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炼是南海某家具厂的学徒，2003年南下广东，到2008年打工已5年，2008年9月14日失踪，那一天是中秋节，工厂发给罗炼一盒月饼，他吃了2个、留下2个，并在月饼盒内留下纸条一张：“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28年前，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搅动了一个时代。媒体开始聚焦走失的青年农民工罗炼。

人物简介

失踪事件

个人详细

痛苦之梦

反思

人物简介

姓名：罗炼性别：男

年龄：24岁

籍贯：湖南

出生地：浏阳沙市镇

失踪事件

2008年9月14日失踪时，24岁的罗炼是南海某家具厂的学徒。

外来工罗炼失踪了，他为什么出走，为什么留下这些话语？出走之前，有谁了解他？我们在寻找罗炼，也在寻找答案。

和罗炼一样，成千上万带着梦想的外来工来到南方。作为独立个体，他们渴望尊重，渴望成功，渴望被关怀。但现实将他们禁锢在流水线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才华或许被埋没，他们的思考或许被忽视。有多少人曾经追问，除了工资，他们需要的是不是还应该更多？千万个打工仔中的一个，罗炼，失踪了。我们 寻找，寻找答案。

个人详细

有点“怪”的80后工友

两个多月来，工友、亲人不停地寻找罗炼，只有他身在湖南的老父亲还不知情。他是生是死，去了哪里，为什么离开，还会不会回来？至今成谜。

他不爱说话，有点清高

“我总有一种感觉，他不适合做这行”，28岁的邓丰如是罗炼的师傅。今年3月，罗炼被三姐夫朱建锋介绍到厂里，跟着邓丰如做学徒，每天负责为家具上漆。

油漆工是个耗时间也要体力的工种。譬如为一个两扇门的衣柜上漆，“喷少了色浅，喷多了太重，两边还要均匀”，流水线作业外，还要将家具搬来搬去。到家具厂前，三姐夫征求罗炼意见，说工作很苦很累，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但罗炼接受了。

身高1米73左右的罗炼略显单薄，“他刚来时很多东西搬不动，说过很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邓丰如觉得这个徒弟有点怪，“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从来是问一句答一句，不问就什么都不说”。

邓丰如说“我是他师傅，年纪也差不多，从来没把他当徒弟看，可就是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同住的工友也说不了解罗炼，“他从不肯主动和我们谈话，有点清高”。有人觉得罗炼很幸运，在家具厂有七八个老乡，但不善交往的罗炼却显得“不合群”，甚至有点孤寂。

罗双归算是和罗炼谈得来的工友。工厂今年9月搬迁前，10人同住的宿舍里，罗炼分在靠门一张床的上铺，罗双归住在对铺，又是罗炼的“师兄”（跟同一个师 傅）。在罗双归的印象中，半年来罗炼只主动说过两次话，一次是问出师后每个月能赚多少钱；另一次是说自己以前跑地产时，踩着单车跑业务，一个月把车坐垫都 磨烂了。

他看的书之乎者也，工友不懂

罗炼的“不合群”不仅是话少。

“他很爱干净”。工友们说，每天上工，油漆会洒上工衣、手脸和头发，时间久了衣服前襟各种污渍颜色混杂，手指间也是驳杂的油漆，不少工友懒得洗就直接去吃饭，“他不会，一下班就会去换衣服洗澡”。

工友们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半左右下班后，是一天难得的放松时间。所谓放松，“一般只有聊天和打牌”，罗炼却习惯烧些热水，边泡脚边看一本厚厚的《庄子》。

“他的书我们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同住的工友邓彰合说，他曾翻过几页罗炼看的书，觉得太过深奥并不喜欢。他称工友们平日看的多是小说和杂志，工厂所在地较偏僻，能借到买到的书不多，“罗炼也找我借过书看，易中天的《品三国》，他看得比我还快”。

工友们下班后也会凑在一起闲聊和打牌，玩麻将、斗地主，罗双归说这些活动罗炼大部分不参与，有时在一旁看也不做声。刚搬到新厂时，厂里活计少工人们常休息，罗炼也曾打牌，但仅有的几次都非常谨慎，“手里的牌没赢的希望，绝不拿底牌”。

他不爱上QQ，手机里没几条短信

同厂的工友放工了也学着上网。绰号叫“黑牛”的工友说，一帮老乡在QQ上互加为好友，找MM聊天、在网上斗地主，罗炼有时也上网，但他的QQ半年没上线，号码也没老乡知道，“要么看电影，要么在网上看小说”。

夜里工友们聊天，话题常常会谈到女人。工友开玩笑说“厂里没女工，这里是‘和尚班’”时，罗炼从不插嘴，偶尔玩笑开到他头上，“他会很认真，总说‘你们别再说我了’”。

工厂的生活简单而枯燥，手机也是工友们与外界接触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罗双归说，今年有几个工友换了手机，工作间隙开始流行玩一种叫“华容道”的手机拼图游戏，“我是最快拼完让曹操脱险的，可罗炼弄了一晚上都没搞定，有人还笑他”。罗双归还记得，“罗炼很认真，专门找木板做了个拼图，花了一个月时间，一下班就练”。

邓彰合说，工友们无聊时很多用手机和网友聊天，罗炼则不然，“他手机里没几条短信，只存着3个姐姐的电话”。据说，罗炼的手机款式很老，“存的歌也是《夜来香》什么的”。

尽管被工友们觉得比较怪，但“他至少有时还和我们一起玩”，老乡兼工友罗双归这样评价罗炼。在有的工友看来，罗炼有一帮老乡工友，有个住得离工厂不远的姐姐、姐夫隔三岔五地操心问候，理当不会落寞。

“没人真正了解他”

80后打工仔罗炼的打工生涯不可谓不辗转。他先后到过深圳、珠海、中山、佛山，进过电子厂、制衣厂、印刷厂、咖啡厅，做过保安、油漆工，还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在做房地产接单时，还曾想象着自创企业上市。

罗炼有三个姐姐，大姐和二姐在湖南老家，三姐和三姐夫在佛山高明做生意。姐姐们说，她们都不了解这个最小的弟弟，只怀疑母亲2006年的死对他打击很大。罗炼失踪后，宿舍中留下一本日记，其中撕得仅剩一篇，三个姐姐从这篇日记猜测，弟弟的失踪可能与母亲之死有关。

罗炼2002年高三未参加高考，辍学读职中。2003年被学校推荐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因工作辛苦，后在家人帮助下到珠海一家制衣厂负责发材料，后来再到印刷厂打过工、推销过太阳能，进过咖啡厅做侍应，2005年还做过1年小区保安，去年底跑过地产推销，后来还在中山帮二姐看店不到半年，直到今年被三姐夫推荐去做油漆工。

“他心很高”，二姐罗娟说，弟弟去年跑地产时甚至还写过一份计划，想象着几年后自己开几家分店，甚至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很理想化的一个人，但真正做起来很难”。

罗炼母亲死于2006年，“在老家煤气中毒，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意外还是自杀”，三姐罗蕊说，弟弟平日很少打电话回家。那段时间，却几乎每天给在老家的父亲打电话，“只问吃饭了没之类，一直打了半个多月，我知道他很孝顺，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父亲”。大姐罗雅称父亲当时表示，老伴走了为了儿子也要活下去。

“（家里）没人真正了解他”，罗娟说，或许是母亲过世带来的阴影，或许是家中独子的心理压力，或许是家人对其期望太大，三个姐姐心目中的弟弟已经长大成人，虽还没有结婚，也不知道是否谈过恋爱，“我们从物质上可以帮到他，他的想法方面并没怎么关心。有时也不敢说他，或者不能说得太重”。

独自抽烟喝酒后一去不归

罗炼失踪后，他的家人、工友找遍了工厂附近的超市、网吧，报警并在网上发寻人启事，至今一无所获。工厂宿舍床位悄然易主，他的被褥、书籍被清理后不知所终。在罗炼失踪12天后，厂方贴出通知，称他长时间旷工，因而工厂单方面解除合同。

“看了他留下的纸条，我曾想过他可能会想不开”，三姐夫朱建锋说，周围一带几乎找遍，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找不到他，我父亲算是完了”，大姐罗雅担忧。身在家乡的老父如今还不知情，家人曾找了一个堂弟冒充罗炼给他打去电话。如今年关已近，“往年过年他都会回家，和家人一起团圆”。

痛苦之梦

罗炼，是个文弱内向的男孩，2003年跟随他的三个姐姐一起，相继南下到珠三角打工。罗炼的父亲，在故乡附近的城市寻找打短工的机会。他的母亲，像每一个丈夫和子女在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守在乡间劳作守望的农村妇女一样，在老家种地喂猪，勤勉和俭朴到无以复加。 罗炼个性过于内向，总是默默看书，不爱跟人交往。但这些经历和遭遇，和千千万万翻越南岭后，星罗棋布在珠三角各个工地和工厂的三湘子弟一样，似乎是命运预先设定的人生轨迹，正常到麻木，让人觉得再追问一句都属多余。仿佛只有在出事的时候，才会让人意识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

罗炼天性温柔敦厚的妈妈，未及从她与生俱来的的贤良美德和勤朴劳作中得到一丝一毫应有的回报，就在老家的一个小房间里撒手西去。等到邻居找到她时，陪伴她冰冷的尸体的，是半瓶白酒和一炉已然熄灭的煤火。那时她的四个孩子和丈夫，都还在外面打工，而她刚刚在几天前独自一人度过了自己53岁的生日。

罗炼的妈妈从来不会也不愿向别人倾诉任何痛苦。她总是习惯于默默承受，忍受一切孤单和失望、一切吞噬人心的负面情绪，到再也无法承受时，就会自己悄悄倒下。罗炼的性格，有点像他妈妈。有着一颗敏感而脆弱心灵的罗炼，是如何承受这种遽然袭来的噩耗的，相信这是对他最大的一次打击。

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罗炼在两个月前的中秋之夜，从他打工的珠三角大地遽然消失。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他的姐姐姐夫说，他走得如此决绝，甚至没带走手机和身份证，身上也只有区区几十块零花钱。

让人心酸的是，他的那些同样在外打工的姐姐们，竟然因为害怕大人们的责骂和着急，向所有的亲人们隐瞒了这件事，直到弟弟出事两个月后百般无奈之下才悄悄跟大人们说起。

得知此事之后，想起发生在北京的丈夫拒绝签字致孕妇死在手术台上的事件。那对被命运折磨的苦命夫妻，丈夫是酷爱读书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自有颜如玉的湖南衡阳下岗工人肖志军，妻子是那个甘愿追随肖志军走遍天涯也相信梦想终会成真的湖南邵阳女孩李丽云。后者连同她的梦想和腹中的新生命一起，惨死在异乡的手术台上，前者至今不知道是否已从接二连三的人生噩梦中走出来。

罗炼的命运又与之何其相似，他留下的字条既让人心惊肉跳，又让人黯然神伤：“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和肖志军、李丽云一样，他也有梦想，他试图让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个梦想和周遭的世界是如此格格不入。

和梦想相比，生活是如此残酷，他的手机只有包括他三个姐姐在内的寥寥几个电话号码，他甚至找不到能听他倾诉的人，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姐姐都不了解他在想什么，而他这些远在千里之外未通音讯的表哥们，又似乎跟他处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里。只有在他出事后的报道里，才知道，这个在油漆车间里干活的罗炼居然沉浸在庄子的世界里，难道他试图让哲学来承载他的梦想？！

可是天之骄子的梦想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命运让他再难复制这些人的人生路径。后来他有上大学的机会，毕业时也正好赶上扩招后毕业即失业的大潮，可能正在充当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炮灰。以他内向而敏感的个性，或许会有更大的落差。

而等到他随着打工大潮南下淘金时，打工致富的梦想，也早已渐行渐远。在故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工致富后衣锦还乡盖房开店的佳话，已渐渐让位于天灾人祸频频相连的种种噩耗。

在这样剧烈动荡又希望渺茫的现实中，越是心有梦想而存慧根，想守护着什么的人，越是自绝于这个环境。和肖志军李丽云一样，爱读《庄子》的外来劳工罗炼，其实早已被这列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远远地抛弃在不知身处何处的小站上。

这种痛苦的绝望，比贾樟柯电影《站台》里的北方小县城青年更残酷，因为漫长的打工生涯里，罗炼他们已经习惯了从乡村奔向城市文明的人生路径，更无力摆脱这套外界评判成功标准的世俗逻辑。

3年前佘祥林案发时感叹：对生在农村而喜欢写诗的佘前妻张在玉来说，浪漫是种罪。我想，对身处社会底层“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的罗炼来说，有梦也是种罪，越有梦越痛苦。

甚至又想，对罗炼来说，如果他仅只是在某条山沟里浑浑噩噩地放羊，在某个小城镇里做呼啸来去的小混混，也许不会有这种痛苦……一次春节回乡时，曾亲耳听到有人讨论在珠三角抢劫的经历，那种咬牙切齿的兴奋让人极为震撼。这难道就是这个时代给青年们的出路？

反思

中国农民工群体有1.2亿人，其中进入制造业的占30%，占全国出口加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8%，中国的进出口额11547亿美元，主要靠制造业，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正是农民工，没有这个群体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20多年来，中国农民工为国家经济的迅猛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不享有中心话语权，他们所做的贡献往往被社会所忽视)，但农民工自己却受惠不多，犹如他们在城市建起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最终却必须离去，让别人来享用。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外来工合理的工资报酬权屡屡受到用人单位的侵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外来工虽然从事的是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二是加班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资。

近年来，国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命案，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甘肃民工王斌余杀四人案不过是最新一例。

除了拖欠工资外，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害还表现在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超时疲劳工作现象十分严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职业病和工伤频发。2002年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有关资料显示，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工每天工作8小时或以下的仅占三成，其余七成超过8小时，10-12小时者占3成多，12-14小时者占四成多，每月没有休息日者竟占到四成七。同时，他们加班并不一定能拿到加班费，因为一些经营者把加班当成了盘剥农民工的又一手段。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外来女工的工作疲劳度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对来说，国有企业的女工工作最轻松，只有3.8%的人认为“非常疲劳”，觉得“比较疲劳”的也不到三成。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外来妹工作最辛苦，六成多的被访者下班后觉得“非常疲劳”或“比较疲劳”，比国有企业高出三成。

出人意料的是，有调查显示，许多工人还是想加班，常见的说法是，“因为不加班工资很低”，由此可见，雇主把单位时间的劳动报酬压到最低，迫使工人选择用加班形式多挣一点钱。此外，对工人封闭式的管理把各个工厂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工作之外单调而贫乏的业余生活，使他们能够忍受加班的疲劳。

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的心理特征正像边缘性人格障碍症患者一样，现实对欲望的无法满足带来了他们对现实的愤怒，农民工在对城市、农村双向逃避的同时，也有对城市、农村的双向对抗，如对现实社会的反感、不满及敌对情绪，背离传统道德，代之而起的是欺诈、行骗、及时行乐等极端个人主义等。这一观点似乎在对农民工犯罪问题上得到了回应。

学者呼吁，应给予农民工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强其耐受、应付和摆脱紧张处境的能力。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管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根本解决之道：让农民成为市民

“外来工现在考虑最多的不是工资多赚100元还是少赚100元。2001年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每月800多元，东莞的外来工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数字，”刘开明说，“如果外来工在城里可以过上小日子，孩子可以在城市上学，家人能够在城市团聚，能够在城市里看病，能够获得各种社会保障，可以在城市安定下来，这个意义远比多赚一两百元工资要大。”

“如果阿星与他的父母、姑姑住在一起，就有一个社会支持网络、制约系统，阿星就不可能杀人。遗憾的是，阿星的父母在深圳工作了十多年，仍然不能在深圳定居，社会体制不能给他们稳定感。”

社会学家们的调查显示，由于农村依旧贫困，返乡的外来工大多数仍然会寻找机会外出打工，打工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但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定居下来，于是，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并随着民工潮的涨伏而钟摆式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由于个人能力、受教育程度、综合文化素养、发展机遇、勤奋程度、职业性质而产生贫富的不均以及收入的差异，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如果贫富悬殊与身份差异是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就是社会的不公正。”

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目前，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障碍。

城市不是农民工的家，他们当然也不会全身心地爱护这个不是家的地方。各种犯罪和不文明行为就是农民工过客心态的体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据，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穷的农村地区，只接受过初中教育且年纪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82%的人到了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和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仅广东就占47%，主要分布于制造业(30%)，建筑业(23%)，社会服务业(10%)，住宿餐饮业(7%)，批发零售业(5%)。他们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以上。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6515亿元人民币，外贸进出口总额11547亿美元。而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主要是密集于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外来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