质之性，君子终不为所囿”。 罗泽南认为，气质之性不仅应当改变，而且能够改变。他认为人们彼此之间，禀受的气或相对而清，或相对而浊，这些差别的存在虽然造成了个体之间的道德与智慧的先天差异，但是由于禀受的理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改变不好的气质，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复。“尽性则人事皆天，好学则气质无权”，罗泽南的教育思想正是以此为根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关于气质之性的议论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钱穆提出的“罗山论学最有贡献者，当推其阐申气质之性”的说法，不为无见。 总的说来，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既全面系统，又深入浅出，同时又有一定的创新，这对于守成多于开新的晚清理学尤为难能可贵。因此说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镇，他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有效地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绝不为过。 外王之学除了系统阐发了理学的基本思想以后，罗泽南还发展了理学中本来就具有但却一直被忽视的“外王之学”，深挖理学的经世潜能，处则聚徒讲学，出则投身军旅，率领生徒抗拒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研究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不能不讲他在经世致用方面的主张。 程朱理学在产生之初，虽已酿空疏之弊，但是并不明显。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对现实政治都是异常关心的。不过，他们用力的重心已转移到对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上来。到了理学末流，则完全抛弃了儒家的经世传统，也为程朱理学带来了“空疏无用”的恶评。因此，程朱理学要想复兴，就必须以实济虚，改正空疏之弊。清初程朱理学的复兴，便是循着这一路径进行的。对于处于封建社会与清王朝双重危机下的晚清程朱理学来说，改正空疏之弊就更属当务之急。 罗泽南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的不足之处，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学界从“纯学术”走向“经世致用”的学术转向，因此在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积极讲求经世之学，“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主动用经世之学来充实程朱理学，从而在坚持理学的价值理性的同时，又开掘出其隐而未彰的工具理性。 巨大声誉从青年到壮年，罗泽南四方设馆授读，二十多年过去，他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基础，也有了以后起兵卫道的基本人员班底，而且与地方绅士的广泛的社交活动，使他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承认，俨然一时“人望”。其一 ， 罗泽南设馆授读，学生遍及四方，学生们的聚集成为他发掘人才的摇篮。所谓“假馆四方，穷年极汲，与其徒讲廉洛关闽之绪⋯⋯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图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有王珍、王勋、刘典、钟近衡、杨昌浚、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澄等十余人，其中在湘军以及以后位任封疆的就有李氏兄弟、杨昌浚、蒋益澄等。有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其二 ，罗泽南同当时湖南负有“时望”的人物的接触和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学识，也为罗泽南增大了声誉。罗泽南先后同贺长龄、唐鉴、左宗棠、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的交往，并相互砒砺，成为湘系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重要人员。前云贵总督贺长龄主张“经世致用”，是当时著名的“能吏”，魏源曾协助他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对罗泽南的经世思想形成有一定作用。太常寺卿唐鉴是著名理学家，在罗泽南的理学理论形成过程中施加了特殊的影响。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人是当时所谓“翘楚”式的人物。曾国藩时任京官犷其弟曾国荃、曾国华曾短期就学于罗泽南。后来曾在致弟书中强调：“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可见罗泽南深为曾国藩所佩服。刘蓉，字孟容。居乡里，有时誉。与罗泽南“考求先圣贤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至明且笃，时人咸倾慕焉。” 其三 ，罗泽南三十岁时，“取《性理》一书读之，遂究心洛闽之学.”倾心程朱理学。以后的著书几种，《周易朱子本义衍言》、《姚江学辩》、《孟子解》、《人极衍义》、《西铭讲义》、《皇舆要览会》等。罗泽南学宗宋儒，身体力行，确立了思想根基。罗泽南的学生王珍说：“(罗)学识才行为世所罕见，续千载之坠绪，辟吾道之棒芜，倡明绝学，通达时务，斯人为苍生出。”可见对自己老师推崇备至。近人蔡冠洛认为罗泽南书生从军，战死疆场是“由学术醇正立志坚定……故能临难不苟若此”，罗泽南的理学著作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军事理论创始湘军罗泽南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国藩说:“湘军之兴，威振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湘军正是从罗泽南的练勇而来。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军长沙，湖南戒严。王珍开始倡行团练并辅佐知县朱孙治“惩治奸民。”在当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团练组成颇费周折。“团丁悉邻里农人，无由问文书约束。有所审戒，喧闻并进，漫不知有行缀。始分给号衣，群然耻为异服，不肯服。”罗泽南助之，与王珍“日夜编束卒伍，令友人弟子领营哨，亲教之步伐、技击。”李续宾等相继加人进来。1853年1月(咸丰二年十二月) 武昌被太平军攻克，为加强长沙防守，湖南巡抚张亮基调勇至省城防御，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于是始治兵长沙。命罗泽南、王珍等领军三营，仿明戚继光束悟成法，逐日操练。是为湘军创立之始。”6月太平军围困南昌，情况危急，于是湘勇开始走向战场。南昌一战，仓卒组织的湘勇被击溃，罗泽南的学生四人阵亡，罗泽南自身几乎不保，“匿民宅以免。”罗泽南自此一败，垂头丧气。但是曾国藩老谋深算，认为“湘军果可用”。在衡州大治水师战船，编练军队，罗泽南协同曾国藩建立营制，多有臂助。郭嵩焘说:“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依罗泽南、王珍。”湘军是在湘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湘勇影响很大。 军事思想罗泽南将早年所受的理学教育运用到实践中，以理学指导他的行动，这同样表现在军事方面。 罗泽南的治军思想1、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罗泽南认为一个人修养和学识的高低与战争的成败不可分离，上马杀贼的勇气与修身治己的训练是相得益彰的。 因此罗泽南的军队中，读书的风气特别浓厚，曾国藩称其：“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在讲道的过程中，罗泽南培养出了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一批湘军悍将，这些人都是以书生起家，打起仗来异常勇敢，加之又是同乡族人居多，罗泽南在这些人中的领袖地位显而易见，他的部众也乐于与其共生死。湘军在作战的同时，还研讨学问，讲经论道，无疑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提高军队的素质。军队将领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为己任，其作战能力远胜于绿营兵，这与罗泽南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2、严肃军队纪律。在作战过程中，罗泽南很重视军队纪律的整治，他带的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再加上战余时的讲经论道，使军队能够很快团结起来。 罗泽南的战术思想罗泽南是一个理学家。理学家主张“静”的修养，即在任何情况下，临事能守一个“ 静”字，必能扭转危局。有人问他制敌之道，罗泽南说：“ 无他，观《大学》知止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又说“ 熟读《大学》‘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这些话都体现了罗泽南这样一个儒将的制敌之道。 儒家教育独尊理学的教育方针湖南士人有固守程朱理学，热心经世之学的传统，他们一方面注重心性修养，另一方面则讲求实学和经世致用的学风。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罗泽南也潜移默化，在教育思想中处处显示出理学的指导地位。罗泽南认为先王治民，“ 为之小学大学以复其性情”他主张罢黜俗学，因为“俗学不黜，异学不熄，欲求立乎其极，是欲之闽越而趋陇蜀也”。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 复其性情”，而不是简单地学习知识和增长见识，因此俗学都是没有意义的学科，无助于人恢复其本来的善性。这些主张体现了他独尊程朱理学，排斥其他学说的教育思想。 推崇朱熹的教育模式罗泽南在《小学韵语》中写到：“首读《大学》，规模宏远；次读论语，立其根本；次及孟子，观其发远；次及中庸，微妙以揭。”对于这32个字，罗泽南做了更进一步的注解：“朱子曰，我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及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与发人心后，中庸读三书后方宜读之。”由此段话，不难看出罗泽南提出的学习步骤是以朱熹的话为蓝本的，他把朱熹的话概括为32 个字，既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理学家对于四书的重视，同时也继承了朱子的教育思想，肯定了他的教育模式。 注重教育方法的运用1、主张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罗泽南主张知行并进，言行合一，他认为：“ 以平日之所言者，励而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发而为言。”而且，实践才是学习的根本，“ 若徒诵于口耳而不先以躬行，是无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是无根之木，必不能荣其枝叶”。知和行只有结合起来，才能互为促进，相得益彰。罗泽南认为：“ 读四书五经之法，则以体之身心为要。其穷理也，因己之所已知者穷去；其克己也，因己之所最偏者克去。敬义夹持，知行并进，则四子五经之理皆在我一身，使或徇为外人，终无益于实用也。”由此可以看出，罗泽南强调的是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并进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 2、把握幼儿教育的特点，重视启蒙教育。罗泽南认为学习要从儿童期开始，“ 童蒙之年，早立其基”从小学习，从自身的修养开始，长大以后才有可能经邦济世，治国平天下。罗泽南于道光28 年（1848年）在刺史左辉春家讲学时写下了《小学韵语》一书，这本书讲的都是关于启蒙教育，“教人之道，首重发蒙；蒙以养正，是曰圣功”。在罗泽南的幼儿教育思想之中，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其依附于朱熹学说，局限性显而易见，什么“ 臣不二君，女不二夫”，什么“饿死事小，失身事大”等等。但其教育思想并非无一可取，罗泽南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有积极意义的说法，如“ 毋避艰险，毋恋富贵”，教人做事要有毅力，有吃苦精神。如“勿合污世，勿同流俗”，教人要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随波逐流。而且罗泽南对于少儿提出的十二个戒条，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罗泽南还掌握幼儿教育的特点，在《小学韵语》中编进了很多故事，运用故事来讲道理，虽然讲的多是忠孝节义的故事，但这种教学方式的变化，有利于把握儿童的心理，掌握教育的特点，寓教于乐，使儿童易于接受，达到教学目的。 后人评价罗泽南以一个儒将身分活跃在早期的湘军舞台上，他注重自己的理学修养，同时又在事功上有所作为。罗泽南幼年家贫，但他志向远大，早在家乡时就“ 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了诸多弟子，其中包括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一批经世之才，他们后来都成为湘军的骨干将领。罗泽南对湘军集团的创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在理学和教育等诸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为后世流下了很深远的影响。 文献记载[清]（公元一八0七年至一八五六年）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二年，卒于文宗咸丰六年，年五十岁。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由附生举孝廉方正。笃志正学，好性理书。太平军起，犯湖南，率乡勇与战，所向皆捷。积功由训导至布政使。尝言其兵法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语。所属部弁，半属其弟子，李续宾、续宜兄弟尤有名。后援武汉，亲出搏战，中礮卒。临殁，谓胡林翼曰：“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谥忠节。泽南工诗古文，见于各家选本者颇多，著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 罗泽南，字仲岳，湘乡人。十岁能文。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而泽南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即课徒自给，而丧其母。次年，大父及兄嫂相继殁。十年之间，迭遭期功之丧十有一，至二十九岁，而长子、次子、三子连殇。是岁为道光十五年乙未，大旱饥，泽南罢试徒步归，夜半叩门，则其妻方以连哭三男丧期。时饥甚，索米为炊，无有也。泽南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三十三岁，乃补县学生。逾四十，乃以廪生举孝廉方正。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宋儒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旸衍厥旨。其大者，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失，亏辱莫大焉。凛降衷之大原，思主静以研几，于是乎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一卷，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一卷。幼仪不慎，异说不辨，则趣向不端，于是乎宗朱熹而著《小学韵语》一卷，辟王守仁而著《姚江学辨》二卷。严义利之闲，于是乎有《读孟子札记》二卷。穷阴阳之变，于是乎有《周易本义衍言》若干卷。旁及州域形势，而有《皇舆要览》若干卷。百家述作，靡不研讨，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则交通旁推而不离其宗。其后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起广西，乘胜远斗以躏藉湖南，而里中书生多攘臂起，团民壮，捍寇患，死绥踵接而逐之湖外，则泽南之教也。咸丰二年，洪秀全围长沙，县令召泽南练乡勇，巡抚张亮基檄赴长沙。而同乡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奉诏督治团练，亦在长沙。因与泽南讲求束伍技击之法，晨夕训练，湘勇自此始，而太平军之势日以沮。泽南以所部与太平军角逐，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积功累擢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其临阵审固乃发，以坚忍胜。或问制敌之道，曰：“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亦本周敦颐主静察机之说。其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而视东南安危，民生冤苦，如饥溺之在己，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跃，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餽肉饷饭，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屡破大敌，而善以寡击众。乡人化之，荷戈从军，蔚成风气。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傥好驰马试剑，漫事从军以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自来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顾泽南义勇愤发，本之问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云。泽南以咸丰五年帅所部随湖北巡抚胡林翼攻武昌，一日，大破太平军，追薄于城，城上炮如雨，一弹中额，裹创战。归而剧，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病甚不能起，语喃喃皆时事，忽开目索纸笔书曰：“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仰卧，汗出如沈，握林翼手曰：“死何足惜，恨贼未平。愿以兵属迪庵。”迪庵，其弟子同县李续宾字也。语毕而瞑，予谥忠节。著籍弟子数十人，同县王錱及李氏续宾、续宜兄弟尤显名。而续宾久相随，引为贰，遂代将。【这部分出自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第三篇】 同名图书书名：罗泽南 [平装] ~ 谢世诚 (作者) 定价：16.80 出版社: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1月1日) 丛书名: 大家精要 平装: 155页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541536694 条形码: 9787541536694 内容简介《罗泽南》是大家精要系列之一。罗泽南（嘉庆十二年至咸丰六年，1808～1856）字仲岳，号罗山，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亦耕亦读的贫民家庭。他的一生以咸丰二年（1852）为界，前后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罗泽南首先是一个理学家。咸丰二年以前，罗泽南精研理学及经世之学，确立了对理学的信仰，终身奉为圭臬。他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在阐发理学著作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讲学乡里，培养了一大批门生弟子。罗泽南的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程朱理学和经世致用思潮发展变化的情况。 咸丰二年以后，罗泽南投笔从戎，与太平军作战，对湘军的创建和发展起过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成为湘军中少有的独当一面的大将，参与制定了多项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指挥过多场重大战役，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得以秀才的科举功名，战死疆场后被清廷特谥“忠节”。 作者简介谢世诚，1951年生，江苏省扬州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成员。先后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著有《晚清道光、咸丰、同治朝吏治研究》、《李鸿章评传》等，曾获国家最高出版奖，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图书目录第1章 风雨如磐闽故园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 强心针与手术刀 第2章 湘乡苦书生，长沙好秀才 生于末世运偏消 理学后起之秀 第3章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罗泽南的理学、经世致用思想 宇宙观 性理观 伦理一政治观 辩证法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 第4章 湘军中坚 参与创建湘军 凝固剂与稳定器 第5章 “罗忠节” 攻占武汉 顺流而下 坚城难下 回攻武汉 进窥九江 东奔西突 终成“忠节” 结语 附 年谱 主要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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