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卢叨(1915～1993年) 乳名成南，曾化名卢在祥、王祥、荡波。广东潮安县意溪西都村人。民国21年(1932年)在广东省立第四中学（即潮州金山中学）读书时，曾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反蒋宣传活动。民国22年冬初中毕业，参加中共潮澄澳(后改“潮澄饶”)县委领导的游击队，负责《红潮》报、《红潮画报》刻写印刷工作，次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史籍记载

相关事件

历史评价

史籍记载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以后，闽粤赣边游击区的形势和全国一样迅猛发展。5月中下旬，粤东大埔、梅县、五华、兴宁等县先后解放，闽西国民党军政长官傅柏翠、李汉冲、练惕生和武平、上杭、永定、龙岩四县4100多人起义。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决定抽调粤东第十三团、韩江干校第二期学员和在大埔角的闽西南行政干校、财经干校学员赴闽西参加接管工作。那时，我在韩江干校担任学习指导员，所以，也跟随接管队伍北上闽西。

6月中旬，我们到了永定县城。我和黄河一起被调到闽西南联合司令部工作(黄河是我高中、厦

大的同学，也在韩江干校担任学习指导员)。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是6月3日在永定县湖雷刚刚成立的，卢叨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和副司令员李仲先、参谋长吴扬三位领导率领十三团、十九团、二十一团到闽南开展游击战并建立乡村政权。从此，我开始和卢叨同志朝夕相处。

卢叨同志是广东潮安县人，说话有一些潮州口音，瘦高个子，30多岁，看上去身体不大好，但两眼炯炯有神，束一条腰带，挂一把短枪。行军时，背一只黄皮的小公文包，支一根木棍做手杖。他腿长，走得快，我常常看见他的小警卫员要小跑跟着他。他待人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我们常常在行军中、在宿营地闲聊，特别是在平和县大坪战斗和九十九岽战斗以后，我对他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7月初，我们的部队进入了平和县。我们首先摧毁了大坪、小坪、下寨乡公所。4日，和保二团、保三团在大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那天，我正在大坪圩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前线，向山头阵地送茶水、饭菜，并从阵地抬下伤员救治。卢叨同志从阵地上下来看见我和黄河，对我们说：“呀，你们在这里，你们最好到前线去看看，写一些战斗新闻。”我俩很兴奋，就跟着他爬山，一边走他一边给我们介绍敌我双方的战斗情况，很快就到了山上的指挥阵地，我们站在卢叨和吴扬同志身边看他们一起指挥战斗。

下午5点多，骄阳西斜，光芒直射敌军阵地。我指挥部发出总攻命令，部队排山倒海似的冲向敌军阵地，敌人四散奔逃。我们一直看到整个战斗结束才下山。这次战斗，打垮了保二团一个营、保三团一个连，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缴获一批武器。

晚上，我们又跟着卢叨同志重上山头去帮助部队打扫战场。我们借助几支手电筒：寻找失踪、受伤的战士，收拾失落的抢支子弹，通过手电筒的光线，我清晰地看到一块石头上留着一大片战友鲜红的血迹。它印在我的心坎上，50多年了至今不褪色。

战斗结束后，卢叨同志要我们编印出版油印报。我和黄河从几个团收集了许多材料，并从十三团调了两位刻蜡版和油印的同志到司令部来，不几天就出版了一期对开四版的《战斗报》，卢叨同志看后高兴地连连点头称好，他的喜悦给我莫大的鼓舞。

7月下旬，我们在平和奥杳周围几个村子宿营。一天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我们还点着油灯，刚刚吃完早饭，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转移。突然听到村外一阵密集的枪声，我们马上意识到战斗在村里打响了。卢叨同志背着行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招呼大家镇静、不要乱，从屋后撤退上山。我和黄河背上行囊、米袋，还顺手提了一些其他同志难以带走的物品，冲出后门往山上爬。我们没有停歇，一口气爬上了山顶。这时，我抬头看见，卢叨同志已经到了山顶，站在路边指挥撤退。后来，我们在山顶找到一块草坪坐下休息。卢叨同志慢慢走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他告诉我们，胡琏的部队从江西溃退到闽西，又到闽南，这几天一直在追寻我们联合司令部，昨天派密探到我们司令部住的村子里来，被我们抓住了，但是，没有料到敌人今天一早就摸到村子里来了。

那天清早敌人进村以后，首先和十七团的部队遭遇。十七团立即控制了制高点进行阻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凭着优良的装备不断向我方阵地冲击，但都被我军打退。后来，我援军赶到，山头阵地更坚不可摧，敌人终于丢下十几具尸体向南逃窜了。这就是奥杳战斗，我们的阵地所处的山头叫九十九岽。

卢叨同志没有指挥这次战斗，他率领我们联合司令部机关和接管人员安全转移，我们向九十九岽战斗的相反方向后撤。下山时，山很陡，往下看没有路，也没有树，没有灌木和石头，一二千米的山坡全部覆盖着清一色的二三尺高的青草，绿油油的一片，在夕阳斜照下闪闪发光。怎么下山呢?开始，卢叨同志也和我们一样，一步一步往下跨，警卫排的同志和通讯员跟在他周围，有的拉他的手，有的扶他的身子。但是，走得很慢，落在我们后面了。后来，他看见我们像溜滑梯一样坐着从山上溜下来，既快又省力气，于是也甩开了警卫员和通讯员溜下山来。大家歪歪扭扭很快到了山麓，爬起来拍拍屁股，呵呵大笑，卢叨同志也天真地笑起来，我看见他和我们一样，上衣裤子都擦上一片一片绿色，有的地方都擦破了。

晚上，我们驻进了平和县芦溪。我们累了一天，浑身酸痛，衣服都湿透了，磨破了，很想好好地休整一下。然而，刚吃完晚饭却突然接到紧急命令，马上出发。

我们又跟着卢叨同志一路紧急行军，没有停歇。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没有打火，只能跟着前面的黑影前进，有时实在困了就闭上眼睛一边迷糊一边走，碰上一个沟坎会忽然惊醒又继续前进，但不会跌倒。在那个日子里，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时刻刻对我们都是锻炼和考验，卢叨同志就是我们的榜样。

天亮以后，我们才知道到了永定县的象湖山，已经在芦溪西面几十里了，把敌人甩掉了。

在象湖山，联合司令部作出“化整为零”的重要决策，领导机关全部人员分散、隐蔽，可以下部队，也可以请假回家，任你选择。

我在卢叨同志的房间门口遇见了他，他问我：“怎么考虑?”我已经和黄河商量过了，所以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下部队!”他笑着鼓励我：“对，下部队去锻炼好!”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不会很久的！”随后，我和黄河就到十七团政治处报到，下午就跟着部队急行军向广东省大埔县方向转移。

9月1日，龙岩解放，我跟着十七团进了龙岩城。9月4日，闽粤赣边区党委、闽西南联合司令部率领部队和接管团工作人员3000余人，举行声势浩大和庄严隆重的仪式进入龙岩城，并在中山公园举行了几万人参加的“庆祝龙岩解放军民联欢大会”。9月5日，我和黄河又奉命从十七团回到了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我们正想去找卢叨同志，但听说，卢叨同志马上要去闽南了，我立刻紧张起来，心想：“怎么没有通知我们呢?”后来，终于找到了卢叨同志，可是他说：“组织上研究，你们是广东大埔人，留在闽西分配工作!”我们一听，着急地说：“我们都是厦大地下党员，因地下党组织被解散，党籍还没有解决，希望能回到闽南去工作，更有利于解决党籍问题。”卢叨同志对我们非常同情，非常关心和爱护，他点点头叫我们不要着急，他去和范元辉同志(联合司令部政委、闽西地委书记)商量一下。

下午，卢叨同志告诉我们，组织上同意我们到闽南，马上跟着他和十三团等部队一起出发。

我们沿着漳龙公路向闽南进军。虽然是沙土路，路面坑坑洼洼，但是，比起我们原来走的山路、小路、夜路，那真是好多了，所以，走起来感到非常宽阔和舒服。一路上我们跟着卢叨同志边走边说，海阔天空，他讲到他的家庭也讲了他参加革命的故事，轻松愉快，一点不感到疲乏。卢叨同志1915年出生在广东省潮安县意溪镇西都村的贫苦家庭，祖父、父亲那一辈都没有读书。他从小聪明，会读书，1931年考入著名的潮州金山中学，秘密地接受党的教育，1932年12月参加工作，1933年离校上山打游击，开始刻蜡版、搞油印。他的这段经历和我们当时做的差不多。后来，他跟着游击队从潮汕地区转移到闽南乌山。1936年，党内开展肃清社会民主党，错杀了不少干部，他也被诬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被关了30多天，差点被杀了。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辗转在闽南和潮汕地区打游击。1940年任闽南特委副书记，1942年任特委书记，当时住在平和，漳浦交界的三角坑。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占领了三角坑，特委机关保存的十三担半文件和10多支抢都被抢走。卢叨同志躲在狮头山背后的石洞里26天，群众冒死上山给他们送食物，藏在山上的“金斗瓮”(放置死人骨头的陶器里)里，才使他们没有饿死。1947年闽南特委在乌山重建闽南支队，加强武装斗争，卢叨任政委。支队成立一年作战150多次，打出了一片新天地。1949年1月闽粤赣边纵队成立，闽南支队编入主力部队，有700多人。

我们跟着卢叨同志在漳龙公路上断断续续走了将近10天，9月中旬到了南靖县的龙山。这10天的路程对我来说，是行军，更是学习、锻炼和接受教育的过程。卢叨同志十几年艰苦卓绝的游击队生涯和对党无限忠诚、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铭刻在我的心坎上，也成为我永不忘怀的经历。漳龙公路从沙土路、柏油路、水泥路到高速公路，经历了50多年的沧桑巨变，但我不论什么时候经过这里，都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当年同卢叨同志一路行军的情景。这些深沉的记忆，使我怀念卢叨同志，怀念老战友，使我不断地用他们游击战士和共产党员高尚的形象来鞭策自己。

19日漳州解放，21日，卢叨同志进城会见三十一军政委、漳州市军管会主任陈华堂。根据福建省委和十兵团的决定，卢叨同志任龙溪地委书记，漳州市军管会副主任。24日，我和黄河接到卢叨同志的通知进城到军管会报到，后来被龙溪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明轩同志留在《漳州电讯》社工作。

解放初期，百业待兴。卢叨同志公务繁忙，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他。我和黄河有时在闲聊时会讲起在游击队时的生活，不免流露出一点对他的思念。我们想去看望他，但是，他住在哪里呢?有没有在家呢?有没有空呢?……诸多问题又把我们难住了。

一天傍晚，编辑部的同志们都外出去散步了，我一个人留在编辑部写日记。突然，卢叨同志高挑的身影跨进编辑部来，我正惊愕中，他已经看见了我并笑着向我走来说：“哎呀，杨涛，你在这里呀!”我赶紧上前和他握手，还来不及讲话，跟着他进来的高明轩同志就急忙向他介绍说：“你们认识吧，他是我们的编辑。”卢叨同志笑笑说：“哎呀，在山上时我们天天在一块儿。”他又转问我说：“怎么样?这里工作好吗?”我回答说：“这里有很多厦大的、游击队的同志，工作都很顺利。”他说：“我到报社来看看，随便走走，没什么事，你忙吧，你写你的。”随后，他就和高明轩同志走了。

他走后，我在回味刚才一霎那的会见，脑海里泛起在游击队时和卢叨同志朝夕相处的一幕幕场景，仿佛是昨天的事，如影历历。人都是这样：天天在一块儿不觉得什么，一旦分开了就会觉得珍惜、会思念，而且，日子越久，越会觉得深沉。那天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卢叨同志。后来，我调回部队政治部工作，肃反运动中又挨整、受错误处理，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顺心。卢叨同志到中央马列学院（后为中央党校）学习，几年以后又调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工作，我就没有见过他。但是，每次听到他的名字，听到关于他的传闻，我的心里都会撩起对他的一阵怀想。

1959年8月，党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以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揪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福建省把江一真、魏金水、卢叨等同志对1958年工作提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反对三面红旗”、“追随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活动”，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被撤职下放基层劳动。我感到很不理解。我觉得这些老红军、老革命、老领导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几十年革命斗争，怎么可能成为反党分子呢？特别是卢叨同志，我在山上和他一块儿生活过，风餐露宿，出生入死，亲身感受过他高尚的品格和谦和的作风，更不相信他会成为一名反党分子！

后来我听说，卢叨同志被下放到福清海边的江镜农场去当副场长，参加体力劳动。他和农场工人一起推板车，收割稻子时捆了400多捆稻子；深夜12点到凌晨3点，在暴风雨中抢修海堤；抢修房子时一口气挑了100担黄土……我感到他劳动太繁重了，太辛苦了，对他太不公平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任它不住地流。

1962年，党中央虽然给绝大部分“右倾机会分子”平反了，卢叨同志也平反了，但是，过不了几年，1966年又来了“文革”风暴，卢叨同志又首当其冲被作为“五界之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被关在“牛棚”隔离审查。我心里真的很为他愤愤不平。但是，在那个日子里，刘少奇、邓小平、叶飞尚且被凌辱、被打倒，有什么话说呢?

那时我听说，卢叨同志精神状态还不错，能够坦然面对残酷的斗争。有一位领导同志和他关在一起，听说造反派要给他戴高帽游街，心里很害怕。卢叨同志劝他说：“有什么好怕的?游街就游街，现在就是叫我脱裤子我也脱，还能怎么样?”但是，那位领导同志还是接受不了，当天晚上自杀了。

1975年春，建阳县麻沙溪洪水暴涨，我到麻沙溪防洪，抢救漂木。公社干部和我经过溪边的莒口中学时告诉我：“1970年，省革委会就在这里办学习班。原省委领导范式人、许亚、梁灵光、林修德、侯振亚等都在这里受审查，卢叨同志也在这里。他们清早都在溪边刷牙、洗脸，洗衣服，夏天还在溪边洗澡。晚上，有时可以听见怒喝叫骂的声音，搞到深夜才停止。”

我对这些领导同志被审查、批斗，都深表同情，而特别对卢叨同志感到格外不平。他既不是省级领导，为什么抓“江魏反党集团”、审查批斗省级领导干部时，他都被作为“省级干部”对待、都有他的份呢?真是莫明其妙!

提起麻沙这个地名，又使我想到卢叨同志写的一首诗：

我与韦立

（一九七二年）

红绳千里结缘时，

同谱一曲长相思。

雨打芭蕉叶持叶，

风摧柳树枝扶枝。

一下江镜农场地，

二上建阳麻沙溪。

海誓山盟心相印，

任凭南北与东西。

“文化大革命”和残酷的政治斗争摧残了多少美丽的爱情和幸福生活，今天有些年轻人可能永远都没法想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下，卢叨同志又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后来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那时，我们工作都很忙，也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直到1989年1月，原闽粤赣边区的老同志在华侨大厦聚会纪念闽粤赣边纵成立40周年，我才又一次看见了卢叨同志。我高兴地上前和他握手，告诉他：我已于1980年恢复厦大1948年的党籍，1982年平反，1984年到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这已经是迟到好几年的消息了，他听起来好像还非常新鲜，高兴地说：“好，好，很好，就是拖的时间太长了!”我想，他大概想起，1949年9月在龙岩时我就请求批准我跟他回闽南工作，以便争取早日恢复党籍。谁能料到整整拖了40年才如愿以偿啊!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卢叨同志，直到他1993年11月逝世。2003年9月，我带领20多位原闽粤赣边区老游击队员、老地下党员到云霄县乌山，参加“闽南乌山老游击队员之家”落成典礼，我们在峥嵘的岩石山上，瞻仰了卢叨同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住过的石洞、茅草棚，并在他的墓前合影留念。

卢叨同志在我心中塑造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形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一个有水平、有才能、有高尚道德情操的领导干部形象。他像巍巍高山令我敬仰，我对他的怀念也像江河一样碧水长流!

相关事件

坚持乌山斗争

1937年7月16日，在国难当头，举国上下奋起抗击日寇之时，在漳浦县，发生了国民党驻军157师将闽南红三团近千名指战员包围缴械的“漳浦事件”；同日，在诏安也发生“月港事件”，云和诏县委及属下五个区委领导12人全部被捕牺牲。闽南的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乌山的革命斗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了恢复云和诏县委的工作，这年冬天闽粤边特委决定成立云和诏特区工委，委派卢叨担任书记；1938年1月，卢叨担任云和诏县委书记，他依靠乌山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抗日救亡、发动群众任务，不久后又转入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1947年春，中央指示要在华南创建闽粤赣边解放区。那时闽南的游击队已分散隐蔽多时，要从哪里重新组建部队呢？卢叨和闽南特委副特派员陈文平等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乌山这个革命老根据地。于是，卢叨同从菲律宾回来的王汉杰等同志到乌山西山岩成立起闽南支队，并且在次年的1月8日，组织了一次很漂亮的坪坑伏击战。

反对极“左”思潮

全国解放后，卢叨担任第一任龙溪地委书记，进了城，工作变了，生活改善了，但他仍把乌山人民装在心中，时刻关心老区人民的疾苦。

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好些地方大放“卫星”，高唱“跃进”，卢叨没跟着赶浪潮人云亦云，而是来到到乌山乡村，认真做调查研究，了解民情。

有一次，他在一个乡里调查，看见许多人排着长队，等着钟响好吃大锅饭。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位老阿姆，指着卢叨痛骂：“阿叨，你这个死囝仔！我活了这么老还没有听说过吃饭要排队，还得等敲钟才能吃。‘公家’，‘公家’，什么都要‘公家’，可是‘公家’养的猪像狗一样瘦。”

老阿姆的指责，像一把利剑深深刺痛卢叨。他看着乡亲们过着如此清苦的日子，心比刀割还要难受。于是，他拿出当年对“肃社党”的态度，讲实话，将基层情况如实反映给省委，省委领导要他向群众宣传解释做工作，他便立即在干部群众大会上用本地话做报告：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中反复强调：共产党人，不可用行政命令压服群众做这做那，农民群众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解决温饱问题。

不久，反“右倾”斗争开始，卢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重要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农场养猪养鸡、搞基建。但当时听报告的老区群众则说：“阿叨真话直说，没有变！”

1993年11月12日，卢叨与世长辞，之前，他郑重选择了乌山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12月2日是卢叨骨灰归葬乌山的日子。当灵车缓缓驶进松门时，火铳、管乐齐鸣；站在大路两旁的群众齐刷刷地下跪迎接灵车。一时间，车上车下哭声一片。

历史评价

卢叨从乌山走来，又向乌山走去，他将自己的全部融入乌山的怀抱！