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 |
| 释义 | 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历史学副博士，副教授，高级研究员。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造诣颇深，先后出版200多部著作。维亚特金博士的中文功底也十分深厚。五十年代初他曾参加苏共中央交办的《毛泽东选集》1-4卷的俄译任务，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有着深刻的了解。 中文名：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 别名：维亚特金 国籍：俄罗斯 出生日期：1910年3月6日 逝世日期：1998年9月日 职业：文学 语言家、汉学家 主要成就：翻译《史记》 成就维亚特金1910年3月6日出生在瑞士巴塞尔。十月革命后随父母返回俄国。维亚特金博士汉学研究的最大成就是翻译《史记》。他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对他了解中国史学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当数他对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术访问。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维亚特金博士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半年多。在此之后，他确定了后半生的奋斗目标——把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最早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部翻译成俄文。从此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将汗水浇灌在翻译《史记》这项巨大的工程上。他拟定把《史记》130篇文章译为九卷俄文本，从着手准备到第一卷出版整整用了11年(1961—1972年)。1998年9月，这位以毕生精力从事汉学研究、36年不懈翻译《史记》的俄罗斯老人去世了。他生前已完成七卷，其中第一卷和第二卷是由他和塔斯金合译的，其余5卷则由他一人完成，每卷正文前都写有序言，介绍本卷的内容和要点及世界各国对这些文章翻译和研究的情况，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史记》俄译本的序言篇篇都是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他所作的注释为俄罗斯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史、研究《史记》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老人去世时《史记》还有30篇文章尚未译完，接下来的工作将由他的儿子阿纳托里·维亚特金和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卡拉佩季扬茨教授共同完成。维亚特金去世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为了纪念这位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的汉学家，特别出版了一本专集。专集由他的儿子阿纳托里担任编辑，书中收录了俄罗斯一些著名汉学家纪念他的文章，发表了他翻译的《史记》译文及学术著作的书目、他的自传及部分诗作。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维亚特金博士曾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半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如范文澜、侯外庐等。30多年来，他仍念念不忘同我国“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结下的深厚友谊。他的书柜里一直摆放着顾先生的全家照，甚至连顾先生子女30多年前送给他的纪念卡片都还完好无缺地保存在他的卷宗里。1993年是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他曾特意委托我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联系，商讨有关他所保存的顾先生的手稿的问题，并且在俄罗斯发表文章缅怀这位已故的中国学者。 生平1939年从远东大学毕业，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维亚特金博士在军队和地方从事汉语教学和翻译工作，历任军事外语学院、莫斯科东方学院、国立莫斯科大学教员。1949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从华盛顿会议到日本侵占满洲时期的中英关系(1922～1931)》。 1951年获副教授职称。 1957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 1956年起在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并担任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副所长，汉学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合并后担任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他多次参加国际汉学家代表会议，包括1957年在马尔堡，1958年在帕多瓦。1965年在利兹召开的第十、十一、十七届国际中国学家大会。 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 1964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 1981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等。他还参加了第五、六、九、十二次“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并分别做了题为《中国展开的一场新的思想运动》、“论中国历史科学的现状问题”、“关于现代中国论述司马迁著作”的报告。 1977年11月在“苏联中国学的迫切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英、美、日和其他国家主要的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选题和计划。 维亚特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造诣颇深，先后出版200多部著作。维亚特金博士的中文功底也十分深厚，五十年代初他曾参加苏共中央交办的《毛泽东选集》1—4卷的俄译任务，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有着深刻的了解。 作品《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英帝国主义》(《太平洋研究所学术论丛》第3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的英国帝国主义》(《东方学研究所简报》，3，莫斯科，1952年)；《中国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1962年)；《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中的几个问题》(《历史问题》，莫斯科，1963年，合著)；《〈史记〉和对它的研究》(《亚非人民》，莫斯科，1964年第4期)；《回忆录和信件中的孙中山》(《亚非人民》，莫斯科，1966年第6期)；《中国学》(莫斯科，1967年，英文版；1969年，俄文版)；《论中国历史学家刘知》(《历史语文学研究：纪念康拉德院士75岁诞辰论文选》，莫斯科，1967年)；《司马迁的世界观和历史方法(文学典型)》(《中国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学》，莫斯科，1968年)；《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初期阶段》(《第二十届国际中国学家大会上的报告》，莫斯科，196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莫斯科，1971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莫斯科，1971年)；《论中国史学的传统》(《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传统的作用》，莫斯科，1972年)；《司马迁的〈史记〉》 (第1卷，莫斯科，1972年，合著前言，合译并注释)；《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1973年)；《刘勰的史学观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莫斯科，1974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的某些问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孔”运动》(《亚非人民》，莫斯科，1974年第4期)；《班固——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1975年)；《盐茶条例(中国中世纪社会经济史)》(1975年，主编)；《中国中世纪史学里的危急趋向》(《中国的传统和现代》，莫斯科，1976年)；《刘知的一封辞职信》(《中国：历史、文化和史学》，莫斯科，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莫斯科，1981年，该书主编之一)。 评价维亚特金博士极为崇尚司马迁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他正是以司马迁的精神进行着异常艰巨的翻译工作。他在每卷正文前都写有绪言，逐次介绍本卷的内容和要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这些文章翻译和研究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这些绪言都是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正文的后面附有俄文和中文的人名、地名索引，以及有详有简的术语索引。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感动。维亚特金博士通晓多种文字，除了翻译工作外，他还特别注意世界其它国家学者对司马迁的研究情况，同他们进行交流，并不时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俄罗斯科学院《古代历史通报》上。 由于年事已高，身体超负荷运转，维亚特金博士工作起来颇为吃力，不得已只好牵劳家人。他的一子(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从事亚洲人口研究)一女(在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非洲史研究)在工作之余帮助父亲做一些技术性校对，夫人柳德米拉·安德烈耶芙娜·巴拉巴什则是他的主要助手。当年他们是大学同学，维亚特金在东方系，巴拉巴什在化学系。他夫人退休后，除了每天操持家务外，一直担任维亚特金博士的打字员。可以说，《史记》俄译本浸透了维亚特金博士一家两代人的心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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